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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之道，政治忠诚尤为重要。比如说，胡锦涛和温家宝要把中国最高领导的位子坐牢，就需要下面一帮人的政治忠诚：党、政、军系统，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组织，经济和文教系统，等等。下面的官员要保住位置和得到升迁，对上必须让中央领导相信自己的政治忠诚，对下又必须不断培育出下级官员的政治忠诚。低级小吏当然也必须一方面赢得上级的信任，另一方面又要培植自己的亲信。
当下中国官场对政治忠诚的看重，几乎发展到了精神分裂症的地步。从宏观来看，“团派”、“太子党”、“清华帮”和“上海帮”的形成，依托和光大的正是政治忠诚。从细处来看，“一起扛过枪的、一起下过乡的、一起同过窗的、一起分过赃的、一同嫖过娼的”成了选拔重用干部的标准。而有“公共情妇”名号的李薇与十几位省部级高官（包括财政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等人）制造的“情妇门”丑闻又给政治忠诚度的考量增添了个新指标：“一起拥有过的”。上上下下的官员们笃信，只有拥有相同的背景、经历、思维，才会形成相同的利益，日后才会风雨同舟，为利益而捍卫体制。
大陆官场近来流传了如下一个笑话：一位局长带了一位处长出席一个会议，在宾馆拥挤的电梯里局长一不留意放了个屁。处长紧张地申辩道：不是我。过了几个星期，处长被免了职。他左思右想、深挖灵魂，没有找到任何过错会成为丢官的理由。他找到局长问个究竟。局长说：屁大的事你都担当不起，怎么能继续在处长的位置上坐下去。俗话说，“官大半级压死人”，我也有亲身经历。在一次较高级别的会议上，我曾与一位厅长会间休息时边聊边说去倒杯咖啡。这位厅长却把我引向离咖啡桌更远的角落。出于对他的尊重，我也就不去想咖啡了。在我们闲聊中，不一会儿，他的一位处长端来两杯咖啡，一杯给他、一杯给我。不容我有时间反应，处长已经离去了。我也曾亲眼目睹一位处长，不顾我这个外人在场，对他的三个科长一一骂过来，“愚蠢”、“无能”和“没脑子”的字眼都用上了，俨然像训儿子。各位科长也只有赔笑点头的份儿。
在世界民主国家里，政治家经常就政策产生公开分歧，跳党、倒阁、挂冠而去和重组竞选班子属于平常政治的一部分。即便在第三世界国家，部分官员对最高领导人实施暗杀、绑架、军事政变和组织公开游行、反叛，也是家常便饭。只有在中国，人们永远看不到官员公开对上级不忠。毛的十大元帅有四个被逼上死路一条，也没有任何一个元帅或将军成功领导过军事政变。邓连续更换三任党和政府的最高首脑（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没有任何一个敢和邓公开分庭抗礼。江稳稳当当做了十多年的核心，整肃了北京（陈希同）、军中（杨家将）和南岳（叶家广东帮）的山头。胡温主政七年，政绩平平、积怨多多，但就是永远产生不了离经叛道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中共体制忠诚的规范为何如此牢固？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必须认清中共是如何在官场和整个社会建立和强化组织化的依附关系的。
无论在何种体制下，政客都把政治生存作为最高追求。政治生存是由忠诚规范的强弱而决定的。美国政治科学家（例如，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他的同事）经过大量的实证统计研究发现，忠诚规范的强弱是由“制胜联盟”和“选拔团”的规模大小来决定的。具体就中国政治来说，“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权力集团基本包括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国务委员和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以上的领导，或称“胡温集团”）权力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制胜联盟”—一般说来是党的中央委员会（200来人），它主要包括三大集团：中直机关、军队系统和地方势力。但由于党内民主的宽松和紧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构成又可能由党内元老决定。例如，邓小平时代有“八老”，势力可以左右中共政权；在关键时刻，例如1989年决定北京军事戒严，邓小平成为了一人的“制胜联盟”，拆下了赵紫阳和胡启立，扶上了江泽民和李鹏。一般来说，“制胜联盟”的规模越大，“党和国家领导人”能从制胜联盟成员获得的政治忠诚度就越低；为了政治生存，“党和国家领导人”依赖向一小部分人提供“私利”（例如，特权、腐败机会等等）就越显不足，他们就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赢得“制胜联盟”的支持。换言之，如果中央委员会发挥的作用越大，这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会提供较“八老掌政”情形下更多的公共产品；进一步，如果党代表大会（2000来人）成为“制胜联盟”，那“党和国家领导人”又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由此观之，党内民主的扩大是有助于社会公共福利的维护和推进的。
