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实际主要是围绕六·四了，在六四期间，特别是在香港有多达十五万人参加了六·四晚上的烛光悼念，就在这同一个时间，李鹏说话了，他说话的方式比较特别，以李鹏六·四日记的方式出现，说是要在香港出版，以这样的概念出现了，这件事情应该说同样在六·四时机引起了轩然大波。

网上也有一些文章在讨论这个日记的真实性，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给我的体会就是说，围绕着今年六·四比较特别的就是香港在“六·四”二十一周年的日子里，出来多达十五万人，给整个人们“勿忘六·四”的呼声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去年说出来十五万是因为去年是“六·四”二十周年，今年是二十一周年，而前后在香港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干扰，妄图打压纪念六·四在人么心目中的印象，政府的一连串的行为，主要是警察了，包括妄图阻止新的民主女神像和六·四屠杀浮雕进入香港中文大学，主要是两件事情在香港是整个纪念活动的一个高潮。最终的结果确实是以目前的体制之下，环境之下，香港人民取得了胜利。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另外一点就是在香港人当中，年轻人——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八零后、九零后，在这一次纪念六·四的过程中走到了最前列。相对上了年纪的人和当时有关六·四见证人刻意的往后退一退，也就是星火相传的概念在这一次当中，表现的就比较清楚，意图也比较清楚。

此外在大陆出现了相互呼应的状况，大家知道，六·四之后，大陆对此完全是一种沉默的状况，包括民间，大家敢怒不敢言，除了向天安门母亲这样的直接的受害家属有所表示，其他人大多是沉默的。但是今年有所不同，比如在福建贴出了标语，就是平反六·四的标语。

而在广州，《南方都市报》在六月一号，以六一儿童节漫画的方式，画出了六·四当时王唯林挡坦克的这样的一个画报，而传遍了世界各地。大家都很震惊；而《深圳卫视》在他的节目当中，以一种聪明的方式就是一个人穿着一个体恤衫，上面写着平反六·四的字样。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六·四的态度，以及一个做人的良知，这是今年在六·四活动当中与往年迥然不同的。

我看《苹果日报》写了一篇评论叫“果评”是李易写的，就提到今年六·四与以往不同，其中他提到在香港年轻人的出现，也提到了港府刻意的打压，再有就是提到了国内跟香港连成了一片，就是有这样的趋势。我觉得就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李鹏所谓的日记的出现就形成了另外的一个场面，非常具有意义。

因为二十一年来，有关六·四的所有的消息，几乎集中在受害人身上和赵紫阳的身上，我们还没有见到一个所谓的在六·四当中胜利者的姿态，能够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而李鹏被西方社会讲为北京屠夫、六·四屠夫。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竟然出来说话，这个意义就非常的特别。现在大家认为，李鹏这样的做法实际是推卸责任。我自己看过一些介绍之后，我真觉得李鹏在所谓的日记当中到底要说什么呢？

其实稍微明智一点的人基本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具体怎么描述那是具体的事情。你说他里头有没有真话，我相信里面有一些是真的。我们原来讲过一个概念，今天在大陆扯谎的最高境界，就是用真实的东西编造出谎言的感觉，这是高手，这是今天流行的东西。我相信在李鹏的日记当中，针对六·四的说法一定是会有这样的含义的。

网上有这么两、三篇文章，我觉得介绍的比较全面。首先看到网上一篇文章就是直接这么说的，题目直接就是“六·四问题存疑”。鲍彤认为当局就应该公开六·四秘密。鲍彤大家知道是赵紫阳的秘书。文章上来就介绍说，根据香港媒体的披露，李鹏六·四日记是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十五万字，日记中李鹏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八九年四月十五号到六月二十四好所发生的事情。

该书披露中共高层在六·四事件当中的决策过程，特别提到有关军队进入北京城戒严是邓小平拍板的。而新世纪出版社的创办人恰恰是鲍彤的儿子鲍朴，而鲍朴对李鹏日记的真实性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我看过另外一个介绍，说经过几个月的鉴定和请一些专家，以及对比已经出版了的有关六·四的一些书籍和文章，认为这个东西具有他的真实性，从而决定出这本日记。

《大纪元时》的记者采访了鲍彤也就是鲍朴的父亲，鲍彤认为六·四不应该成为秘密，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在现任的领导人当中虽然没有屠杀的责任，但是他有责任把当时的真相告诉百姓。而且鲍彤直接提到六·四后来这种迫害的结果，使现在的中国人承受了巨大的灾难，压得大家不敢说腐败，不敢说要民主了，那么好，你不敢说要民主，那专制就来了，不敢讲腐败，那腐败就来了，从上到下腐败到这个程度，这就是六·四的恶果。我觉得鲍彤的这个说法很直接、很特别，也很尖锐。其实六·四本身是反腐败的，当时主要矛头是冲向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所谓当时的康华公司。

