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年以前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官方说是镇压动乱或平定暴乱，后来改了口，把动乱、暴乱悄悄地改称为风波。不管怎么措辞，用几十万军队来对付学生和市民，是国家的耻辱，人类的悲剧。后来的发展是人所共知的：这个悲剧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用军警镇压弱势群体的先例，开闢了全面腐败和全民噤声的局面，也创造了在社会主义国有土地上培养亿万富豪的经验。

真相是保密的，但责任是清楚的。除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以外，谁也担不起这种天大的责任。无疑有几个小人也在起作用，但是，没有大人物的授意和撑腰，这些小人是无能为力的。至於现在的全体领导人，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他们统统不在决策岗位上，不需要承担法律上或政治上的责任；当今作为公仆，他们应该把当时的真相公诸於世，并且在真相的基础上重新评价“六四”。

以上这些，都是老话，从一九九八年五月被恢复政治权利以来，我不断发表过诸如此类的意见。

今天我要补充一点新内容：把真相告诉老百姓，正是依法治国的法定要求。一个月前，四月二十九日，人大常委对《保密法》作了修正。根据修正后的新规定，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分三等，秘密级不超过十年，机密级不超过二十年，绝密级不超过三十年；凡保密期限已满的，自行解密。不明确的是，留下了一条小小的尾巴，叫做“除另有规定外”。新的规定，将从今年十月一日起实施。

我不知道天安门事件算不算国家的秘密。如果本来就不是，那么本来就应该依法公佈真相了。如果算我们祖国的秘密，就需要看它属於哪一等。“秘密”也罢，“机密”也罢，一到今年十月一日，依法必须解密。即使属於最高级别的“绝密”，再过九年，到了二○一九年，也必须依法解密，再保下去就是违法。到了那个时候，军委主席的战略部署及其向军队下达的命令，死难者的名单和人数，被清洗被惩办的同情者的遭遇，以及对此国家悲剧的全面评价等等，统统再也不得保密，任何人再也不得以任何藉口把真相隐藏在黑箱之中。

费解的是那条小尾巴──“除另有规定外”。到底是立法机关在法律文件中“另有规定”，还是非立法机关在法律文件以外“另有规定”？是不是一旦“另有规定”就永世不得解密了？是不是一旦“另有规定”老百姓就永世被剥夺知情权了？如今领导人天天在号召“依法治国”，我们当老百姓的，应该响应这种正确的号召，凡是依法糊里糊涂的东西，应该依法把它搞得一清二楚，使之无所藏匿於天地之间。


原载《争鸣》月刊2010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