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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1、“一党制”说文解字
一党制是西方传统吗？不是。在西方话语中，“一党制”（one-party system）本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System意为多个实体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若政党数目唯一，则无“政党体制”可言。进而言之，一个唯一的“党”是否仍可以被称之为党？恐怕也是大有疑问的。从词源上讲，“党”（party）意味着“部分”（part）而非整体，不言而喻，此part之余尚有其他的part，本party之外应有其他的party，世上岂有“一党制”之理？只允许一撮人开一个party、而封杀其他一切人的一切party，无异于宣布：（1）、（某个特定的）部分=整体，（2）、其他所有的部分通通=0，（3）、前述两个“恒等式”不可变更，永久成立。一个不肯承认自己只能代表部分、却硬要强行冒充整体的“党”，还算个什么党呢？很显然，这种体制毫无对他者的善良之意，毫无对异己的宽容之德，不仅在人品与“党品”上无足称道，即便从语义学与逻辑学的角度，也是不大能够说得通的。
那么，一党制是“中国特色”吗？也不是。“五四”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先进分子”总是乐于为眼前的祸事寻找古老的根源，他们特别喜欢把我们的老祖宗说成是一群既愚蠢又龌龊的怪物，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的老祖先再愚蠢，却也未曾愚蠢到支持（或者赞成）一党制的地步。关于“党”的中文语义学可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在古汉语里，“党”一直是一个贬义词，专指那些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勾结、互相袒护、党同伐异、朋比为奸的小团体，比如“朋党”、“会党”、“阉党”、“逆党”、“奸党”、“私党”、“死党”之类：跟“党”沾边的人和事，几乎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凡“结党”，必定“营私”，对内培植“党羽”，对外挑动“党争”，此类小人行径，既为历朝君王所憎恶，亦为主流社会所厌弃。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因此，在真正的“中国特色”之中，“党”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所谓“一党制”，则连立足之地也没有（千万不要混淆了“一君制”与“一党制”，二者既不是一回事，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世上所有的古老民族都曾经实行君主制，却只有极少数的近代民族曾经奉行一党制）。“一党”以党犯国、独揽大权，还要堂而皇之临朝称“制”，将此“党而不群”之“制”正式化、长期化，子曰：是可忍，孰不可忍？
2、“一党”非党
马克斯•韦伯说，政党一旦不再通过竞争性政治市场上的自由说服而发挥其功能，它就不再是一个政党了。阿尔蒙德在其名著《比较政治学》中直截了当地说：“极权制度下人们称之为政党的组织，根本就不是政党”。还有很多西方政治学家也曾指出，象纳粹党、共产党这样以政治暴力消灭了其他一切政党的所谓“政党”，不仅不再是一个政党，而且已经完全颠覆了现代政党政治的内涵与本质，恰恰站在了政党的对立面。
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算得上是一个政党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算得上是一种政党体制吗？恐怕都很成问题。就日常观察而言，象中国共产党这样“伟光正”的团体，与两党制之下的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或英国保守党、工党，或与多党制之下德国、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相比，其结构、功能，其行为、目的，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除了名称都叫做某某党之外，它们哪里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即便是与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马来西亚巫统、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南非非国大这样一些曾经（或有可能）长期把持政权的“一党独大”型政党相比，中共也是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借用中共的官方语言来说，与所有那些普通的（或不太普通的）外国政党相比，中共与它们都有着“本质区别”。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称中共为“党”，是犯了名不正言不顺的错误。所幸的是，在意大利法西斯党、德国纳粹党、苏俄布尔什维克党陆续消亡之后，像中共这样异乎寻常、名不副实、别具一格的所谓“党”，世上已经所剩不多了。
3、政党的渊源，与一党制的类型
