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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其专制势力之凶狠，权贵资本之贪婪，是其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哈耶克曾说：目前这个世界上，令人不解的事情之一是，极权主义国家好像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受“社会公正”的约束，更愿意让那些受发展的不利影响的人背负重担。胡平指出：“由于缺少起码的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中国的私有化必然导致权贵私有化，导致权势集团公然地、大规模地抢劫公有财产，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方面是连续多年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史无前例的残酷血腥、不公不义、伤天害理。现今中国的贪污腐败，不但在程度上远远超过当年的台湾、南韩，也超过当年的菲律宾和印尼，而且在性质上要比菲律宾和印尼的情况还恶劣百倍。正像我早就指出的那样，中共先是用专制的手段灭私充公，然后又靠专制的庇护化公为私，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全做了。难道不比苏哈托治下的印尼还恶劣百倍吗？”
秦晖把上述现实形象地描述为“尺蠖效应”。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同样依托专制强权，先以“左”的名义抢劫，再以“右”的名义分赃。以“社会主义”为名化平民之私为“公”，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国有部门”在“左右循环”中成为“原始积累之泵”：以不受制约的权力为强大的马达，一头把老百姓的私产泵进国库，一头又把国库的东西泵进权贵的私囊。这可比“资本主义”条件下富人在市场上通过交换“私对私”地兼并穷人要“高效”得多了！就像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
一位著名的民办教育家提供了“尺蠖效应”在教育领域中的运作实证。他概括了教育行政部门几十年来“集权-养权-分权-享权”的历程。所谓“集权”，指的是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摧毁私立教育，教育全部公立化，建立起了教育部门在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设。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使之成为家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当然，竞争获胜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的阶段，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权力资源的阶段。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
在政治民主化改革阙如的情况下，“经济改革”现已沦为“财富掠夺”的代名词，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奇怪的了。“毛泽东热”长盛不衰，对“走资派”的大批判言辞堂而皇之地登上网络平台，这些都是对执政者的警示：如果社会断裂化的趋势得不到遏制和扭转，极端主义的破土而出，革命情绪的逐渐积累，改朝换代的普遍期待，就是难以避免的。)
毛泽东生前讲了几十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甚至准备打世界大战和核战争，但朝鲜战争后的中国事实上一直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直接危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始终自我克制、谨慎对待；一方面是中国的国力还不足以对世界秩序构成威胁，冷战的主要对手始终是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直到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GNP总量也只相当于加拿大的水平，与美国、日本还相距甚远，至此，世界民主阵营还没有怎么把中国放在眼里。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增长，战争的危险反而增加了。原因也是两个方面的。从一方面说，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在国力逐渐强盛后，很可能不像以前那样谦虚谨慎了，而变得趾高气昂、盛气凌人起来，小小的突发事件就可能造成骑虎难下之势；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专制体制具有一种转移内部矛盾，从民族主义中寻求合法性资源的本能冲动。从另一方面说，在今后二十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越日本和美国，坐上世界第一的宝座；中国的战略核力量将会与美、俄鼎足而三，中国的远洋海军将会游弋全球，中国的陆军将具有向周边国家快速出动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及其全球盟国将会重新审视对于后极权体制下的中国的战略态势。
面对第三波民主化持续发展的世界潮流，后极权体制的中国无法摆脱与世界大家庭格格不入的宿命。融入世界民主体系，中国将获得在全球化中持续发展并最终在和平禅让中取代美国世界领导者角色的历史机遇；坚持后极权主义的专制体制，中国就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在国际上受到战略围堵，与美国及其盟国展开军备竞赛，甚至可能擦枪走火，导致新的战争；第二，国际社会不能容忍后极权体制的大陆吞并自由民主的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始终无法实现；第三，城乡、地区、阶级、民族、宗教等各种内部矛盾日积月累，任何一处漏洞都有可能造成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导致“玻璃桶江山”的破碎。说本世纪头二十年是个战略机遇期，并不是说有这点时间韬光养晦、发展自己，就可以有足够的本钱与世界主流文明分庭抗礼了；而是说，在这二十年中，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联盟的矛盾是世界主要矛盾，中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调整体制和战略，自己来决定今后的国际角色――是罗斯福曾为之尽力的“世界四警察”之一，还是基辛格所谓的“世界革命者”或者“流氓国家”。
民主转型的阻力和动力
妨碍后极权体制向宪政民主体制转型的阻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上的，一是利益上的。如果只强调其中的一方面，就会成为林毓生所谓“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或者马克思主义类型的“（阶级）利益决定论”。
自从“华夏体系”在19世纪被“世界体系”吞并后，中国人对世界乃至自身的认识就不再是完全自主、自足的了。中国精英阶层从青睐英美模式到德日模式到苏维埃模式再到东亚模式，都是被世界潮流裹胁的结果。1919年以后――更不用说1949年以后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演变。1956年以来，中国统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政治改革的认识，曾三次受到苏东国家事态的干扰。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毛泽东曾想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搞一点民主化的尝试。但是，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中止了这一进程，毛泽东通过“反右运动”中的“引蛇出洞”，反而强化了思想控制和政治镇压。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了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紧接着，全国的高等院校中掀起了“竞选运动”，这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波峰。