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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7月初上市）
一晃，《闲看水浒》这本书出版已有整六年了。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因此我格外看重它，尽管现在读起来一些段落显得行文轻率，且逻辑层次并不那么严密。
六年的时光，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即使放置在《水浒传》诞生的700来年中，只是短短的一瞬，而对人的一生来说，可算是不短的岁月，它让我从青年步入中年，我告别了圈养的记者生涯，成为一位“读书、写书、编书、卖书”的书业人士。而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六年间这个社会的变化亦是巨大的：网络已然普及，不再是六年前被看成那样：少数现实中不得意者的表演舞台；汽车越来越多，堵车不再是大都市的“专利”；房价越来越贵，“房奴”“蜗族”成为一些年轻人生存的状态。。。。。。但在有些方面，许多人可能觉得变化不是太大，且类似《水浒传》中一些恶性事件，似乎在现实中上演的频率越来越高。
比如：一位云南青年蹊跷地死在看守所里，警方最初宣布的原因是“躲猫猫”撞死。网络上专门有人总结了近年来看守所嫌疑人的离奇死法：做梦死、激动死、喝水死、骷髅死、针刺死。。。。。。。让人想起了武松进入孟州大牢后，老囚犯给他讲的那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尽管，现在有了迥异于宋代、更着重保护人权的成文法；尽管，现在也有了24小时监控监所的监视器。但是，总在关键时刻，法律和监视器同时失效。其中的缘由，令人深思。
刚当上海打工的河南青年孙中界，因心地善良免费让“钩子”打车，而被污为“黑车司机”，为自证清白，一怒之下砍下自己的手指。此事经媒体报道，上海某区执法部门钓鱼执法、以公权谋私的黑幕被层层揭开。好在孙中界遇到的不是高太尉，否则的话，他很可能和林冲误入白虎堂那样，被钓鱼执法后百口莫辩。
这几年因拆迁引发的暴力事件此起彼伏。唐福珍用自焚这种典型的中国弱势者抗拒强权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住房，却并没能阻止公权驱使的推土机。辽宁抚顺36岁的汉子杨义用刀刺死指挥拆迁的官员，上演了现实版的李逵打死强拆柴家花园的殷天锡。这种以暴易暴的血腥方式，竟然受到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网友喝彩，有人竟然将其和前两年沪上刺警的杨姓青年、《水浒传》中忍无可忍杀死泼皮牛二的杨志，并称“杨门三壮士”。
毋庸置疑，如果从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来评价，从普通人生活水平、福利保障水平等指数衡量，当下确实好于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纵向对比说它是盛世亦无不可，毕竟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全球化市场带来的福祉，同样惠及勤劳坚韧的中国人。但为什么有那么多普通人觉得不公平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恶性事件发生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我不想从政治制度层面做过多的分析，只想提供一个视角：信息技术发达让普通人获取信息更为便利，发生在这块广袤土地上一个个角落里的丑恶，被掩盖遮蔽的难度越来越大了。对某一个人来说，只有知道了丑事恶行，才会引发同情、悲伤、愤怒等情感。他的邻村发生某恶霸欺男霸女的事情，他如果不知道，就等于没有发生；而他在网上看到了离他千万里的韩局长“性爱日记”，他觉得丑恶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会义愤填膺。当丑事恶行被更多的人获知时，这种个人的情感就会汇聚成一种群体情绪。
有人看到这种现象而感觉到悲观，相反，我持有的态度是乐观的。我相信，遏制丑恶的第一步是让丑恶曝光，公然为恶总比悄悄为恶不为人知的压力要大，成本要高。信息无阻碍地流通是社会走向公平公正的开始。
我们以《水浒传》里的世界为例。
假如高太尉府派遣的两个伙计来引诱林冲持刀进白虎堂前让太尉过目，林冲在与他们闲谈时将带有摄像头的手机拍下两人的面目，并即使发到自己的微博上；在进白虎堂的途中，通过微博一路直播。高太尉要诬陷林冲图谋刺杀他，恐怕难度要大得多。
假如西门庆和潘金莲勾搭成奸后，察觉此事的唐牛儿在网上人气很高的“天涯杂谈”发帖，披露了此事，在东京出差的武松旅馆里上网看到此帖，他会想办法通知武大郎早作防备，或者提前回阳谷县处理此事，或者在网上发表义正言辞的警告。西门庆和潘金莲或许就很难谋杀武大郎，也就不会有日后因为司法不公，武松不得已自我执法杀死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惨剧了。
假如柴进在得知高唐州的叔叔花园遭遇知府的小舅子殷天锡强拆，事先将这个事件以及宋太祖颁发的誓书铁券照片发到凯迪的“猫眼看人”上，江湖上一帮子哥们纷纷跟帖，并发表评论，造成相当的舆论声势。殷天锡和他的姐夫，估计也会掂量掂量。
