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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和谐社会与钢叉校园
日期:5/15/2010 来源:亚洲周刊 作者:许知远

在“和谐社会”的口号高喊了五年之后,钢叉进入了小学校园。连续几起的行凶事件,让所有父母与学校都陷入了恐慌。不安全感,从看似遥远的煤矿、新疆的骚乱、慢性中毒的奶粉与疫苗,扩展到校园门口的砍杀。

在一则关于深圳的新闻中,我看到一群保安人员正手持钢叉集体受训,期望能制伏未来的对手;在北京,很多小学配备了一名警察、一名社会联防、一名保安;在上海,孩子们不再能自由在校园内追跑打闹,他们被要求呆在教室里。人们会逐渐感受到,军事管制化的风潮向整个社会袭来。拉萨与乌鲁木齐的模式不再遥远——人们心怀恐惧,期望街道上布满警察。

中国社会像进入一条恶性发展的单行道。一方面,官僚系统的扩张成为社会疾病的主要来源,它窒息了商业创新,败坏了教育系统,造就了无穷的浪费,侵吞了中国人创造出的主要财富,摧毁了文化传统,压抑了舆论自由,逼迫拆迁户自焚;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了安全感的唯一来源,人们希望它能抬高股市指数、压低房屋价格、打击腐败、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政治人物已经熟练的玩弄这套游戏。他们一方面纵容官僚系统对于商业、社会、文化的无节制的入侵;一面又不断给出新的许诺:我们要给予人民以民主和有尊严的生活。一种普遍性的思维混乱则弥漫于中国社会。人们在这一刻痛骂权钱交易、制度性腐败,下一刻又盛赞专制体制的高效,它令中国迅速崛起;人们还会说,一切问题缘于地方官员,中央仍想为民做主,无奈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或是中国如此庞大,哪能不加强管理。校园的悲剧,无疑会加剧这思维的混乱,社会恐慌令政府与警察变成了安全的象征。但它能见效吗?

很有可能,它像是“和谐社会”与“八荣八耻”的口号,你越大声强调它,这个社会堕落得越迅速。五年以来,“和谐”只停留在报纸与电视上,而“荣耻观”则只存于官员的讲话里。让我们正视这个现实吧。中国越来越严峻的社会危机,主要缘于官僚系统的膨胀,它只能加剧问题的恶化,而非带来解决方案。在福建南平、江苏泰州,凶手令人愤然,但是官员的反应同样令人发指,他们甚至拒绝家长做最后的探望,更期望遮蔽孩子们的死亡,因为它可能影响到“和谐社会”,丢掉自己的官位。

官僚系统信奉的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眼前的权力更重要,生命、尊严、自由,都毫无价值,最多是一种技术手段。那怎样能指望他们来保护任何人?

五年来,对意识形态的重新强调,继续加剧了虚无与犬儒主义的盛行。“和谐社会”变成了舆论控制的新借口,媒体的揭露与监督能力进一步下降,它也令官僚系统更为傲慢。国有化浪潮,则使官僚系统变成了权力与金钱的共同化身,它令整个社会越发依附于官僚系统。政治人物操纵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浪潮,化解政治改革的压力,把它变成了民族主义甚至汉族沙文主义的狂热。而与此同时,所有的社会组织都遭遇了严重的打击,因此多元价值观无法建立。它正在催生这样一种现实,作为普通人和政府之间的缓冲带被荡平了,只剩下单独的个体和庞大的官僚。也没有组织能为普通人缓解压力、聚合力量,来共同对抗难题;你只能依赖于政府组织。所以,加入国有系统分一杯羹,加入民族主义狂热暂享片刻的虚荣、忘记孤独,变成了自然的选择。

但也因此,官僚系统的逻辑开始支配整个社会与每个人。自发性、独立性消失了,个人也不觉得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社会不仅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也变得越来越乏味,越来越丧失创造力与同情心。言论与行为的极端化,在这片荒漠上则迅速生长,人人都陷入心理失衡。似乎生活中只有两种角色,成为压迫者或是被压迫者。

我们正在陷入饮鸩止渴的怪圈。社会越来越官僚化,人们的自主性减弱,社会的黏合度与信任度继续降低,人们将期望政府来解决更多的问题,政府则更加膨胀、傲慢与官僚化。而政府所能做仅仅是为骚乱者身上贴上“疆独”与“藏独”的标签,指责凶手是“精神病患者”,生产更多的钢叉、发展更多的警察,让这个社会更加窒息,产生出更多的迷狂者。

倘若政治领导人真有某种抱负,他应该意识到给予社会以自由,才是对抗他也无法控制的官僚系统的真正手段,只有让争论浮出水面,才是通往和谐社会的前提。倘若人们真的要保卫自己的生活,我们就必须要进行一场艰苦的重建社会的旅程。媒体要争取更多的自由,暴露更多的不公,探讨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孤立的个体们缔结各种社会组织,为彼此提供帮助。安全、民主、个人自由,都依赖于每个人的争取,赏赐而来的东西永远不真的属于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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