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谐社会”的口号高喊了五年之后，钢叉进入了小学校园。连续几起的行凶事件，让所有父母与学校都陷入了恐慌。不安全感，从看似遥远的煤矿、新疆的骚乱、慢性中毒的奶粉与疫苗，扩展到校园门口的砍杀。

在一则关于深圳的新闻中，我看到一群保安人员正手持钢叉集体受训，期望能制伏未来的对手；在北京，很多小学配备了一名警察、一名社会联防、一名保安；在上海，孩子们不再能自由在校园内追跑打闹，他们被要求呆在教室里。人们会逐渐感受到，军事管制化的风潮向整个社会袭来。拉萨与乌鲁木齐的模式不再遥远——人们心怀恐惧，期望街道上布满警察。

中国社会像进入一条恶性发展的单行道。一方面，官僚系统的扩张成为社会疾病的主要来源，它窒息了商业创新，败坏了教育系统，造就了无穷的浪费，侵吞了中国人创造出的主要财富，摧毁了文化传统，压抑了舆论自由，逼迫拆迁户自焚；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了安全感的唯一来源，人们希望它能抬高股市指数、压低房屋价格、打击腐败、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政治人物已经熟练的玩弄这套游戏。他们一方面纵容官僚系统对于商业、社会、文化的无节制的入侵；一面又不断给出新的许诺：我们要给予人民以民主和有尊严的生活。一种普遍性的思维混乱则弥漫于中国社会。人们在这一刻痛骂权钱交易、制度性腐败，下一刻又盛赞专制体制的高效，它令中国迅速崛起；人们还会说，一切问题缘于地方官员，中央仍想为民做主，无奈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或是中国如此庞大，哪能不加强管理。校园的悲剧，无疑会加剧这思维的混乱，社会恐慌令政府与警察变成了安全的象征。但它能见效吗？

很有可能，它像是“和谐社会”与“八荣八耻”的口号，你越大声强调它，这个社会堕落得越迅速。五年以来，“和谐”只停留在报纸与电视上，而“荣耻观”则只存于官员的讲话里。让我们正视这个现实吧。中国越来越严峻的社会危机，主要缘于官僚系统的膨胀，它只能加剧问题的恶化，而非带来解决方案。在福建南平、江苏泰州，凶手令人愤然，但是官员的反应同样令人发指，他们甚至拒绝家长做最后的探望，更期望遮蔽孩子们的死亡，因为它可能影响到“和谐社会”，丢掉自己的官位。

官僚系统信奉的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眼前的权力更重要，生命、尊严、自由，都毫无价值，最多是一种技术手段。那怎样能指望他们来保护任何人？

五年来，对意识形态的重新强调，继续加剧了虚无与犬儒主义的盛行。“和谐社会”变成了舆论控制的新借口，媒体的揭露与监督能力进一步下降，它也令官僚系统更为傲慢。国有化浪潮，则使官僚系统变成了权力与金钱的共同化身，它令整个社会越发依附于官僚系统。政治人物操纵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浪潮，化解政治改革的压力，把它变成了民族主义甚至汉族沙文主义的狂热。而与此同时，所有的社会组织都遭遇了严重的打击，因此多元价值观无法建立。它正在催生这样一种现实，作为普通人和政府之间的缓冲带被荡平了，只剩下单独的个体和庞大的官僚。也没有组织能为普通人缓解压力、聚合力量，来共同对抗难题；你只能依赖于政府组织。所以，加入国有系统分一杯羹，加入民族主义狂热暂享片刻的虚荣、忘记孤独，变成了自然的选择。

但也因此，官僚系统的逻辑开始支配整个社会与每个人。自发性、独立性消失了，个人也不觉得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社会不仅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也变得越来越乏味，越来越丧失创造力与同情心。言论与行为的极端化，在这片荒漠上则迅速生长，人人都陷入心理失衡。似乎生活中只有两种角色，成为压迫者或是被压迫者。

我们正在陷入饮鸩止渴的怪圈。社会越来越官僚化，人们的自主性减弱，社会的黏合度与信任度继续降低，人们将期望政府来解决更多的问题，政府则更加膨胀、傲慢与官僚化。而政府所能做仅仅是为骚乱者身上贴上“疆独”与“藏独”的标签，指责凶手是“精神病患者”，生产更多的钢叉、发展更多的警察，让这个社会更加窒息，产生出更多的迷狂者。

倘若政治领导人真有某种抱负，他应该意识到给予社会以自由，才是对抗他也无法控制的官僚系统的真正手段，只有让争论浮出水面，才是通往和谐社会的前提。倘若人们真的要保卫自己的生活，我们就必须要进行一场艰苦的重建社会的旅程。媒体要争取更多的自由，暴露更多的不公，探讨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孤立的个体们缔结各种社会组织，为彼此提供帮助。安全、民主、个人自由，都依赖于每个人的争取，赏赐而来的东西永远不真的属于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