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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1980年的一句惊人之语
日期:7/1/2010 来源:老高的博客 作者:高伐林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六名发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华人朱传榘老先生说:1980年,我回祖国大陆时,见到了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先生一见我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


◆高伐林


  前几天,我在介绍林彪的大女儿林晓霖及其母亲张梅时,提到作家章诒和曾在香港报章发表文章,说她“在春天一个下午,接到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林晓霖打来的电话,颇感意外”。林晓霖说,读过她的《往事并不如烟》,非常难过。致电给章是要告诉她:“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一连几个“对不起”,章诒和形容,像层层细浪拍打、湿润著一颗衰老干枯的心,她呜呜地哭了。晓霖也咽声而泣……

  这里我要介绍,我2005年秋天回国时,在北京听到一位华裔旅美老人演讲,回忆邓小平1980年接见的情景所说的类似的话,好像还鲜为人知。
  那天是2005年1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二楼的一个会议厅,举行“中国企业公民论坛”,由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旗下的一个委员会和《公益时报》联合主办,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等机构协办。企业如何履行公民社会责任,是许多志士仁人开拓社会空间的又一思路,一家报社的几个朋友邀我去听听,我欣然前往。此会让我收获不小,可惜当时没有来得及写文章介绍,事过境迁,再写的话,很多材料也过时了。

  这且不提。那天会议主办机构请了一位老人上台讲讲话。大部分讲员都是有备而来,不仅有讲稿,而且带了幻灯片什么的,唯独这位老人是即席致词。
  主持人介绍说:今天的会议,我们有幸请到德高望重的美国华人朱传榘、朱老,他已经高龄87岁了,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六名发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华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他自己首先掏钱,又说服美国很多机构、学校,投资到上海建起了中国第一所商学院;现在他全心全意地投入中国的公益事业,这次他与夫人回国,也是继续要推进中国的公益事业……





朱传榘老先生,2005年11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高伐林摄)

  朱传榘老先生那天讲得很精彩(后来我又有机会听了他一场小范围演讲,还因一种特殊机缘,参加了中国前民政部长、中国慈善总会会长崔乃夫与他的“餐叙”,两位老人讲的不少往事很有意思,今后或许有机会来追记)。这里只说他的开场白,一开口就顿时令全场肃静:

  1980年,我回祖国大陆,见到了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先生一见我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

  中共三十年来的口径,都是将“文革”罪行首先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的阴谋破坏,其次归咎于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邓小平出来讲话时,倒也说过对于“文革”,党中央和很多领导同志也都有“责任”。但是这么明确地对一个党外、海外人士说:共产党是“犯了罪”,“对人民犯了罪”,或许我孤陋寡闻,我这是第一次听说,当时就深受震动。
  朱传榘的夫人荣智珍与荣毅仁、荣智健是亲戚:荣智珍的爷爷荣宗敬,与荣毅仁的父亲,是亲兄弟。
  《南方人物周刊》曾刊出徐琳玲的深度报导《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家族》,介绍说,面粉业起家的荣氏兄弟创业第一代核心人物荣宗敬,1938年病逝于香港。荣氏家族子孙众多,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德国和港澳地区,大多延续着祖辈道路,在实业界颇有建树和影响力。1986年,邓小平提议,乘荣毅仁70岁生日和金婚之际,由中央统战部和中信党组邀请,组织荣氏亲属回国观光。浩浩荡荡的2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彭真的接见——对一个家族的海外亲属接待规格如此之高,共和国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
  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出版了朱传榘《朱传榘与中国改革开放》(哪家出版社未查到)。九旬老人朱传榘在自序中发自肺腑的剖白,令人感动,见下面所附摘录。
  我由徐琳玲《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家族》文中所谈到的内容,与朱传榘《朱传榘与中国改革开放》自序中的介绍参照着推算:
  大房荣宗敬,其儿子荣鸿元,荣鸿元长女为荣智珍;
  二房荣德生,其四子荣毅仁,荣毅仁独子为荣智健。
  邓小平的那番话,是否带有对在“文革”中遭到冲击的荣家表示歉疚之意?或者,邓小平毕竟也算“文革”受害者,用这番话向人表明把自己主动摆进责任者之列的高姿态?
  人民大会堂那一天的会议有两百多人出席,首都的新闻单位几乎全到齐了,当天和第二天都做了详略不等的报导,当然,无一提到朱传榘老先生的这句开场白。
  幸而朱传榘于2008年在那篇自序中,用相对来讲比较含蓄的语言也回忆说:

  1980年10月,通过赵东宛和吴明瑜的安排,我见到了邓小平先生。他的一句话令我感触很深。他说,共产党犯了很多错误,欠人民很多,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还债。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下决心从此要为中国的改革事业贡献我的力量。