如果对比今天的腐败程度，应该说邓朴方算是廉政了，“非常廉政”了。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概念就是太子党。其实大家细想一想，恐怕六·四直接的结果是造成了今天太子党的猖獗。就像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世界银行讲在大陆百分之一的人口掌握了41.4%的财富，这种财富的高度集中验证了六·四的直接结果，这就是六·四之后的成果。也就是六·四中共开枪具有它极端的正确性。象很多人讲的，如果我在那个位置上，我也开枪，或者说六·四直接的一个结果是使得中国这二十年来蓬勃的发展。

大凡说这样话的人，我相信他是在这个体制中的获利者，也就是说利用了中共的体制，持这种观点的人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已经跑到国外来了，无论是谁，我可以直接这么讲，第一，持有这种观点的本身就是对那些死难的人的一种冷漠、一种助纣为虐的心理状态。

第二，说这样话的人大多都是在这二十年当中，利用中共的政策、制度，个人获得了利益。每当我碰到这样的人我都会说出这样的话，而对方是无力反驳的。我也提到你不用跟我来说对和错，你就对你自己讲，对天地而言，你在这六·四之后这二十年里，你利用这样的政策挣了多少钱，事业多么的成功，一切的一切都是六·四维护这种专政制度后的直接的结果。从另外一点说也就验证了鲍彤的说法。

文章里也介绍说，鲍彤的儿子鲍朴在去年曾经出版了赵紫阳口述的回忆录“改革的历程”从而引起了轰动。正是因为鲍朴他父亲的身份，所以使得鲍朴在有关六·四这件事情上成为了一个特别的人物。鲍朴自己讲，今年一月份他从中间人那里就获悉到有关李鹏日记排版后的影印件，但他真正关注的是这篇东西的真实性。

鲍朴也解释他花了一定的时间、精力，鉴别了他的真实性，其中把日记当中的一些事实和公开的资料进行过对比，也请过不同的专家，所以他认为稿件应该是真确的，不过鲍朴明确补充说，他对李鹏日记的真实性本身没有白分百的把握，但是还是趁着李鹏还健在，出版这个日记，可以很快验证他的真实性。另外一个鲍朴的疑问，就是本身这个日记的来路，也就是这个稿件的来路是个疑问。

鲍朴对记者是这么说的，说实话来讲，这个日记本身到我这儿来是来路不明的，和上一次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完全不一样，他说当时赵紫阳的《改革历程》主要是录音带，当时我拿到稿件来路非常清楚，没有真实性或被怀疑的问题，但是这次最大的问题就是真实性，所谓的真实就是作者的身份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完整的，是不是忠于作者的原意。

而早在二零零四年《亚洲周刊》曾经有过报道说，李鹏六·四时期的日记原计划在零四年六·四的十五周年时出版，当时的定名叫“关键时刻——李鹏日记”，一共三十万字，但是被当时的政治局公开否定了，否定公开发表，只允许印刷少量在中共内部高层阅读。而鲍朴出版的李鹏日记只有十五万字。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的内容非常关键，就是鲍朴提到，他不知道这个日记的来路，为什么到他手里，为什么最后由他来出版，中间人委托他来出版。

大家知道今天李鹏的家族在大陆，那还是响当当数一数二的，他的儿子李小鹏是主管山西省的官员，他的女儿又掌握着中国最大的电力系统，他们一家子掌握着全中国的电力的百分之几，都在他们家手里，以他自己的身份，以他自己的影响力，以他子女的影响力，他要出一本书干嘛这么费劲呢？

另外如果说中国内部高层对李鹏出版这本书持有一种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一批人肯定，一批人否定的话，那也就是说李鹏在大陆无法摆平对他出日记持否定态度的人，或者说这种力量。但是什么人使他摆不平呢？如果他非常想说出对六·四的看法，让人们了解真相的话，我相信李鹏家族在香港也好，在海外也好，在太多的环境之下，有他说话的机会，有他自己的势力范围。

出本书应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如果在李鹏家族能够控制之下，他们自己是不是就有条件，就有出版社替他出这本书不就完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些本身都不是问题，问题就在于他为什么偏偏要去找鲍朴，鲍彤的儿子去出这本书，这是问题的关键。

换句话说，他找鲍朴出这本书的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鲍朴在他的信誉当中，在他整个社会层面当中，他所拥有的一份东西是李鹏没有的，是李鹏家族不具备的，是李鹏拿钱买不来的，利用他的权势、利用他的财产都买不来鲍朴本身所具有的影响力，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这个原因。而在文章当中，鲍朴也明确表示说，他搞不清楚这份日记的来路，他决定拿出这份日记，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机会来辨别。

大家知道鲍朴的一个很大的背景在于他爸爸，鲍彤。而他爸爸就直接是六·四的牺牲者，是六·四代替赵紫阳的牺牲者，而鲍彤在他的后来的生命过程当中，跟赵紫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他代表了整个当时赵紫阳所代表的这种力量。而鲍朴在有关六·四的事情，在出版赵紫阳的《改革的历程》这部书的时候也明确表示他对六·四的看法，跟他的父亲完全一样。