当然，信息的充分流通和迅速的传播并不能当然地阻止罪恶的发生。高太尉也有可能利用权力封掉林冲的微博，并指示大宋朝所有的媒体包括网络不得报道、讨论此案；西门庆可能花钱买通唐牛儿不要发帖；殷天锡仗着高知府和高太尉的权势，也可能真的不把誓书铁券放在眼里，该强拆的还是强拆。但无论如何，随着信息的公开，作恶的成本逐步上升，总有成本高于或接近收益时，如此，丑恶会逐渐地减少，或者一种从根本上防范丑恶的制度浴火重生。
若在信息传播层面，官家没有足够的优势，那么不改弦易辙，是难以为继的。高太尉的不堪，宋徽宗的荒淫，陆谦的为虎作伥，林冲的冤屈，在那个时代仅仅是小范围的人获知，传播的范围有限，传播的速度很慢，因此，朝廷从上到下，对危机的反应也是极慢的，直到金人南下，二帝北狩，这时候醒悟过来已经太晚了。
在这本书的首版序言中，吴思先生给我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这只是初步的成绩，前边仍有继续解读的广阔空间。譬如，梁山好汉的座次到底是根据什么排的？更宽泛地说，历代王朝如何分封功臣？如何分配官爵？战功、山头、资格、谋略、勤勉、人缘、名望、职务、超自然能力、与首领的关系、出身和血统，等等等等，这些要素在分配中各占多大的权重？这是一个大问题。在理解中国历史的方面，这个问题的地位，就好比‘市场如何配置资源、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终生去研究的大问题，这六年间，随着阅历的增加以及读书思考的深入，对吴思先生提出的问题，我下了一番功夫，也有了一些粗浅的见解。因此修订后的第一章，就是分析“排座次、定名分”是中国社会，包括家庭、江湖和庙堂的头等大事。以梁山108将为例，仪表堂堂、武艺出众、又有开山之功的林冲只能排第六，而武艺平平、长相寒碜的宋江排老大，宋江用心计、手腕和江湖声望等软实力弥补了硬实力的不足。而声望这类软实力的打造，传播技巧十分重要。一个县衙门的小押司，其仗义疏财的美名能远播江湖，是一个有意思的传播学课题。而在最终排名出笼之前的造舆论、做宣传，也需要恰到好处。
我这本书的写作，受吴思先生“潜规则”、“血酬定律”以及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的影响甚大，我也有意识地利用吴先生的“血酬”理论，即暴力的成本收益理论来分析《水浒传》中的诸多人物。经过这六年，这种思考我以为更为成熟。比如林冲、武松最终采取暴力手段讨公道之前，是经过精细的利弊衡量的，且每个人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一样，其算计的方式和决定采取暴力手段的临界点是不同的。林冲、杨志这类家世清白的职业军官，上梁山是最难的，一定要到迫不得已的地步；而雷横、武松这类小吏稍微容易一些，他们的忍耐力没有林冲、杨志那么好，更易冲动惹祸；至于李逵这种从小就是古惑仔的江湖人士，梁山简直就是为他预设的。但饶是如此，绝大多数人哪怕李逵那样的出身，也不是不问条件就采用暴力手段，他们拿“血酬”同样经过算计，趋利避害，人之本性。薛霸、董超之所以答应陆谦在押解途中结果林冲的性命，一则是杀了人有一笔不菲的报酬，二是他们算计这个活风险不大，因为是高太尉吩咐，在高太尉的权势笼罩下，林冲是只死老虎。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当下一些地方政府在拆迁征地时，黑道背景的人愿意受其驱使。道理一样，不但能拿钱，而且在地方政府“依法拆迁”的大旗下，风险会降到最低，被伤害者几乎不可能通过当地官府来惩罚这些强拆者。但世上并无毫无风险、一本万利的买卖，董超、薛霸以为依靠高太尉能顺顺利利拿“血酬”，却很难防得住鲁达的禅杖燕青的神箭。同样，多数参与强拆的人干完活顺利拿钱，但指挥强拆的开发区副主任被杨义杀死的案例一多，并经媒体迅速传播，有可能引起效仿作用，那么拿命博钱的职业强拆者会考虑风险了，对强拆行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震慑作用。2010年4月1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报道：昆明两位村官王昆、王跃，白天还在为发放征地款做维稳工作，晚上就被人杀死。在部分村民看来，这两个“叛徒”是罪有应得，他们因为公职背叛了自己的乡亲，帮着政府出卖土地，不许两人的骨灰进村。而死者的家属发现两家已成为当地政府眼中的“稳定挑战者”，并认定他们是“因私人恩怨与村民殴斗被杀，与政府无关”。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浒传》中那位告发宋江题写反诗的黄文炳，他最终被李逵一刀一刀地割肉下酒而死，他效忠的王朝却不能保护他。到这个时候，博取“血酬”的风险加大，会使一些希望从官府那儿拿血酬的人望而却步，那么力量的对比可能会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
信息传播的迅捷，会使各类丑恶现象很快被披露，当然会带来一些视觉冲击，似乎暴力事件多了起来。但从长远看，这是件好事，掩盖、回避丑恶与暴力，才是掩耳盗铃，最终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信息的畅通，会逐渐地增加为恶的成本，从而一点点消减暴力。这也是我对告别暴力为王的梁山规则与弱肉强食的江湖世界抱有信心的原因。世界，毕竟是不同了。
此书虽经修订，但我不满意处仍然很多。若读者觉得比首版略有进步，那将使我倍感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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