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个月,辽宁省大连市所属的庄河市人民政府门前,上千名村民齐刷刷跪下来,要求市长出面接待,向市长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但遭到拒绝。这个消息被报道后,很显然,给市长的上司丢了脸,给和谐社会抹了黑。庄河市长被大连市委、市政府责令辞职。可见,有些时候,下跪也是一种武器。
那么?庄河市长果真是被民众“跪倒”的么?而下跪,算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回顾发生在近五百年前的一起著名的 “下跪门”事件,或许能引发对这一问题做一点思考。
明嘉靖三年七月(公元1524年),紫禁城东边与东华门相望的左顺门前,黑压压跪着一群人,有的人大哭流涕,有的人大喊“高祖皇帝”、“孝宗皇帝”,乱得一塌糊涂。下跪的人可非寻常小老百姓,全是京城的官员,算是大明朝的精英,总计二百二十九人。这左顺门是明代文武官员在此等候皇帝批示的地方,是帝国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区域。在如此要地搞出群体性事件,那么事情肯定非同小可。
左顺门群官下跪事件,是明嘉靖年间最大的政治风波“大礼议”中,君臣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地步的必然。简言之,“大礼议”的问题要害就是嘉靖皇帝的父母该是谁。荒唐皇帝正德帝死后,没有子嗣,也没有亲弟弟,按照血缘的远近,他的堂弟、孝宗皇帝的亲侄子嘉靖从湖北藩邸进京做了皇帝。可帝系是不能变的,嘉靖必须成为他伯父孝宗皇帝过继的儿子,即位才名正言顺,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兴献王、后)则成了叔父、叔母,这对一般人来说,情感上说不过去。他委屈地对群臣说:“父母能改来改去么?”这世上不缺马屁精,观政进士张璁为代表的另一批官员,极力迎合嘉靖帝,反对杨廷和等所提出的考孝宗、叔兴献王的主张,认为这是一时之论,是嗣不是统。嘉靖帝乃兄终弟及,是继统。因此张璁等主张称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
这真是瞌睡来了有人送上枕头,嘉靖帝很高兴,就照这建议推行,但多数大臣包括首辅杨廷和坚决反对。嘉靖和张璁等几个大臣成了少数派,在年轻气盛的嘉靖看来,这是朝廷中那些老资格的文臣们抱成一团,欺负自己这个湖北来的乡巴佬,也不愿意妥协,坚决要追赠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皇帝、皇后。矛盾激发了,六部、九卿、詹事、翰林等官员,相继上疏抗争,皆被留中不发。为避免官员们纠缠,嘉靖帝宣布罢朝,斋居文华殿。翰林修撰杨慎言道:“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这杨慎乃首辅杨廷和的儿子,是真正的官二代,二十四岁在科考中取得进士第一即俗称状元的佳绩,可谓前途一片光明。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将朝内文武群臣堵在金水桥南,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共击之!”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少卿徐文华进一步鼓动号召,于是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以及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大理寺等共二百二十九名朝廷命官,都到左顺门跪下。这一举动,意味着文官共同体在和手握皇权的万岁爷争夺礼法解释权-----这也是官僚团体制约皇权最重要的武器,哪能拱手相让?其他文臣若不加入这个集体维权的行列,那就会被视为叛徒。这下子,连两位内阁大学士也加入了下跪的行列。嘉靖皇帝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这位少年皇帝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出动锦衣卫,以强硬的手腕解决这起群体性事件。命太监将跪伏官员的名字全部录下,并逮捕了丰熙、张翀、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母德纯等八人入狱。然而这并未能制止下跪行动。杨慎、王元正撼门大哭,百官也伏哭不止,哭声震动宫阙。
大臣为什么拿“下跪”作为武器?皇帝为什么恼怒群臣下跪?这就要从皇权时代的政治构架来分析。百代犹行秦政法,皇帝乃至他授权的官府至高无上,公开地挑战皇权,那是叛逆行为。如果皇帝或官老爷太不象话,臣民们又不能任之听之,如何反抗呢?以自虐的方式来制造悲情气氛,在舆论上给皇帝或官员增添压力,逼其让步,则是最佳选择了。于是,从“跪给你看”到“死给你看”,成为忠臣们的流行行为艺术,这就是贾宝玉十分鄙视的“文死谏”。
这种“跪给你看”、“死给你看”的内在逻辑是:下跪者或自杀者自甘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承认强者的合法地位,只是希望强势一方要遵守自己订的规则。即使绝望了,他们也只能通过自己了断生命,来让强势一方感觉到道义上的压力。比如传统社会中一些妻子遭遇丈夫的暴力,往往会用服毒、上吊的方式来报复丈夫,但很少有胆量公开宣称混蛋丈夫不值得爱了,应该和他离婚我自己单过。明代天启朝大臣高攀龙在阉党逼迫下投水自杀,留下的遗书上写道:“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 “跪给你看”、“死给你看”,这类行为中表露的是一种逐臣、弃妇、贱民心态,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
这种靠强势者迫于道义、舆论的压力,而良心发现的抗议行为,作为非常有限。比如嘉靖帝那样神经坚强的人,你下跪也罢,哭喊也罢,只要不怕身后骂名,那么就可以用霹雳手段对待之。左顺门下跪事件中,被廷杖打死了十七个官员,杨慎等人充军。嘉靖帝完胜,如愿以偿追赠自己的生父生母为皇帝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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