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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如果去找一个最像在野党领袖的人，找到的就是温家宝。在野党的路数，不断地诉诸于民意，与权贵官僚体制隔开一定距离。温家宝获得如此巨大的民意支持，有一种隐隐然要冲出权贵官僚体制体系的位势。当老百姓感念温家宝好处的时候，都仅仅说温家宝的好，已经不会再将温家宝的功劳，归于中共。那么如此冰火两重天的境界就出来了：中共完完全等于腐败的权贵官僚集团，而中共内的螺丝钉们一旦做了好事，感动了民众，那么获得脱离权贵官僚集团的能量。
由此看来，在宪政和民生两个现代化未竟的层面，中共内的螺丝钉们如果做出有实质性的贡献，能够感动人们，那么就化恶为善，可以进行赎罪，逃离死门进入生门。
2003年胡温当政以来，民间异议界对胡温新政陷入一种悖论。在2003年就曾有“胡温新政”的呼声。2003年由孙志刚案引发的良性官民互动，导致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一恶法。胡温新政一开始面相就蛮好看。
毫无疑问胡温新政的努力，乃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那么以反对专政为己任的民间异议界，必须在政治上划分敌我，对胡温进行批判。然而胡温新政获得巨大的民意支持，如果批判胡温，那么将于民意为敌，这是民间异议界的自焚。
2005年12月这种尴尬摆脱了一半。胡锦涛在政治上放弃宪政的暗示和开明，传唤张祖桦、刘晓波等人，把自己送到北朝鲜这些邪恶的符号体系当中。胡锦涛陷入口诛笔伐当中。而温家宝不同，继续前进，减低农民的重负，而且还不时在海外讲一讲普世价值、政改，或者仰望星空什么。尤其后者让那一些几十年沉浸在初恋，渴望来自中共及其高层的政改暗示当中的知识分子，异常振奋，然后绝望。绝望之后再希望，希望之后再绝望。
然而温家宝的亲民更大也仅仅是亲民秀，他给底层民众，仅仅是杯水车薪。而且正如托克维尔的渴望增长理论所揭示的，不给杯水时候，渴望越小，给了杯水，渴望就像水龙头打开，越来越多，而且更加急迫。底层民众因此更需要温家宝不仅仅是春节的时候亲民秀，而是更大更公正改革利益分配。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几年来，除了在地震雪灾旱灾当中，温家宝的亲民不为秀，真诚很感动人心。在这个之外的，温家宝的影帝之称，开始日上三竿。
以国企改革为例，头几年工人相信自己暂时牺牲会获得回报，普遍支持改革。这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信任期限，过了临界点，人们就只会看政府给他们做了什么，带来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
温家宝对知识分子的政改暗示，连杯水车薪望梅止渴都不是。长期的空头支票，普世价值或者仰望星空云云，虚无缥缈。我看成温家宝体己的抒情诗歌，或者写成初恋情人的情诗。这时候丝毫不能推动，影帝之称就会日中天。
今年全国两会，我可以看到对温家宝说好听话不能实现的声音逐渐大起来，因为温的任期快届满了，人们对开始对温家宝加大批评。温家宝成为真空话潮流的代表人物。近来互联网上对校友温家宝日益增多的尖锐批评和讽刺。内部消息说温家宝受不了影帝之批评。
2010年04月15日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纪念胡耀邦。他试图扭转声誉下降之趋势。胡耀邦对文革受害的知识分子有救命之恩，而此类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占据导师地位。温家宝希望此文一出，应该有所好转，能弥补一时。
纪念胡耀邦仅仅对温家宝，是一种饮鸩止渴。因为有所好转，带动了更大的政改渴望，而温家宝距离这个渴望很遥远，爱温家宝而更恨温家宝。于是在更渴望政改的冲动之下，知识分子越发对温家宝施加怀疑和批评。也就是温家宝自己纪念胡耀邦扩大了怀疑和反对，将陷入更大的漩涡。海内外舆论对温家宝此文作为政改暗示，都打上了问号。一个绝对权威，并不需要正当性论证，他就是好的，就是神圣的，就是有权威的。当需要启蒙的曲折方式，召唤政治服从的时候，那么已经据对丧失权威的，而且这种召唤对丧失权威的原因，毫无救济和纠正，只会一种特殊的方式，造成全为进一步丧失。
纪念胡耀邦这反而是政治改革没戏的信号，温家宝个人不得志的信号。国家不幸诗人幸。我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温家宝作为体制组成的一颗螺丝钉，在自己不得志的情况之下，只得用抒情来表达自己的希望。温家宝的文章，是另类的抒情。
温家宝文章说成政治改革的指示，我觉得是胡扯。这只能说明中共政治的弹性，仅仅限于体制内实行所谓“仁政”。胡温都是胡耀邦提携的人，而且团系掌权，温家宝以国家总理之尊，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样一种没有超越尺度的文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暗示或者政治方向的变动。根据中国的政治游戏规则，温家宝出面纪念胡耀邦决非个人行为，而应该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同意的政治动作。只能说这类抒情文章太少了，让人觉得突兀而已，于是想入非非。
就胡温新政的民生努力，我是非常支持的。一个在于确实已经到了来不及公正得分配改革收益的时候，杯水车薪也好过没有。另外一个需要胡温新政的民生努力，与权贵官僚集团对立起来，扩大鸿沟，造成分裂，为宪政转型准备条件。