“制胜联盟”是“选拔团”的一部分。比如说，中国的七千万共产党员应被看成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拔团。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中国共产党有宣称自己领导的是“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全体中国公民（18岁以上的至少有七亿人）都可称为“选拔团”。政治学家发现，“选拔团”愈大，其成员要成为“制胜联盟”成员的机率就会愈小；愈小的机率就会给“制胜联盟”成员更大的不安全感，因为“制胜联盟”的成员是既得利益者，他一旦掉出“制胜联盟”，他要在反对派组织的新的“制胜联盟”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几率很小，损失会最大。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庞大的“选拔团”的国家（中国的七亿成年人口），寡头制的“制胜联盟”（两百中央委员或两千党代会成员）成员有最强的忠诚度。中央领导的“制胜联盟”成员在地方又成为当地的“封疆大吏”，他们又复制出自己的“地方制胜联盟”，相对于地方人口来说，又是一个地方寡头集团，他们又有强烈的政治忠诚感。既然领导人从上到下只需维持和满足一个几百人、甚至几个人的“制胜联盟”就可以保住官位，他们往往首先满足寡头“制胜联盟”成员的“私利”（例如给特权和腐败的机会）；他们对公共产品一般没有制度产生的动力和兴趣。如此这般，政权寻租行为和腐败都会猖獗，往往落为“窃贼政权”，而老百姓会被收刮得多、关照得少，民生福利等公共产品会被忽略。
在这样的制度下，中国共产党还设计出了一套反腐政策机制，继续强化下级官员对上级的依附性和忠诚度。首先，一旦踏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就算领导了免死牌。反腐一般不触及这一层次；即使偶尔因权力争斗不得已而为之，这个档次的成员也不会掉人头。所以，这组人有百分之百的贪腐特权、但只有百分之零的的砍头风险。到了省、部级和厅局级，官员享有80%的贪腐特权，他们的砍头风险增大到1%（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省部级领导有100多人人头落地或锒铛入狱，平均每年至少五个）。为了规避这1%的风险，河北国税局局长李真立下的宏愿是“45岁前，要弄成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他说，“官做得越大，越没人敢找你的事，自己就越保险”。可惜他到死都没能如愿。再往下走到县处、乡镇级，官员享有60%的贪腐特权，风险却增至10%（1983-2002年，共有三百一十多万党员干部被纪委查处，速度是每月平均一万多）。更重要的是，尽管每个官员头上都悬着一把中纪委“双规”的达摩克利斯剑，但它要砍下来，却100%是由上级领导怀疑下级政治忠诚而引发；所谓的“党纪”、“国法”和“生活作风问题”只是表面文章。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各级政府官员难免不对下“霸气十足”、对上“奴气十足”。他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最戏剧化的向上级表达政治忠诚。政治变成了“秀”，变成了“做戏政治”。
各级政府官员最大的想象力和智慧表现在他们用程式化和婴孩化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忠诚。文革有“忠字舞”，现在的重庆领导推出了“高唱红色歌曲”；胡温喜欢访贫问寒，“看看米罐子、捏捏被褥子”，省市级领导也亦步亦趋模仿。有擅长阴阳八卦的人分析，中国从胡耀邦、赵紫阳（阳气紫气上升）时代进入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水汽阴气弥漫），是进入阴盛阳衰、黯黯阴沥阶段。最为明显的例证是“政治的婴孩化”。官方的媒体越来越喜欢用“邓爷爷”、“江爷爷”、“胡爷爷”、“温爷爷”，甚至“胡奶奶”的字眼了。三代领导核心统统变为一个辈份。