李鹏找鲍朴出书，就是要借助鲍朴的态度，借助鲍彤的身份，向赵紫阳靠拢，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为自己在六·四时给整个世界人们留下印象的辩解和漂白，就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替自己辩解在六·四时的丑陋形象，这个凶杀恶魔的形象。除去这点，其他都没有必要，其他作为李鹏来讲都可以搞定，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最关键的。

而鲍朴在前面的表态，他认为内容有一定的真实性，经过几个月的思考，觉得还可以出版。这样的说法就是李鹏非常愿意看到的，我们不管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因为书我们并没有看到，真正六·四真实的一面。其实即使是在六·四现场的人，有人看到这样的一部分，有人看到那样的一部分，他无法掌握全局。

无法知道当时中共内部的权力之争的过程，我们也无法知道完整的一个画面，知道邓小平当时是如何排兵布阵，如何对整个北京城进行血洗的，都没有。这也就是鲍彤说的一个概念，要把六·四真相告诉全国人民，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

那李鹏在这当中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给自己洗净，要开脱自己，既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他的孩子，为他自己。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邓小平，邓小平在他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没有把骨灰留下，我自己当时的判断就是，他知道自己恶贯满盈，他知道自己是六·四的罪魁祸首，他怕被掘坟，因为他知道普通的中国人在六·四事件中对他的愤恨，对他的憎恶，他真的怕有一天，天变了，人们的愤怒的情绪宣泄出来，全会冲到他的身上去，所以他连骨灰都不敢留。

而李鹏八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据说最近又在闹什么病重了，反正就是有今天没有明天了。当人到这个时候，他也体会到当时邓小平对自己死亡后的恐惧，对自己死亡后民众会对他做什么，跟这些是相关的，也可能他借死的机会，尽可能的摆脱内心的某种东西，在我个人看来这是最关键的部分。

我也看到另外的介绍，说李鹏对六·四的做法是这么解释的，他说一切的决定都是邓小平作的，但是在六月三号晚上开始清场，到六·四的凌晨是他作为指挥的，而他当时之所以要这么做，他说他愿意以他整个生命和他整个家族的生命作为代价，阻止学生继续这么干下去。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在继续下去的话，就是第二次的文化大革命。他把学生的这种争取民主、反腐败的做法，称为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看过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荒谬，找什么借口都好，不要找这样的借口。我们原来说过一个笑话，说猪是怎么死的，猪真的是笨死的。这个道理很简单，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手挑起的，第一是为了党内打掉所有的异己，他认为可能对他造成威胁的中共的官员；第二他利用文化大革命毁掉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目的就是愚弄普通的百姓神化他个人，放大个人崇拜，把他作为神，而把真正的神完全给摧毁掉，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最大的目的。

而六·四是普通的百姓站出来，是民众对共产党说不，但是在当时并没有直接冲着共产党去，还讲拥护中国共产党，整个过程是那样的，他直接冲着的是反腐败，希望中国人能够像一个正常的人活着，跟文革正好恰恰相反，这怎么能拿文革做比较呢？所以找这样的借口也透现出他实在没有借口了。

而针对李鹏所谓六·四日记的出版，另外的一些媒体也采访了其他大陆的一些媒体人士。北京前《经济学周刊》的主编高瑜接受记者采访时是这么讲的，他说我看过影印版，我觉得完全是李鹏的真实的思想。六·四十五周年没有批准他出版是因为涉及到其他老人帮，还有各个方面。

另外不准谈六·四，如果李鹏可以谈了，那谁都可以谈了，胡绩伟可以谈，我也可以谈，是有这个问题。但是他自己实在按捺不住，因为他的罪行够大，所以站在他的立场角度，他想洗刷自己，但是不可能，你可以看一看书中写的是什么。他说学生运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什么和什么，确实是什么和什么呢？其实有关六·四的所谓的正式的文件中共本身对老百姓的正式文件，却是当时北京的市长陈希同做出的，并不是李鹏。

这个报告作为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的所谓的政府对它的意见。后来鲍彤也说非常荒唐，因为陈希同也被共产党打下去了，那么到底六·四的真实的面孔是什么，应该对所有人有个交待。曾经有过交待的人是被中共已经打下去的人，这就成为了一种非常荒谬的一种状况。

我看过网上一些文章，大概都是集中在怀疑李鹏的做法本身。我个人其实还是这种看法，我觉得李鹏六·四日记的出现，说明了中共内部的分化和对六·四事件意见的外表化；而李鹏的这种做法无外乎就是洗刷自己；再就是在今天中共最高的权力阶层握有实权的人，几乎都是六·四之后的获利者，都沾有学生的血。所以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网上很多人还在呼吁为六·四平反。

我觉得共产党本身没有资格为六·四平反，作为普通的大陆人，应该放弃中共，应该从精神上放弃它，而不是依靠中共所宣传的以武力夺取一切的权力，不是这个概念。武力夺下权力必然被武力所击溃，枪手定死在枪下，这也是很清楚的道理。所以李鹏六·四日记的出现，表明了中共内部权力的分化和权力斗争的外表化。

今天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或者说在中共内部权力之争这种土崩瓦解、找不出个儿的情况下，诸多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在为自己开脱，这就是我看李鹏六·四日记另外的一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