胡温新政的本质就是民生方向的努力。可是总是被扭曲型解读：政改，然后用来攻击胡温新政，说根本没有什么新政。甚至很多人认为，与权贵资本化的江泽民相比，胡温更加保守，更不可取。只有放弃这种扭曲型解读，才能政治性地面对胡温新政给民间异议界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赵紫阳下野之后，曾对温家宝下过这样的断语：“胡和温都是好人，但都缺乏理念，缺乏历史抱负和眼光”（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第344页）。后面两句是一种胡扯。政治家是有历史命运的，在什么山就只能唱什么歌，不以其意志为转移。温家宝未必缺乏宪政知识和理念，也未必缺乏历史抱负和眼光。没有推动政改，并不能等于没有心思和抱负。不能预设“知行合一”。温家宝不能做，并不等于心中没有丘壑。
在这样的一个黑铁一般的后改革时代里面，必须放弃以政改为中心的总体价值体系，寻找出“第二口气”。放弃对政改的期盼，对开明君主的期盼，才能看清胡温新政为宪政条件的准备，从而进一步帮促。如果批判1949年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上，站在自由的角度上，民间异议界就过于自恋，缺乏现实感，但是如果站在民众尤其是农民的角度，站在1949年以来对底层民众的征收角度上（民生是更为根本的批判角度），才能放弃对对政改的期盼，对开明君主的期盼。
2004年底，我一个人以颠转启蒙和维权关系为目的，写了《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意图将维权抬在公共知识分子之上。《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将当年为农民工维权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列为第一位，引起了很大争议。首先发难的是余杰，他秉承非黑即白的逻辑，大概认为温家宝既是敌人，如何是新"伟光正"的维权运动中头名维权人物。把温家宝列为第一位，让我有些谄媚和投敌的嫌疑。我当时在《宪政论衡》论坛作了简要回应。实际上，我坚持一个信念，那就是民主宪政是中国前进的方向，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也是中国发展的目的所在。所有的工作，都是为这个准备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评判过去的国民党，现在当政的共产党，为了这个做了什么，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尽管我们处于共产党强大令人窒息的统治下，也被其意识形态污染了灵魂，但是我们的历史高度高于共产党。我们是未来中国的先知和扞卫者，未来的高于过去的，如何不能对一个在任的总理发给一朵小红花。道义上的赏罚在于我们，我们可以从历史的高度给予批判，也可以从历史高度给予奖励。
我把温家宝列为第一位维权人物的努力，不过在于重建一种自由主义本来应有的高度，在于建立一套本来面目的价值批判体系。这个体系，被污染了，被下降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如果自由主义光站在对抗的位置，而不是统治的位置上，那么就会把我的这种努力说成谄媚和投敌。单纯站在对抗的位置，不过是奴隶，而站在我这种位置的已经是主人了。我们虽然被政治压迫，从主权中流亡，但是发出主人的声音，举行主人的战斗。
如果站在统治性自由主义和主人的高度，有足够长的历史眼光，就会发现，胡温新政是为未来宪政做工。就如法国国王，实际上发动了法国大革命。胡温新政一些遏制贫富分化的措施，也减轻了未来的民生压力。所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利用一切有用的东西，不管来自对方，还是中间。例如反日游行，可以疏导到宪政爱国主义这边来。民生和民族这两块道义资源不能够让它流失了，自由主义要有大能来接收，这是民间异议界的政治使命。
可是体制的螺丝钉，要卓越出来，能够写入青史，太难。要写入青史机会，在体制外比体制内大得多。九鼎已失于野。有人在旷野呼唤：修直主的路。在旷野的隐形权力，会大象无形地烙印入青史。
从平常人来看，温家宝作为总理权力很大。走到权力巅峰也仅仅是挤入历史阴暗潮湿角落的可能性大一些。很多桂冠诗人生前大红大致，死后立即被人忘记。权力带来的显赫没有帮助。当下的体制不比过去，是出不了海瑞、文天祥的。温家宝仅仅是巨大机器的螺丝钉而已。
1949年之后的几十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很短暂。陷入这段猪圈中，再为强大显赫，也仅仅是今生的“情欲”。当摆脱了生存危机之后，就应该看淡这种强大显赫。即使没有摆脱，也不应该让魔鬼奴役灵魂。
政改的期盼，对开明君主的期盼总是迫使人们崇拜和贬低政治人物。推进政改的崇拜成巨人，不推进政改但是其他方面很努力的，贬低为侏儒。
我在《我烦透了坊间谈资与新闻泡沫》中说，我有一个根本的政治立场，那就是认为1949年秩序压根就是错误和劫难，在1949年秩序内的一切主义、人和事务，都是病态。改革是对一种重病的医治，改革的时间还是生病的期间，而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体验，我们没有必要对改革感恩戴德和偶像崇拜。我对从体制内阵营出来的人，内心都有一阵悲哀：你们生错了时代。我眼光平平地扫描出去，赵紫阳、万里都是历史的侏儒。是自觉改正的错误而已。如果匍匐在尘埃中顶礼膜拜，那么赵紫阳、万里当然是巨人。
温家宝在民生方面很努力，也是一个平常人的赎罪而已。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是一份原罪。并不是一种道义英雄。要都否定掉明君与清官情结。忏悔不能出圣人。不需要对忏悔赎罪的感恩戴德或者仰视，而需要的是对其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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