政党生在议会，长在选举。近代政党起源于英国的议会——具有相同观点的议员们为了通过或否决某些议案而在议会中寻求多数，因而结成了政治联盟。现代政党则发源于18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具有相似政治偏好的人们为了在竞争性的选举中获取尽可能多的选票而采取协调行动，因而组成了各自的政治集团。可见，政党政治是代议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内在要求，为了更充分、更高效地发挥议会和选举的功能，“党”这个东西，才因此应运而生。也就是说，议会和选举才是政党政治的天然活动舞台，游击连队设支部、国营企业办党委，那真是邪门歪道、走火入魔。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政党政治就肩负起两大使命，一为有益于议会，二为服务于选举。这就要求，政党的数目应该是复数才对。因为，若政党始终唯一，议会必将变成一言堂，选举必将沦为走过场，如此，则非但不能有益于议会、服务于选举，反而将窒息议会、扼杀选举。可见，所谓“一党制”者，正是政党毒药，恰与政党政治的使命背道而驰。
一党制是政党政治的畸形变异。它是晚近的产物，产生于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权。虽然勉强可将雅各宾党人视作一党制的鼻祖，但毕竟其思想观念与组织形态与后世的一党制多有不同，另外，雅各宾领袖们全都坚决反对政党政治、而主张“无党制”。一党制是非常态政党所主持之非常态政治，若以普通人和普通政党的眼光去看，一党制就像是一群疯子在做一连串的疯事。然而，并不奇怪的是，一党制竟然在二十世纪里风起云涌，从欧洲向全球波及开来，至今余波未息。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第一波的一党制是德国纳粹主义运动和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产物，第二波的一党制则源于反殖民独立运动及其所产生的新兴独裁政权。前者是由具有极端意识形态信仰的政党垄断政权，比如纳粹、法西斯、共产党所建立的一党制；后者是由民族主义政党——通常是曾经领导了该国民族独立运动、或在该国“人民解放事业”中获胜的军事—政治团体——垄断政权，比如恩克鲁玛、穆加贝、蒙博托、萨达姆等强人所建立的民族主义独裁一党制。
从最激烈、最强大的一党制，到较温和、接近于冰消水融的一党制，其间有着一系列的光谱式渐进变化。一党制可以有多种分类口径。G•萨托利将一党制分为三种类型：（1）、极权主义一党制；（2）、独裁主义一党制；（3）、实用主义一党制。从最坏的，到较坏的，其分类口径是“镇压的烈度、压迫性统治的烈度”，但萨托利又强调指出，划分一党制类型的“唯一主要因素”是“意识形态的烈度”（显然，在他看来，“一党”的意识形态越激进、越强硬，则党对人民的镇压和压迫也就越剧烈）。试图将意识形态信仰向整个社会全面灌输、强制渗透，对一切与意识形态不相吻合的事物施以肆无忌惮的大破坏和大摧毁，以便实现所谓“新社会”或“新人类”，此种一党制便是极权主义一党制；无能力也无意愿将其意识形态渗透到整个社会，但仍致力于以压迫政敌、排斥异己的政策来维持其一党独裁的地位，此为独裁主义一党制；意识形态全面让位于实用因素，试图对体制外的异己势力采取利诱、吸纳、溶解的方针，以此来延续一党执政的统治方式，此为实用主义一党制。
4、一党专制何其毒也
今天，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只有一党制国家才有这种“生日”。虽然中国大陆也还有其他八个小到可以不值一提、弱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所谓“民主党派”，这八个“民主党派”受着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辛辛苦苦给共产党做了六十多年的“三陪”，但人人皆知，他们既不是执政党、也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他们是“参政党”，将此官方用语翻译成民间白话，参政党即伪党。
中共垂垂老矣。算起来，中共政府加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一党专制的邪门歪道上，中国已经走过了八十多个春秋。两蒋、毛邓、江胡，他们所执掌的均是一党制政权（但是，他们也并不是一回事。或许，萨托利的分类可帮他们找到各自对号入座的位置），经受了穷凶极恶的毛泽东式一党制，也见识了和平转型的蒋经国式一党制，中国政治史上，已经画下了一党制的全系光谱。
在这八十多年间，中国也并非只有“参政党”而没有“反对党”，只不过，中国的“反对党”要么躲在“根据地”和“边区”，要么流亡国外或者蹲监狱。在一个没有议会、没有选举的国家，真正的政党精神与政党政治本来就无从生存，更何况，八十多年来一切自由结社均遭暴力“消灭”或司法取缔，乃至于一切政治性结社的“萌芽”也都在严刑峻法之下被全面封杀。今日“一党”之祸远甚于古之“一夫”，一党制何其毒也！
由于没有与竞争性党派的政见交流与思想沟通，更没有体制之内合法化、程序化的政府更迭机制，一党制的必然后果就是党政不分、党国一体、党不像党、国将不国。事实上，“一党”无所谓党务可言，而一切国务与政务，却无不属于一党私务与内务，党的组织机构被当作永不下台的政府而设置和运作，专职的党员都是政府官员，政府的要员均是专职党员。这样的政体，岂有不专制、不腐败、不凶恶、不残酷之理！
在一党专制之下，民主总是虚假的，宪法总是渺茫的，立法、行政、司法诸权之间的任何界限都是把守不住的，任何（纪律的或法律的）监督机制总是先天失衡的，真正的政党、常态的政治总是无法立足的。值此“党的生日”之际，谨以此文向一党专制致以强烈的抗议和恶毒的诅咒：愿它早日死去！
20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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