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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丘农民赵作海被戴上“杀人犯”的帽子，蒙冤11载，由于在公安机关那里已经“死亡”的受害人的出现，他这个“骆驼”终于得以穿过“针眼”，侥幸地获得了自由，并且顿时成为一个著名的新闻人物。
面对络绎不绝前来慰问的政府官员和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赵作海显然有点措手不及。有的报道说，赵作海出狱时，曾由衷地向政府多年来对他的教育表示感谢。每每见到公家的人，他总是站得笔直，双手贴于裤缝，弯腰九十度，鞠躬如仪。对此，我们曾深信不疑，确实，尽管他遭受了天大的冤狱，按常情来说有满肚子的愤恨，但他毕竟已在狱中呆了漫长的11年，规范而专业的训练已经让他彻底驯服，出现这种充满“文明“（？）色彩的言行，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赵作海毕竟是个在田野里生活了几十年的农民，当他跨出监狱大门，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以后，自由的因子还是在他身上找到了落脚点。据最新一期《新民周刊》报道，在接受该刊记者采访时，他恼怒地说：“我日！这话（作者按：指表示感谢的话）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被柘城县公安局整得这么惨，我还感谢他们？我恨都来不及。”
不知道那些听着赵作海的“感谢”之言觉得很受用的大小官吏，听到赵作海的这一声“我日！”，会有怎样的感受，反正，作为旁观者的我，听到赵作海愤怒地喊出这一声“我日！”，在我的面前，一个饱受公权力恶意摧残的中国最底层的公民，开始站立起来了，这一声响亮的“我日！”，是一个公民权力意识苏醒的标志。赵作海积聚了11年的满腹委屈、满腔愤怒，就浓缩在这一句“我日！”之中。
每一个以汉语作为母语的人都知道，“日”在这里是一个粗鄙的用词，在汉语的各种辞典中，它都作为一个名词而存在，没有一丝粗鄙的色彩，但是，它在操用汉语的人们口中，却更多地被作为一个动词，顽强地滚动在老百姓的舌头上。这个粗鄙化的意义之所以能够流行，全在于它言简意赅地表达出了人们的情绪，这就是语言的神奇所在。但是，官府对于“日”的这个动词语义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它不仅进不了词典，在网络上也经常被作为“敏感词”而遭遇屏蔽。官府需要的是“感谢”，官吏们不仅可以直接要求得到奥运金牌的世界冠军向他们表示感谢，即使是面对一个受冤狱之害的普通公民，也不忘通过一个记者之口向他讨要一声“感谢”。在这一声声的“感谢”之中，公权力对公民的统治意识全面膨胀，服务意识则渐趋衰退最终归于零。与之相对应的是，公民的权力在这一声声的“感谢”之中已被“文明”地剥夺，成了任由公权力予取予夺的对象。佘祥林、赵作海平反了，需要向官府表示感谢，聂树斌不得平反，实在是因为他已经死去，无法开口向官府表示感谢了，官员们既然讨不到便宜，得不到利益，甚至只能承受巨大的损失，所以便采取了将这个在我们看来已经完全昭然的冤案继续拖下去，拖到大家都遗忘了最好。当然，官府也不怕聂树斌在坟墓里喊出一声“我日！”，因为死人已经无法开口。
从“感谢”到“日”，这是公民权力意识在赵作海身上的一种曲折表达。如果不计较“日”这个字眼过于丰富的联想色彩的话，那么我们不妨认为，“日”是每一个公民面对公权力的肆意作恶的天然权力，这里的“日”，其实是一种抗议，一种权力的主张。辞典不承认它不要紧，这并不能证明它不存在，就像掩起了耳朵并不能阻挡钟声响起一样。当下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纠结在一起，其背后都可看到公权力越界胡为的影子，看到对公民私权的任意践踏。一切公权力的执掌者们，再也不应该沉醉在公民言不由衷的“感谢”之中而施施然，而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将公民视为屁民，视为草芥，随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公民就有权力对着他们大声地喊出：“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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