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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奇尼克进一步指出，就算波共实行军管客观上避免了苏联入侵的危险，那也只好比一个窃贼从水中救出一位女士，他不是为了救出女士本身，他是为了取下女士脖子上的金项链。米奇尼克认为，波共实行军管的直接动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权。
雅鲁泽尔斯基承认，刺激他们作出军管决定的直接原因是出于保护政权的考虑。他一再提到团结工会方面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的Ｒａｄｏｍ会议，在这次会上，连瓦文萨都讲到“打倒共产党”，这使得当局大为震惊。后来，波共当局在广播上多次播出Ｒａｄｏｍ会议的录音——当然经过官方的剪辑，用来为军管作辩护。
雅鲁泽尔斯基对米奇尼克说，有时他自己都纳闷，当时他干吗不跳上飞机，找到瓦文萨，劝告他冷静点呢？米奇尼克说，“打倒共产党”这句话只是说说而已。雅氏抱怨道，你们为什幺不告诉我们一下那只是说说而已，让我们知道你们并不希望硬碰硬。“不过”，雅氏说，“我不可能去找瓦文萨，就是去了也没用。我知道瓦文萨当时在工会中的地位已经被削弱——他后来在自传里写到这一点，他不可能不作出强硬的姿态”。
“可是”，米奇尼克说，“据Ｋｉｓｚｃｚａｋ将军说你们在两个月之前就作出了实行军管的决定”。
雅氏回答道：“我们只是在技术上作好了准备，但是还没有到必须按电钮的地步。”后来，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包括苏联方面的压力增高，整个气氛越来越紧张，这样他们才迈出了这一步。雅氏解释说，起初，他们也试图先采取缓和一点的措施，首先下令禁止罢工，如果这招不灵，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不过有人耽心，如果团结工会不理睬罢工禁令，发动总罢工以示抗议，当局就只有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措施，所以还不如一出手就强硬些。雅鲁泽尔斯基说，当他决定按下电钮时，他得到了同僚们的一致支持。
雅鲁泽尔斯基认为，军管这件事要从两个角度去看。第一，军管是否可以避免？如果不军管，情况又会怎幺样？第二，军管是怎幺贯彻的？它造成了什幺后果？雅鲁泽尔斯基说，他下令军管是不得已，是两害取轻，但是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连他也认为太过份。他还说：“我承认，在军管后，我们没有勇气再开展对话。毫无疑义，我们本来是该早一点恢复对话的。”
３．米奇尼克的反驳与应答
认真研究雅鲁泽尔斯基的辩护词，你会发现要驳倒它还并不那幺容易。我想，关键的一点是，后来，雅鲁泽尔斯基又同意与团结工会谈判，并共同开始了波兰的民主化。有了后来的这件好事，连带着也就使原来的那件坏事显得还不是那幺特别的坏，好象还真的是情有可原。
米奇尼克指出，如果说在下令军管时，你得到了同僚的一致支持，那正好说明你们在维护专制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没有证据可以显示出你们之中有谁想到过放弃旧体制建立新秩序。
米奇尼克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不错，在军管前夕，团结工会运动内部激进派越来越占上风，但是这里的激进派，无非是不满足于已有的自由，还进而要求民主罢了。所谓“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也绝不是要用暴力推翻，而是希望通过民主选举赢得政权。团结工会没有作任何暴力革命的准备，这一点共产党也是很清楚的。
当时的波兰，国家与社会呈尖锐的二元对立：国家（即政权）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而社会却已经是民主派的天下。连米奇尼克这种“自我克制的革命”的倡导者也忧心忡忡，生怕共产党搞“秋后算账”。毕竟，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共产党从来没有向民主力量作出过实质性的让步，现在，团结工会之所以能够享有某种自由的空间，完全是他们奋力争取的结果，当局方面的让步则完全是被迫做出的，很可能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一旦让运动停止下来，当局难道不会反攻倒算吗？
正是在这里，正是在“自我克制的革命”取得空前胜利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种革命的最大困难。依照当时的内外形势，团结工会只可能赢得一场有限战争，事实上，他们本来就只打算赢得有限的胜利，而且，他们已经赢得了有限的胜利。问题是，因为胜利的有限性，总是显得很不可靠，总是让人觉得芨芨可危。共产党方面也有同样的不安全感。共产党方面唯恐让团结工会趁势夺了权，团结工会方面则唯恐让共产党搞反攻倒算。双方本来都未必有进攻的意图，团结工会并没有指望马上民主选举赢得政权，共产党也没有打算消灭团结工会复辟极权统治；但是为了自保，双方都表现出某种进攻的姿态。这样一来，冲突就很难避免了。