但是，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吓坏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在他们的进言下，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决定“缓改革”。事实上，当局的政治改革热情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到那个时期的程度了。从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上台到1991年克里姆林宫易帜，再一次极大地改变了国人对政治改革的认识。中共高层中有一种强烈的呼声，要求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工作重心，邓小平比他的多数同僚头脑要清醒一些，但还是确定了一条经济改革放开，政治改革收紧的瘸腿路线，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苏东国家在1990年代的转型进程给国人带来三种认识上的困惑：民主化会不会导致经济停滞乃至倒退？会不会导致国家分裂？会不会消弱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如果不能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就会成为民主转型的思想阻力。
苏东国家在转型期间普遍出现经济衰退（虽然在程度上有轻有重），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官方媒体出于维护专制制度的需要，一方面是拼命夸大衰退的事实，当苏东国家经济好转后就不与报道了，让一部分国人误以为他们现在还在危机中挣扎；另一方面是把衰退的原因完全归罪于民主化和私有化。金雁、秦晖在《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中对此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并阐述了他们对经济衰退原因的看法。笔者在《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中也曾指出：“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导致九十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条：第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破坏；第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第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第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前苏联实行的是集中程度非常高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从苏联向独联体的转变，使得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对外贸易，平白增加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华约和经互会组织解散后，东欧国家纷纷转向以西欧国家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和削弱了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于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生产出来的东西突然没人要了，急需的专用设备或零配件要改用外汇来购买了，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是统一经济空间瓦解的后果。
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把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算，与国防有关的产品与服务接近GDP的40%，这个比例高出中国几倍。苏美签订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协议，进而阿富汗撤军、中苏和解、华约解散，苏军以及后来的俄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军事采购，而军工企业由军品转产民品的结构调整却非常缓慢。俄罗斯还没能分享到和平红利，却先饱尝了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苦痛。
分利集团在前苏联时期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性的，例如军工集团、能源集团；有的是地方性的，例如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就是一个以第一书记为首的分利集团，中央机关与地方领导人构成一个庞大的贪污网络，主要从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中大获其利。在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讲，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在分利集团的强烈反对下，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疗法”仅持续了半年，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便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饮鸩止渴而使经济更加困难。价格自由化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价格，越南的一步到位价格改革就相当成功，有效遏止了通货膨胀。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得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正如奥尔森所指出：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新制度（即社会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使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与俄罗斯每年减少了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于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具有直接的重大影响。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强烈反弹，俄罗斯外汇收入激增，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十年来首次大幅度的经济增长。
以上四条原因中，有三条与民主化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三条与民主化有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民主化越不彻底，分利集团的危害性越大，独联体国家与东欧国家的对比，就是最好的证据。由于贯彻邓小平、陈云务实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果，军事工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已经调整到一个比较适当的比例，除非在军国主义的鼓噪下，江后时期掀起一个扩军备战的新高潮，国家民主化以及军队国家化将不会导致像俄罗斯那样的军事工业大转型的强烈阵痛。在1980年代，经互会国家单独构成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自外或被排斥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因而重建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会导致暂时的混乱与失序。而加入了WTO的中国，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化经济中的佼佼者，甚至被戴上“世界工场”的桂冠，对外贸和外资的依存度，在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民主化转型将不会破坏已有的国际经济合作关系，反过来说，这种关系倒有可能被国际社会用来作为促进中国民主化的战略手段。目前所谓“经济安全”的考虑，主要是基于政权安全而不是国家安全的角度，否则，诸如日本、韩国这样在战略资源上比中国更依赖国际社会的国家，早就退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了。苏东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而中国在现实中已经走上一条“先私有化，后民主化”的道路，因而，中国民主化将不会伴随所谓私有化“休克疗法”，更类似于1980年代中期台湾的民主转型。台湾和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几乎对其经济上的持续高速发展没有带来任何不良影响。新兴工业化国家近年来出现增长速度放缓乃至短暂的危机，乃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所产生的新问题。
