曾几何时，北京鸟巢上空诱人的焰花瞬时即灭。眼下，世博又以烟花歌舞、百馆千姿打造的“盛世奇观”。然而，上海世博如同北京奥运上空耀眼的烟花一样，不过是当政者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表面上的风光彩头无法掩饰幕后的危机。近来，短短的一个多月内，五起校园凶杀案件，砍了32个小孩的血腥新闻竟然也能被“和谐”屏蔽。因为大上海正在召开一个仅仅烟花就放了上亿的“盛世奇观”，它需要稳定，需要涂脂抹粉、需要歌功颂德。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国家的“公权力”还有一点人道的底线吗？

此据国内媒体多家报道：2010年1月12日下午，贵州省安顺市关岭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在处置民事纠纷时手指一方当事人郭永华，右手掏手枪，嘴里说出 “跪倒，否则我毙了你！”。对方回了一句：“我没有犯法，你不敢开枪。”于是枪机朝郭永华的头部抠响。郭当场倒地，堂弟郭永志上前施救，张磊朝着郭永志的腰背正中又开了一枪，后再向其后脑开枪。在张磊第二枪打响之前，有村民大声呼喊，“这个人还可以医，赶紧送医院。”张磊用枪指着上前查看的村民说，“谁敢把他送到医院，我就把谁崩了。”于是，死者郭永志右腿膝盖被击穿后，匍匐爬行时头部又中枪殒命。至此，两俱尸体躺在鲜红的血浆里。事后竟被当地官方解释成，这一“优秀警察”“经验不足”。由此以来，2010年当红网络的最流行语言是：“跪倒，否则我毙了你！”已经成为“枪杆子生出的公权力”的现实注释。在贵州“开枪门”事件中，公民看到警察扳开的不是枪机，而是权力滥用的闸门。于是不少网民因害怕“优秀警察”“经验不足”，而发出“珍惜生命，远离警察！”的预警告示。这种警示说明，民众对完全丧失了伦理底线的“公权力”的恐惧和如今“和谐社会”人道环境恶劣的无奈。

社会环境的最基本价值就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环境就是人道环境。人道主义思想自古有之，其基本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人，人人都应平等相待、互相尊重。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中文译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欧洲17、18世纪的启蒙学者对人道主义加以理论化。人本主义无疑就是一个人道主义。人道环境就是人本主义的，而非共产党主张的“以人民为本”。因为人与人民不能等同，人泛指所有的人，而共产党意识形态里的人民，是大多数人，不包括外国人、政治敌人和法律罪犯，因而它就会不平等地对待少数人。人道主义，在本质上是以人的利益和价值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它所蕴涵着的不仅限于在对待人与人的态度和行为上，同时也表现在政府对待公民的态度和关系上。人类理性是人类文明的动力，所以人道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去肯定人类自我尊重的理性力量。人类告别旧文明走向新文明的标志，就是人类“类意识”的觉醒，即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轴心，“人都是人”的相互肯定与尊重的意识提升。在这样的文明形态中，必然要以人权至上、社会民主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念为灵魂。

然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依赖强化权力本位维护社会秩序的文化社会。中华民族在自己漫长的文化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一套庞大而严密的封建大一统道德文化体系。在这个道德规范和文化体系中，中华文化有自己的道德理念、价值原则、人伦秩序、行为规范和文化语境。中华民族所故有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一向起着支撑传统社会秩序的合法性，维系着它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精神世界历久不变的同质性和稳定性。自从中共建制后，“共产主义理想”全面、深入、无所不在地控制了中国大陆的社会精神，蔑视人道的“阶级斗争价值观”，解构了中华传统的道德理念、价值原则、人伦秩序、行为规范和文化语境，垄断了社会文化的所有语话权，成为全民族的行为准则、社会规范和国家原则。自此以后，饮黄河水长大的中国人，从小就读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课本，接受“红色记忆”灌输，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最终狂热地走向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革命”的深渊——“十年浩劫”。

共产理想与人道主义是无法共融于社会观念中的——因为共产理想并不施以人道的标准，它似乎是要以牺牲自我的人权为前提以追求大同的目标，以牺牲现实的人道为前提争取将来的“全人类解放”。因而，它“革命”的出发点并不以人道的观念来对待生命，甚至往往以放弃对自身的人道尊重为代价来祭祀理想主义的光圈。世界共产主义实践，已经充分印证了这种以理想为旗号要求人们放弃个人权利、压抑个人欲望的道路行不通。

