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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狱中书简》到《自由书简》
今年八月，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波兰的米奇尼克（Ａｄａｍ Ｍｉｃｈｎｉｋ）的新着《自由书简》（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Ｆｒｅｅｄｏｍ）；这家出版社曾经在一九八六年出版过米奇尼克的《狱中书简》（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Ｐ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其间整整相隔了十二年。
这十二年是极其不平凡的十二年。就在这十二年间，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一大批共产专政的国家义无反顾地走上自由民主之路。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它的意义足以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相媲美。
在这一伟大的历史巨变中，波兰是光荣的火车头。在共产党国家的民主运动中，波兰至少有三个“第一”：第一个赢得合法存在的、真正独立的、有上百万民众参加的民间组织——团结工会（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第一次成功地由共产党当局和民间反对派共同举行的圆桌会议（１９８９年２月），第一个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由非共力量组成的中央政府（１９８９年８月）。
提到波兰的民主运动，除了瓦文萨之外，还有一个名字不能不提到，那就是亚当·米奇尼克。米奇尼克是波兰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工人自卫委员会（ＫＯＲ）的创建人，团结工会顾问，民主运动战略家；波兰民主化后曾当选为国会议员，担任波兰最大日报《Ｇａｚｅｔａ Ｗｙｂｏｒｃｚａ》的主编至今。
米奇尼克被视为杰弗逊（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起草人，第三任总统）式的人物，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既是思想家，又是行动家。由于他在非暴力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杰出贡献，波兰流亡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洛兹（Ｃｚｅｓｌａｗ Ｍｉｌｏｓｚ）把他比作甘地。三十多年来，米奇尼克一直是波兰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灵魂人物。
自波兰的团结工会诞生之日起，我就对波兰的事态保持密切的关注。八三年，北京的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了一本记叙团结工会运动的书《波兰在十字路口》。我从这本书里第一次知道了米奇尼克的名字。八七年来美后，我有机会阅读到更多的关于波兰民运的书籍文章，其中就有米奇尼克的那本《狱中书简》，还有阿希（Ｔｉｍｏｔｈｙ Ｇａｒｔｏｎ Ａｓｈ）写的《波兰革命：团结工会》（Ｐｏｌｉｓ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八八年的一期《纽约时报杂志》（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刊出长文专题介绍米奇尼克，我请人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之春》。
不过据我的观察，在中国人中间，甚至在中国的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中间，了解米奇尼克其人其事的仍然不多。这不能不是个缺憾。在此，我不妨借评述《自由书简》之机，对米奇尼克的思想略加介绍。我深信，正在为自由民主而进行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民，一定能从中吸取许多宝贵的教益。
《自由书简》一书的副标题是《冷战后的现实与展望》（Ｐｏｓｔ－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ｔｉｙｅｓ），全书共３４８页，收有米奇尼克的二十五篇文章（包括对话录），按内容分为三部份：一、无望与希望，二、对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革命的评论，三、讲演录与对话录。
这些文章有的是政治性的，有的是哲理性的，有的是对当下发生之事的评论和指点，有的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回顾与反思。几篇对话录尤其精彩。一篇是和诗人米洛兹的对话，这是两个知识分子的对话，谈的是历史和文化；一篇是和捷克总统哈维尔的对话，这是两个持不同政见者、两个民主政治家的对话，谈的是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和共产主义之后的新时代；还有一篇是和雅鲁泽尔斯基的对话，这是两个旧日的政治对手的对话，一个是先前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反对运动的领导人，一个是前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第一书记，戒严令的颁布者，谈的是团结工会运动和波共当局镇压的那段历史。
二·米奇尼克的心路历程
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米奇尼克的心路历程，用他自己的话，可谓“既典型又不典型”。典型之处是，和许多人一样，米奇尼克也是先从正统意识形态的虔诚信仰者变成体制内的批评者，然后又变成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最后再成为政治反对派。至于他的不典型之处，看来则与他的背景有关，和他的个性有关。
１·“因为我无知，所以我无畏”
