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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经济观察报》在头版报道了富士康第十个跳楼自杀者南钢站的消息。同时还有一篇报道的题目是“富人移民进行时”，报道了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富人正在逃离中国。这两个看似没有关系的新闻故事，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故事中的新闻人物都被迫作出了无奈的人生选择——退出中国的人生游戏。所不同者，南钢站是中国人生赌博游戏的弱者，他不存在移民海外的选择，只有用结束自己年轻生命的方式，终结自己在中国的拼搏。而一些强者或幸运者，则能到海外找避难所。
处在上面两种极端选择之间的，是无数中国人不得不作出的各种各样的无奈选择。不理解这些人的无奈，就不能够理解那些作出极端选择的人的无奈。
比如留在富士康的几十万农民工，有几个人会喜欢在那种半军事化的管理下，以伤害自己健康和生命的代价，换得一点微薄的工资呢？还有，年轻的女孩子不得不出卖色相和肉体，大学毕业生不得不蜗居陋室，拆迁户不得不搬家，消费者不得不吃有毒的菜，喝污染的水。
与弱势者的这些无奈的选择相比，相对强势的中国人面对的是另一类更加可怕的无奈选择。医生不得不给患者作不需要的检查，开不需要的贵药，警察不得不搞钓鱼执法，商人不得不行贿、卖假货，官员不得不买官，讲假话，甚至不得不受贿——因为你的顶头上司也有份，你不一起受贿就将得罪上司。学者不得不作假学问，法官不得不违心办案……
即便是看似纯粹的个人生活方式选择，中国人也有许多无奈。最近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中央电视台对股民的一个特别报道。从这个报道中你可以看到，那些常年泡在交易室的股民的无奈。虽然多数人都是赔钱的，而且他们明知中国的股市处处是陷阱，时时有玄机，但出于各种原因，还是选择继续留在这个赌场中。许多股民是退休老人，他们无处可去，没有正常的社会交往。炒股的刺激让他们忘却烦恼，而炒股结交的友情，更是驱走了老年的孤独。
中国人不得不作许多无奈的选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被禁止做许多别的选择。梁文道最近发表的一篇评论，告诉读者一个细节。香港义工黄福荣2008年在四川地震灾区帮助灾民，受到了当地警察的驱赶，不得不离开。而正如梁文道指出的，这绝不是个别人的经历。中国的地方政府，知道自己在作许多不义之事，因此，所有想做善事的义工或志愿者，都自动地成为他们的敌对势力。
中国为什么会有如此荒唐的事情？如果你去问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他们也可以倒出许多苦水，因为他们也有许多无奈的选择。比如驱赶前来救灾的义工和志愿者，也有上面要求“维稳”的原因。至于中央政府在财政分配上不讲道理，不顾地方政府的利益，更是地方政府“下有对策”的根本原因。
中国游戏最让局外人不可思议的部分，就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中国领导人，也是无奈选择的结果。当年江泽民被选为接班人，他的家人坚决不同意，但江泽民无奈，他知道不接受可能会有严重后果。胡锦涛很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也认为自己不得不干，尽管心里明白自己并无能力承担如此的重任。
不论在哪个国家，人生都会有无奈的选择。不过，中国人生游戏的无奈，有其特别之处。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更多情况下是坏人感到无奈，他们必须压制自己的恶念，不去做坏事。中国人生游戏的无奈，恰恰相反，是好人在更多情况下会感到无奈，不得不做坏事。
一个好人处处无奈的社会，必定是坏人如鱼得水的社会。中国社会已经成了这样一个社会。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个困境。因为这个政府的力量非常之强大，它有足够的金钱和警力，制止好人去做好事，却没有本事制止坏人做坏事，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好人也无奈地作出不道德的选择，否则就只有像跳楼的农民工和移民海外的富人那样，逃离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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