当下，官方一方面仍旧灌输人民早已厌烦了的“红色记忆”；一方面却在向人民示范“一切向钱看”的非人道主义和政策性诱导社会急功近利，让人们在一个贪污腐败，无贿禁行的现实世界中“八耻八荣”。于是社会上贩毒赌博、欺骗拐卖、毒米假药、疯狂圈地、野蛮拆迁，违法滥权、贪污腐败，上访不断，社会不公，乃至发生“民工戴手铐、脚镣上仲裁庭事件”。南方网讯曾报道：董军锁等32名外地民工被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公安分局长乐中路派出所可以被无故带走，并被强迫长达20多个小时蹲在寒冷的院外活受罪，“一个个冻得直打哆嗦”，但民工们始终没有被告知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依据法律规定，公安部门无论是“传讯”，还是“留置盘查”，都需要有法律手续与法律理由，否则剥夺公民自由即构成非法拘禁罪。然而，令人愤怒的是，该新闻曝光后，当地公安分局局长焦向发竟如此轻描淡写地说：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错误”，首先是民警对老百姓没有感情，再是没有政治敏锐性，不懂得民工问题有关稳定大局云云。别据《海峡都市报》曾报道：福建晋江一名外来工“小不点”去恒发服装厂找老乡黄某。老板施竟让手下将他压倒在地，关进狗笼。直到凌晨零时多，“小不点”所在厂的安某闻讯赶到现场，才被放出来。我们虽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弱的少年蹲在狗笼里，除了低头流泪心理是什么感受，又是如何挺过这难熬的时刻，但谁都不难猜想到他的内心深处一定充满了恐惧、惊慌、羞辱和无助。如此“关人入狗笼”事件，又一次象征性的力证了中国非人道环境的现状。

前些年广为媒体报道，并引发国内外一直公愤的山西黑砖窑虐待童工事件，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非法用工、限制人身自由、肆意盘剥和摧残“苦工”的非人道丑恶现实暴露无遗。此事件如果不是那四百位父亲联合起来在网上泣血求助，如果不是21世纪这个网络媒介推动的资讯传播，那么那几百名儿童，几千名“奴隶工”将被永远埋葬在暗无天日的岁月中。

更令人震惊的是，近几年来因强制拆迁引发的命案、自焚等，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最具标杆意义的，还是2009年11月13日早晨，发生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发生一起恶性“拆迁”事件，女主人唐福珍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最后“自焚”于楼顶天台，烧得面目全非。数人被拘，数人受伤住院，政府部门却将其定性为“暴力抗法”，导致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今年，4月8日上午，辽宁抚顺高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高湾农场副场长王广良带人进行暴力强制拆迁，拆迁户杨勇被殴打昏迷吐血，他的哥哥杨义见状用刀对王广良连刺七刀，致其毙命，网民称杨佳再现。

还有在中国特色的监管制度下，“躲猫猫死”、“鞋带自杀死”、“睡觉死”、“摔跤死”、“洗澡死”、“喝开水死”“灭蚊中毒死”、“从床上摔下死”，还有“证据不足死”，一起起荒诞、离奇的公权力草菅人命的“死法”事件，接二连三发生，令人咋舌，导致民众义愤填膺,不断抗议“非正常死亡”蔓延中国。

凡此种种，无一不说明在这个国家，“公权力”已经丧失了最基本道德底线。在一种连最基本的人道环境都无法保障的政治生态下，也就谈不上公平、公正、正义、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等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体系，更不可能有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政治文明。这样的社会只能陷入野蛮、丑恶、残酷与黑暗。如果胡温当局真的还有“忧患意识”，又该对此有何感想？

21世纪的中国，在“一切向钱看”驱动下的“经济崛起 ”，竟是整个社会人道底线的沦丧，今日中国的“红色记忆”，已不仅仅是矿难不断的工人遍体血肉模糊的硬伤，更沉重的是隐蔽在不民主政治制度背后的整个文化环境的内神经坏死。在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前，我们禁不住要问，这个国家“公权力”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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