作为一个国际政治概念的苏东国家，一共包括十个国家：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蒙古、东德。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国家解体现象的，只有前三个国家，与之相反，东德在转型过程中还实现了国家统一。这说明，民主化与国家分裂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由于苏联和南斯拉夫在这十个国家中的重要地位，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1990年代初的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不同，它们作为一个政治实体，都只有几十年的短暂历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情愿结合在一起的不同民族曾经站在战争的对立面刀兵相见。苏联与纳粹德国缔结密约后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美国在法律上从来没有予以承认。保、罗、匈三国都存在重要的少数民族，但是因为有一个在人口上占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就没有出现国家的解体。
笔者在《被绑架的宪政：党国与邦联的缠绕政体》中指出：苏联的国号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表明其政体形态是邦联制而不是联邦制。南斯拉夫虽然以联邦为国号（1945年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但却照搬了苏联的邦联制政体。这种政体的主要特征是：邦联制国家的成员邦可以自主决定脱离联邦；其中央政府的组成由各成员邦的代表决定而不是由全国的选民来决定。例如，所谓“斯大林宪法”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由“各平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组成的联盟国家”。“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只受苏联宪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范围的限制。在这个范围以外，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独立行使国家权力。”“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根据本共和国的特点而制订的并与苏联宪法完全相符合的宪法。”“每一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权同外国直接发生外交关系、签订协定和互派外交代表和领事。”“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本共和国军队的编制。”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时期内维持统一和强大，靠的是“党国制与邦联制的缠绕政体”。邦联制是表，党国制是里，邦联制是“明章程”，党国制是“潜规则”。列宁式的党是实行“铁的纪律”的党，其组织原则是“民主的”集中制（主词是集中制，中文译为民主集中制是不对的）。国人必须对法律与现实脱节的状况保持高度警觉。法律上规定的控制手段在事实上毫无效力，现实中有效的控制手段又缺乏合法性依据，这种局面可以敷衍于一时，却不能保障长治久安。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一方面在宪法上规定了高度的地方自治权，一方面又依靠共产党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与党对国家事务的垄断来维系国家的统一，结果是民主化与国家瓦解结伴而来。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又是一个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现行宪法在类型上属于“单一制国家”的宪法，没有仿效苏联规定民族自治地区享有主权地位和包括自立权在内的民族自决权，这些都有利于遏制民主化的可能副产品――国家分裂；但是从“国家的主权不是直接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地方”而言，又带有一定的邦联制色彩，应当事先考虑好应对之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类似于前南斯拉夫的代表团制，除基层外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通过间接选举产生，造成“国家的主权不是直接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地方”。“党国制与邦联制的缠绕政体”所造成的政改难题是：不改变党国制就无法实行民主化，马上废除党国制又可能出现地方主义泛滥甚至地方分立的局面。打破僵局的办法是首先进行清除邦联制痕迹的政体改革，实行“使全国共同体的权威直达每一公民”的全国性普选。此外，还需要在选举法的层面作出相应的政体选择。许多国家实行比例代表制、议会最低门槛制、单一选区两票制（选民把一张选票投给本选区的候选人，另一张选票投给政党不分区候选人名单）等，鼓励形成少数全国性大党或竞选联盟，削弱鼓吹地方主义或民族主义势力的政治能量。在确定中国宪政民主的大方向后，尚需学者和政治家仔细地斟酌、掂量和选择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形态。
防止地方主义泛滥乃至国家解体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审慎地选择一个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地方自治方案。民主化后的中国必然要实行地方自治，这是世界民主国家的通则。但在哪些地方行政单位实行地方自治，是大有讲究的。七年前，笔者就在《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初步构想》（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期）中主张实行两级地方自治：将中央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地区改组为都、府、州（直辖市改称都，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政府所在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30%的地级市改称府，一般的地级市和地区改称州），确定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简称地方自治体；以按新标准设立的市、镇、乡和坊（即现在大城市中的街道）为下级地方自治单位，简称社区自治体。两级自治体均应制定自治章程，自治机构和行政首长均应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自治机构均应享有地方立法权。两级自治体均应有独立的财政来源。省、县保留为非自治的地方行政体。省设省长和省参议会，省长由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政府监督该省的各级地方自治，并执行中央政府交办的各项任务；省参议会由都、府、州自治机构委派的成员组成，决定地方自治体委托省长及其领导的行政机关办理的事项。省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其收入由中央拨款和地方自治体拨款两部分组成，并分别支出于中央交办及地方自治体联合委办的事项。县的权力构成类似于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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