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腐败严重不严重”或“有没有腐败”作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社会的定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面对现在的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种议论流传得很广泛，即改革前的“过去年代没有腐败”。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固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成绩，但付出了道德、社会风气和社会公正的代价，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它认为：改革前年代的特权、腐败比现在轻微得多，人民生活不富裕，但很公正。

简单地支持或是反对这个说法，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但在这个口号影响下，确实有不少人，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真的相信那是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平等的时代。

有必要首先破除这个一厢情愿的美化。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决非伊甸园，同样存在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存在社会矛盾和民众的怨气，“四清”运动可以说明干部利用职权贪污腐化谋取私利有多么严重，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利用“反官僚特权”的口号获得民众的狂热支持，说明当时社会矛盾有多尖锐。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人们可以想一想，毛泽东的话描述了一幅什么样的社会不公和社会对立的图景。

那个时代的不平等并不是首先表现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上。党员和非党员、团员和非团员，甚至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之间，在升学、提干、参军等前途攸关的大事上待遇是大不一样的，而更广泛、更严重的是，人们根据家庭出身的不同，从一生下来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以后的个人努力和个人表现基本上不作数。

在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曾有一个叫杨国庆的青年，因为“阶级路线”政策而对前途绝望，在友谊商店砍伤一名非洲和一名欧洲外交官。杨犯被处死刑当然属于咎由自取，但反过来也可以想想，当时没有铤而走险但类似绝望的年轻人有多少。这种整体性的歧视政策在文革中发展成为赤裸裸的血统论，以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著称，最突出的表现是1966年在“红色恐怖的8月”中北京大兴县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杀，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

后人了解和评价以前的社会状况，基本上依靠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况，多半依赖自己的个体经验。问题在于，和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媒体时代相比，当时是极其封闭的，所以，关于以前的贪污、腐败，从文字和记忆中能了解的情况是少之又少。

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关于飞机失事，直至80年代还属于“阴暗面”不准报道，难道我们可以说，中国真是今不如昔，以前飞机从不出事，现在经常出事？第二，以前谈论“阴暗面”消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要受到处罚。比如60年代初城里的职工回乡探亲后知道农村饿死了很多人，回来后谈论就被加上“丑化社会主义”等罪名。

在这种情况下，负面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困难的。可以想一下，60 年代初仅河南信阳地区饿死的人就达100万以上，但有多少人知道？所以，凭抱怨声音的多少和大小来评判腐败的程度，是不可靠的。

上面说了这么多，并不意味着否认现在的特权、腐败、社会不公问题不严重，也不意味着因为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对任何单项指标作今昔对比时就只能说现在好。应该看到，因为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贪污、腐败的机会、诱惑比以前不知大了多少。在今天的中国，贪污、腐败的原因主要是钱权交易，毛泽东时代是突出政治和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钱还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经济的空间比现在小很多。纯粹就事论事，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的腐败比过去严重，我们需要澄清和争辩的，是那种言外之意，即对改革开放作整体性的否定，主张回到过去。

其实，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尽管过去年代与现在年代，在腐败上有程度和规模的不同，但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清楚的。如果把“腐败严重不严重”或“有没有腐败”作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社会的定性，那就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