  当年,邓小平勇于坦率地承认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必须向中国人民还债;过了若干年,我们看到中国的各级官媒将当今时代不由分说地定义为“盛世”;看到电视屏幕上和文艺舞台上极力讴歌党的各种英明决策和伟大成就;看到重庆带头树立起37.4米高(足有十二、三层楼那么高)的毛泽东塑像;看到媒体津津乐道“四川建起了毛、邓、江、胡四位领袖的花岗岩塑像并陈一处”的“四领袖”广场……我就想起了朱传榘转述的邓小平这几句话——
  “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还债”……




  中国前民政部长、中国慈善总会会长崔乃夫(左)与朱传榘餐叙。(高伐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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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传榘先生简历】

  朱传榘,1919年生于天津,1939年赴美留学。194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其他五人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部计算机(ENIAC),获得电子和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的“计算机先驱奖”(IEEE Computer Pioneer Award)。曾任美国BTU国际、斯坦福研究院(SRI)董事兼总裁办公室高级顾问、哥伦比亚国际公司主席、霍尼威尔信息系统公司(Honeywell Information Systems)副总裁、王安电脑公司高级副总裁、阿尔贡(Argonne)国家实验室高级科学家等职。在中国,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荣誉院士、中国工程学会高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校委会委员、荣誉教授以及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校荣誉教授。现居波士顿附近。
  197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代表党和政府会见了朱传榘夫妇。他心直口快、一针见血地向方毅副总理谈了一系列对国家发展的建议,包括“引进来,走出去”、“培养有国际经济竞争观念的高级公务员和企业经理人才”等。
  此后数年里,邓小平、王震、万里、江泽民、李瑞环、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会见过朱传榘夫妇。
  近年来,朱传榘经常到内地大专院校及非营利组织推动公益事业,被人誉为公益“传教士”。他曾在母校上海交大设立“朱传榘英文奖”,后来又推动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中国最早的商学院,并设立“朱传榘精神文明奖”。


附:朱传榘为《朱传榘与中国改革开放》一书所写的自序(摘录)

  1943年,我娶了美国妻子,建立了家庭,加入了美国国籍,过起了完全美国式的生活。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在电子计算机领域中的漫长职业生涯。我参与了第一个电视台WPTZ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与制造,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在美国一家蓝筹股公司担任高管职位的中国人,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所管辖的芝加哥大学阿尔贡国家实验室有着高级科学家的头衔……
  1970年我与荣智珍再婚。她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大实业家荣鸿元(溥仁)先生的长女。荣鸿元先生是荣氏家族叔伯大排行的长兄。那是我生活工作经历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
  今天,回想起68年前我给父亲的信中比较孔夫子和西方哲学家时说的话,感到当时的头脑是那样简单,对中国的了解是那么少。孔子曾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关心的是社会中的人怎么才能过得幸福和谐。在科学上有这样的说法,最简单的往往是第一流的。从这个意义来讲,孔子是有着科学的思维方法的贤哲。
  …………
  回顾我从1940年抵达美国直至1978年第一次回国的38年间,我经历了世界上的一场工业革命,参与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整个历程。但是,我为中国做了什么呢?在我离开祖国的这38年间,我的家人怎样地被揪斗,中国老百姓遭受了多少苦难,又有多少人亡命天涯,而我却在过着安逸、奢华、充满名望的生活。我知道,现在该是我报答祖国的时候了。
  1978年, 我59岁。
  那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先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掌舵人。
  智珍深知我思念祖国,劝我回国看看。当时, 美国到中国没有直飞航班机,唯一的航线要途经欧洲、近东和印度再到北京,要花将近3天时间。……我们于1978年10月8日到达北京。智珍的四婶(荣毅仁夫人)在机场迎接我们。
  从各地参观访问三周后,当我们回到北京时,方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
  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我选择了社会科学和科技发展政策作为我为之贡献的领域。于是国家科委和社会科学院成了我活动的中心。科委的赵东宛、宋健、吴明瑜、邓楠和杨培青等,以及社科院,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马洪、李泊溪和王慧炯等都曾在一起工作。
  1980年10月,通过赵东宛和吴明瑜的安排,我见到了邓小平先生。他的一句话令我感触很深。他说,共产党犯了很多错误,欠人民很多,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还债。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下决心从此要为中国的改革事业贡献我的力量。
  这些信件、谈话稿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记录搜集,并于上世纪90年代初退还给我,让我整理发表的,但被我搁置了15年,最后还是荣智珍坚持要我将其编辑出版。为此,我再次向杨培青和吴明瑜寻求帮助。在此文集出版问世之际,我谨向这两位老朋友和其他参与此书搜集资料,编辑和最后出版而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朋友们致以衷心的谢意,也愿这本文集,能为热情关心,积极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人们,带来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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