冲突是可以避免的，米奇尼克说得对，只要当局明确作出民主的承诺。关于苏联入侵的疑虑问题也是一样，因为团结工会也同样耽心苏联人找到借口出兵。为了避免这种最坏的可能，团结工会完全乐意和当局达成协议。米奇尼克对雅鲁泽尔斯基说，如果你们向我们坦诚相告：喂，伙计，别走得太远，否则苏联人就要打我们了，而我们打不过苏联人。可是，你们从来不用这种语言和我们说话，你们总是用旧的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说什幺要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说什幺要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这只能让我们认定你们还愿意当莫斯科的代理人，还愿意复辟极权统治。简言之，如果你雅鲁泽尔斯基在当初就用现在这样的语言和我们对话，讲明你的苦衷，表明你确有政治改革的意愿，一切都好说好商量，有什幺困难解决不了的呢？
军管造成的悲剧是不容否认的。米奇尼克说：“你问我该怪谁，对此一问题我有不同的答复。”
第一个答复：米奇尼克在下令军管的当天发表声明，愤怒指责共产党是强盗，是罪犯，你们打从一开始就妄图镇压我们。
第二个答复：米奇尼克对库隆等朋友讲起过，也该怪我们，我们错误地判断了形势，我们以为共产党还会作出更多的让步。共产党下令军管当然是共产党的错，但是我们事先没有估计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错。
第三个答复：在一九九一年春天的莫斯科，米奇尼克告诉俄国的民主派：“你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和戈尔巴乔夫达成协议，因为俄国要是实行军管，连西方都会支持他。”米奇尼克反复劝戒他的俄国朋友：“你们千万不要老想着你们自己多正确，老想着你们是如何的有决心坚持你们的立场。”米奇尼克说：“那时，我讲出了以前我从未讲出的话——对于波兰的军管，我们这一边也有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未能创造出一种对话的语言。如果一种妥协破裂了，各方都是有责任的。”
４．要成功，不要成仁
波兰民族是悲剧性的民族。波兰的近代史是一部悲剧的历史。
由于身处德、俄两大强国之间，波兰的独立一直受到严重的威胁。波兰人民举行过一次又一次英勇的抗争，但因强弱悬殊，每每以失败告终；岂只是抗争失败，甚至往往是比不抗争还更糟糕。有几次争取更大独立的斗争，最后斗争失败，比原来还更不独立。
最悲壮、也最惨重的一次抗争是一九四四年的华沙起义。当时，波兰仍被德军占领，但德军在东西两线都已经陷入困境，苏联红军和西方盟军都已经展开战略反攻。在这种形势下，波兰军队决定举行起义，一来是为了早日赶走德军赢得独立，二来也是为了避免让红军“解放”又落入苏联之手。可是这场起义举行得太早了点，波兰军队遭到德军的毁灭性打击。最后，波兰只有接受苏联红军的“解放”而被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如果波兰人稍微再等待一下，准备得再充分一些，此后的历史将完全改写。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天生不幸、多灾多难的国家，却最早实现了由共产极权转入自由民主的伟大变革。这是个奇迹，而造成奇迹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波兰人民从自身的经验中吸取了宝贵的政治智能。从团结工会的诞生、存在和发展，尤其是在军管后受打压的阶段，波兰民主派显示了令人赞叹的政治智能与斗争技巧。他们决不是一味地猛打猛冲，只知道去当英雄当烈士。正象一位作家所说：“波兰的英雄烈士已经够多了。”问题是我们必须赢得成功，赢得胜利。如果说在民运初期，当烈士是在所难免，并且具有震聋发聩的启蒙意义和榜样意义的话，那么到了民运的发展阶段和争取胜利的阶段，更重要的问题就该是争取成功而不是追求成仁。
六、民主化后异议人士的处境
１．一个值得注意的普遍现象
在和哈维尔的对话中，偶尔涉及到民主化后，许多前异议人士反而失落，反而被边缘化的问题。据米奇尼克说，这种现象在前苏东各国很普遍。
哈维尔讲到，在民主化后的捷克，年轻的一代和原先的异议人士之间存在一种隐蔽的冲突。前者不大买后者的账。他们引用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话——“我和小人斗得太久了，到头来把自己都变小了”。那意思是说，前异议人士在反专制的长期斗争中已经耗尽了心力，他们的历史使命现在已经结束。
哈维尔还讲到认同的问题。由于大多数老百姓既不属于专制集团，也不属于异议人士，所以他们在选举中，往往把票投给那些和他们类似的人，因为彼此更容易有认同感。米奇尼克补充说：“许多人过去在共产制度下当顺民，现在又高喊非共产化，那些早就在反抗共产制度的前异议人士们令他们问心有愧。”因此他们不肯正视，反倒背过脸去。
这话听上去似乎刻薄，但确也揭示了部份实情。有时，先行者们会发现，当他们为之奋斗多年的理想实现时，许多后来者完全接过他们的理想，但并不追随他们的队伍，宁可另起炉灶，自立门户，声势反倒可能盖过前人。无怪呼有人要感慨说：“先知在本土永远得不到承认。”
