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有媒体披露说，前总理李鹏“六四日记”手稿流出，预定6月22日在香港出版。日记披露当年是邓小平拍板决定军队进北京戒严，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如何处理事件，有很大分歧。同时有人对日记的真实性将信将疑。

在“当年是邓小平拍板决定军队进北京戒严”这一点上，我倾向于李鹏的日记应该是真实的。在2008年6月4日写下的《屠夫们没有洗去满手的血污》一文中，我就已经写下过这样的一段话——

“在那次血腥杀戮展开之前，也就是19年前，我正服役于解放军某部政治处，和处里的几个官兵接触了一份红头文件，就此看到了一个独夫民贼的专横跋扈，同时了然独裁者们并不在乎国际舆论。那些学生死于屠杀之后，我黯然泪下，第一次为自己所穿的军装感到可耻。”

“六四”是中共执政史上的一大硬伤，给中国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六四”真实的全貌最终将全部展现在天下人的面前，这只会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在历史面前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瞒得住的。我有责任有义务进行以下回忆：

我当兵那阵，所在的部队尚未实现现代化，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印机，用的还是铅字打印机。“六四”之前的某一天，我和政治处的几位干事以及报道员正在屋内闲聊，政委突然走了进来，说大家赶紧把这份文件分开抄写下来。

政委表现得很急，说这份文件一会儿还要拿到别处去，要我们一人一页把文件马上给抄写下来。说完，政委又急匆匆地出门去了。我们凑在一块把文件粗略看了一遍，了然这是一份发至县团级的红头文件，是邓小平的内部讲话。

也许是因为只是小范围内的座谈，邓小平在讲话中毫无顾忌，表现得十分专横跋扈，对赵紫阳、李鹏等人基本上用的是训斥的口吻。我对这份文件印象最深刻之处，就是邓小平强调没必要在乎国际舆论，这意味着他在展开动员。

我们预感将会有大事发生，心头沉重，默默抄写着手中的那页红头文件。果然没多久，“六四”就发生了。那份文件让我看到了有人在“垂帘听政”，其训斥也与“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如何处理事件，有很大分歧”吻合。

故“当年是邓小平拍板决定军队进北京戒严”应该是可信的。赵紫阳和李鹏当时虽高居庙堂，但会被人像是训小孩般训斥，可见他们在“六四”这样的大事上，并不具有拍板权。赵紫阳会被软禁至死，也是大权旁落的一大佐证。

“六四”究其实质，是极权统治所结出的一颗恶果。中共所实行的老人政治，给原本就阻力重重的一个政治体系，带来了更多的羁绊，让其始终难于产生该有的活力。民主国家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也不会有“六四”事件的发生。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回忆“六四”，谈论“六四”。“六四”作为一起震惊中外的事件，不该笼罩在云里雾里，而该对历史负责，对中共负责，对当事人负责，让其及早恢复原貌。血的教训，应当吸取。

政党无非是由饮食男女组成的，而不会是由神仙组成的。既然是人，而非神仙，那么也就可能会或多或少走过一些弯路，甚至犯过一些罪错。“往日不可谏，来日犹可追”，正视过去，面向未来，是一个政党所该有的起码素养。

李鹏是“六四”重要的当事人，在垂暮之年当然也有责任和义务把真相告知后人，他应该也会有这方面的冲动。不甘蒙受不白之冤，此乃人性使然。我也一直相信人性中该会有善的一面。因此我倾向于李鹏的日记应该是真实的。


写于2010年6月5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21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