大陆媒体刊登了这样一封信：“温爷爷： 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尽管我已是一位大青年，但是，我宁愿和广大网民一样称呼您。因为我感觉只有这样称呼您才能表达我心底里对您的敬意和亲切。百姓这样称呼您是全国大家庭的‘温爷爷’，您是这样的亲切，这样当之无愧。”当最高领导人与儿童的互动（例如四川地震时期）越来越被赋予政治内涵时，政治也就越来越幼稚化了。胡锦涛短暂停足广东，汪洋就掀起了“深刻认识胡锦涛对粤新期待”的学习高潮， “黄恩浩荡”，广东开始感恩。“胡哥”和“宝宝”造就了一群追星族—“什锦八宝饭”。最可笑的是，中新社明明知道“宝宝”为何人，却发了一篇通讯，题为：“澳门‘回归宝宝’写信欢迎‘胡爷爷’童趣十足”。温总理有即兴发挥、随时落泪的天赋，所有的地方领导也毫不掩饰地在镜头前语塞哏噎、“大珠小珠落玉盘”了。
官场还有奇事：山东济宁涉贪副市长李信向举报人下跪，照片上了网络；四川绵竹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蒋国华四次在愤怒的游行死难学生父母面前下跪，试图阻止游行。原广东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副主任覃赛先被控贪污受审，近70岁的她突然从被告席上站起来，冲着法官当庭下跪，喊道：“我在这里给法官大人跪下求情了！” 原重庆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证照科科长卞忠其在法庭上哭诉，他曾向情妇下跪求情，称都是情妇害了他。农业部农垦局原副局长兼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副主任丁力，在法庭上含泪忏悔自己未能抵住金钱的诱惑，他手擦眼泪哽咽地说：“我反思过，我不学法、不懂法，没有抵住金钱的诱惑。我觉得司法机关发现我犯罪很及时，遏止了我再犯罪。”重庆大渡口区建委计财科前科长王莉红因涉嫌受贿受审，在法庭上失声痛哭。“为防微杜渐，用实例来教育领导干部，”该区纪委还组织了140余名领导干部到庭参加旁听。中国国内有媒体人士这样写道：
这几年贪官受审时下跪已经不算什么新闻了，涉案1130万元的海南省东方市原市长戚火贵3次上庭受审，每次都瘫倒在庭上、尿湿裤子；胡长清庭上一见“大盖帽”就“扑嗵———”一声下跪，含泪哭求：“放我一命！”连不可一世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也在受审之间下跪发誓，请求饶恕。最可笑的他们不仅跪法官，连掌握了自己确切证据要举报的举报人也照跪不误，山东济宁原副市长李信涉嫌受贿457万余元，就曾在多个不同场所向举报人李玉春下跪。中国的“跪文化”早在辛亥革命就已经被扫入到历史垃圾堆了，想不到现在被一帮贪官“发扬光大”了。
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男儿有泪不轻弹”。但中国的制度却可以让成千上万百姓见了会发抖的共产党官员全然忘却自己是负责任的成年人、是有骨气的男人。之所以这一体制能造就出“儿孙的心态和形态”，主要在于它可以让每一个官僚感到恐惧、无助和幼稚。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话来说，中国的官员还处于蒙昧时代造就的“未成年状态”。刘晓波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未成年”就是人类在主观意愿上屈从于理性无能的状态，自愿屈从于他人居高临下的引导，即不经他人引导便无力运用自己的理智能力的生存状态。而摆脱未成年状态，就是人类向囿于被动状态的蒙昧进行主动挑战，正如康德所号召的那样：“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也就是说，“未成年人”就是人们不敢运用自己的天赋理性而乞求于权威的意愿，而“成年人状态”就是摆脱对权威的依赖而敢于独立运用自己的天赋理性的意愿，使人从被动状态变为主动状态的意愿。（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第419页）
当官当到如此境界，体制外的力量要撼动中国的既得利益寡头集团，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更任重道远。但我们也可以期盼，某天中国的官僚突然摆脱了政治幼稚病，有了做真正负责的成年人的冲动、做顶天立地男子汉的欲望，这一套扭曲人性、压抑尊严的制度就会坍塌了。最后引用《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的一句话：“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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