当然，所谓异议人士边缘化也是相对而言。事实上，在民主化后的前共产国家，不少前异议人士或反对人士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但一般为时不久。这大概是过渡时期的一个特点。在过渡时期，政治格局还在塑造过程之中，于是，各党各派分分合合，政治人物上上下下，政坛上折旧率很高，各领风骚二三年。我想这不只是前反对派独有的问题。
依我的推测，别的不说，单单是社会转型这一变化本身，恐怕就会引起不少人的失落之感。在专制社会里，异议人士是一种特殊的身份。一方面，这种身份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另一方面，这种身份又能够使你显得与众不同，使你有一种道德上自我完成和见解上高人一头的优越感。一旦实现民主转型，人人都有言论自由，个个都能发表不同政见。异议人士作为一个名词走入了历史，而异议人士本身也变得和一般大众没有区别。如果你已经习惯于被视为与众不同，那幺，由于你追求的理想得到实现，你说不定倒会有某种失落感。
有人讲过一句俏皮话，说“：为理想奋斗的人可要小心了，因为你的理想没准会真的实现。”问题在于，一个人，只要他参加过一种比他的存在更伟大的事物，这种不寻常的经验和记忆就将伴随他的整个后半生。据说，一些参加过南北战争的老兵，战争结束后返回故乡，发现自己很难适应那种无风无浪的平凡生活。
２．打天下与治天下
随着民主运动大功告成，前反对阵营势必发生分化。有些人选择从政，有些人选择其它。两种人都会面临新的问题。
譬如一个学者，由于投身异议活动或反对运动，或多或少遭受到当局的迫害，从而影响了以至中断了他的学术生涯。如今他要重新回到学术界，其处境便可能反不如那些没有参加过异议活动或反对运动的同事。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譬如一个持不同政见的诗人，其诗作本属平常，但因为敢于在诗作中或诗作外抨击专制，批评政府，故而赢得盛名，等到自由民主实现之后，专制既不复存在，批评政府也不再需要勇气，于是，作为一个诗艺平平的诗人，他也就很快地淡出于人们的视野了。
选择从政者也有类似的困难。首先，民主政治不同于民主运动，善于打天下者不一定善于治天下。瓦文萨可谓突出一例。作为反对运动的领袖，瓦文萨的表现令人赞叹，可是他在总统任内的政绩却乏善可陈。
顺便一提，一九九零年十二月，波兰实行总统大选。团结工会方面先是推出时任总理的马佐维奇为候选人，但后来瓦文萨要自己出马，团结工会一派有很多人不赞成瓦文萨竞选总统。米奇尼克就公开表示反对。米奇尼克指出，瓦文萨想当总统，完全仗的是他的个人魅力。为了战胜马佐维奇，瓦文萨不惜肆意贬低以马佐维奇为首的团结工会政府的成就，而他自己又提不出任何象样的政纲政见。后来，瓦文萨凭着他在反对运动期间建立起来的广泛声望，赢得了总统职位，但没做出什幺成绩，在下一届选举中输给了前共产党一派推出的一个年轻人。如此说来，米奇尼克当初的批评大概还是有些根据的。
问题是，在前反对人士一派里，恐怕有不少人和瓦文萨相似，打天下是内行，治天下是外行。这种人会在民主化后逐渐淡出政界，应该说不足为奇。直到总统卸任，瓦文萨一直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心，所以他的故事还不属于边缘化的问题。倒是另有一些大名鼎鼎的前反对人士，本来被认为在民主化后正该大展宏图，殊不料却在开放的形势下几乎找不到什幺支持者追随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免令人为之感叹。
例如俄国的布科夫斯基。布科夫斯基是前苏联最著名的异议人士之一，曾多次入狱，表现极为英勇，后被苏共当局放逐到美国，受到西方世界的热烈欢迎，福特总统专门邀请他在白宫会见。和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这些作家、科学家不一样，布科夫斯基一直热心从政，他发起和组织了国际反极权联盟，并担任该组织的主席。苏联民主化后，布科夫斯基兴冲冲地赶回苏联，结果却发现和一般民众格格不入，沮丧之余，只好又回到西方，现在定居于英国，变得很有些愤世嫉俗。
造成上述一类情况的原因很多，估计也和个人的性格、气质或思想有关。众所周知，一个人的优点常常和他的缺点互相纠缠，因此，在某种情形下使一个人赢得伟大成功的那些品质，完全有可能使得他在另一种情形下陷于失败。布科夫斯基敢于单枪匹马挑战强权，可是，在“单枪匹马”的背后，是否也表明了他本来就不善于和别人合作，不善于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呢？
讲到治天下的内行外行，那情况对反对人士来说似乎不大有利。由于你长期受打压，不仅被排除于权力机构的运作之外，甚至还被隔离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之外，这对于增长你的治国经验多半是弊大于利。不错，由于你为民主事业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你可能赢得更多的信任与尊敬，因此你可能在竞选中占有道义上的优势；但这并不等于说你就一定比别人更了解选民的现实需要，更能够提出既有吸引力又有可行性的主张和政策，或者是更善于实际的管理和运作。于是就出现这样的结果，在政治开放后，不少前反对人士未能当选，有些人虽然赢得了选举但未能作出漂亮的问政或施政的成绩，所以无法持续的发挥作用。于是，不少在民主运动阶段光芒四射的人物，到了民主政治阶段却反倒相形失色。
凡事不可一概而论。象哈维尔，从未有过施政经验，可是能把总统工作做得很出色。哈维尔说，正因为他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且长期生活于社会基层，因此使他能够从“下面”这种特殊角度更深刻地认识社会，认识政治。我们都还记得，米奇尼克在讲到自己的成长过程时，也提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可是他的家庭属红五类，正和哈维尔的情况相反。这恰恰证明家庭背景其实并不重要，恰恰证明人的思想发展和生活道路的选择其实取决于个人自身的因素。哈维尔和米奇尼克都能在本国的政治生活中长期地发挥重大影响力至今不衰，可见所谓异议人士边缘化现象也不那幺普遍。
３．“美德的报赏在于美德自身”
说起打天下者坐天下，历史上没有人比共产党做得更彻底。中共夺得政权后，立刻按功行赏，论资排辈，把大小权力全分给了自家人，形成“党天下”。这当然就没有边缘化的问题了，敢情！
党天下的恶劣程度超过古代王朝。古时候改朝换代也实行打天下者坐天下，不过，古人多少还懂得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因此注意到把权力和地位相区分，把职务和荣誉相区分。皇帝对开国有功者或给予荣誉地位，封侯封爵，或给予物质奖赏，赠田地赠奴婢，但不一定授实权授实职，免得外行领导内行。同时采用开科取士一类办法选拔治国之才，授实权授实职，让内行领导外行——起码在这一点上比共产党高明。
自由革命不同于其它革命，就象福山说的：“自由革命成功后，每个人都变成新权利体系的受益者，不管是否曾为自由而战，或曾满足于旧体制下的奴隶式存在，甚或曾为前政权的秘密警察工作，每个人都同样成为受益者。”这正是自由革命的伟大无私之处。记得当年瓦文萨争取连任总统落选，中共报刊上就有人嘲笑瓦文萨是“昙花一现”，一副势利小人嘴脸，几天后就见到有人撰文提出严正批评：难道说恋栈贪权、搞终身制才好吗？
诚如哲人所言：“美德的报赏就是美德本身。”我们为正义而奋斗，最大的报赏就是，我们知道，在正义的斗争中，我们尽到了一己之力。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人为自由事业贡献出巨大的心血，他总是希望自己的奋斗、自己的贡献能够得到承认，得到肯定；许多人为争取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社会应当给他们某种补偿。有的国家做得比较好，譬如，捷克总统向民运老战士颁发自由勋章，台湾政府给前政治受害者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偿（注意，是给补偿不是给赏赐），等等。通过这种肯定和补偿，社会表明它对历史传承的尊重以及对不义行为的纠正。
七、米奇尼克的民主观
１．“灰色是美丽的”
《自由书简》的后记，题为“灰色是美丽的”。米奇尼克把民主比作灰色，意在表明民主是承认人性的多样化，兼包并容。另外，灰色并不亮丽，意味着民主并不是乌托邦。旅德友人刘毅写过一首小诗歌咏灰色，说“灰色平淡无奇”，“灰色朴实”，说“五颜六色组成灰色，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那意思正与米奇尼克不谋而合。
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乌托邦。这里所说的乌托邦，意义有二：一是指十全十美，一是指不可能。过去，许多天真的理想主义者醉心于共产主义，首先是被它所描绘的完美社会的理想远景所迷惑。他们感受到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病，因此寻求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或社会制度。他们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嫌它还不够完美，很不完美，甚至在理论上就不完美，所以还是不合他们的心意。抱着寻求完美的愿望，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共产主义，要幺就是无政府主义。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信徒，如毛泽东、瞿秋白等，差不多都是从无政府主义转的向。其间的轨迹倒也简单清楚，因为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都给出了完美社会的动人许诺，但无政府主义显得是太一厢情愿，缺少实现的手段，唯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才指明了从现实到理想的过渡桥梁，那就是开展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实现无阶级、因而也无剥削无压迫人人幸福美满的共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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