米奇尼克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从少年时代起，米奇尼克就以共产主义接班人自居。有趣的是，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很早就开始成为叛逆者。
米奇尼克说，他和别的许多波兰人不一样，别人对党不满，但因为害怕而不敢公开批评；米奇尼克不害怕，因为他天真地认为，党是我的党，国家是我的国家，我有什幺可害怕的呢？党不是一直号召我们要为真理斗争，为正义斗争吗？因此，米奇尼克见到了不符合真理不符合正义的事就毫无顾忌地大声讲出。米奇尼克说：“因为我无知，所以我无畏。”
在一堂历史课上，米奇尼克站起来发问，就二战期间苏军秘密杀害大批波兰军官一事提出质疑：“既然共产党提倡讲真话，那为什幺不告诉我们这件事的真相呢？”结果他被老师赶出课堂。那时他才十三岁。
接下来，有两件事给予米奇尼克极大的震撼。米奇尼克父亲的一个朋友，也是个老党员，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关了整整二十年后才重返波兰。另外，米奇尼克的一个亲戚也曾在西伯利亚关了十年，只因为他过去参加过波兰的国军（注：波兰的国军是二战时的一支地下武装力量）。象小说《牛虻》里的亚瑟猛然醒悟到自己受了神甫的欺骗，米奇尼克顿时失去了对共产党的信仰。他对自己说：“信上帝，但不信教会。”这意思是信共产主义但不信共产党。
２·“我不知道要是没了共产党我该作什幺”
那以后，米奇尼克拼命地研究理论，努力地思考各种敏感的政治问题。他结识了一批华沙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包括库隆（Ｊａｃｅｋ Ｋｕｒｏｎ）和克拉科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 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库隆后来也是团结工会的顾问，米奇尼克称他是“团结工会的教父”。克拉科夫斯基后来流亡西方，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牛津大学，有《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等书问世，在中国哲学界应不是陌生人物。
在此期间，米奇尼克还结识了地位显赫的哲学家沙夫（Ａｄａｍ Ｓｃｈａｆｆ）。沙夫当年是波共的头号理论权威，是波兰的胡乔木。但沙夫的思想比较解放，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写过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著作。这些观点直到八十年代还被中共的胡乔木视为异端。另外，沙夫也更博学，对当代西方哲学相当熟悉，从他写的那本语义学引论（也有中译本）便可见其功力。由于沙夫的自由化倾向，后来被撤销党内职务。
米奇尼克对沙夫说，我想成立一个研究小组，行吗？这时的沙夫已经颇有些犬儒味了，不过沙夫毕竟也年轻过，他大概在十五岁的米奇尼克身上看到了少年时代的自己，所以欣然认可了米奇尼克的意愿。沙夫说：“哦，你们是想成立你们自己的俱乐部吧，行啊。你们可以在这里见到华沙的知识精英。要是有人找你们麻烦，找我。”于是，这个由一帮十几岁的少年组成的、后来被称为“修正主义苗子”的小组织就成立了。
在当时的波兰，任何自发性组织都是被禁止的，米奇尼克的俱乐部却侥幸地存在了一年多才被解散。这或许与沙夫这顶保护伞有关，大概更与这帮孩子们都太年轻，当局起先根本没当回事有关。再说，俱乐部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当局没有从一开始就把他们当外人。
米奇尼克说，他们这伙少年的共同之处，一是都很聪明，二是都特天真。天真给了他们力量，天真给了他们勇气。他们自称为“寻找矛盾的人”，专门讨论各种犯禁的问题，例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自由问题，苏联干涉匈牙利的问题，波兰是不是需要第二次革命的问题。
俱乐部终于被解散了。米奇尼克的言行甚至传到最高当局。波共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在中央全会上对米奇尼克点名批判——那时他刚十六岁。下来，库隆把这件事告诉了米奇尼克。米奇尼克不信：“我没功夫听你瞎掰，我还得补习物理呢。”库隆说：“哥穆尔卡同志不用补习物理，所以他有功夫干这些瞎掰的事。”
一九六五年，十八岁的米奇尼克第一次被抓进监狱，因为他参加了反对当局打击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抗议活动，还深深地介入了由库隆等人发起的致波共中央公开信的活动。起先他没料到警察会找上门。抓进监狱之初，他以为只会关两天——因为连库隆也只关了四十八小时，但结果被关了两个月。
自那以后，米奇尼克就和比他年长的一批异议人士（库隆等人）站到了一起，不过他的观点比那些人还要激进些。他主张波兰摆脱苏联控制真正独立，主张重建议会民主制。年轻的米奇尼克现在已是扬名全国的异议人士了。他决心把反对共产党专制作为毕生的使命。他说：“我的一切都归于共产党。我不知道要是没了共产党我该做什幺。”
此后，米奇尼克度过了三年（１９６５－１９６８）有声有色的大学生活。拜校园小气候之赐，他和几个朋友甚至扮演了某种合法反对派的角色——在一个不允许反对派合法存在的国家。一次，拉科夫斯基参加了他们的一场讨论会（拉科夫斯基属党内自由派，后来作过波共的末代总理）。米奇尼克们与拉科夫斯基展开了如下一番问答：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理论吗？”
“是，当然是。”
“马克思主义者信上帝吗？”
“不，不信。”
“哥穆尔卡是人还是神？”
“自然是人。”
“既然是人，那幺，他能象神一样不犯错误吗？”
“不能，不可能。”
“好了，拉科夫斯基，那他为什幺从没犯过错误给人批评呢？”
３·“我要和这个制度一刀两断”
一九六八年是一个转折点。
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上下结合的自由化运动，史称“布拉格之春”。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们十分激动。他们希望波共当局也能推动同样的改革，他们呼喊：“波兰在等待她的杜布切克！”
在华沙，米奇尼克带领着一群学生前往波兰诗人密凯维兹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象征性地表达了对当局的抗议。那时，华沙正在上演密凯维兹的名作《先人祭》。剧中有些台词表达了诗人反对沙俄控制，追求民族独立，反对专制，追求自由的信念与激情。波共当局心中有鬼，责令删除掉那些可能会引起人们联想对比的词句，后来又干脆禁止演出。据说在《先人祭》的最后一场演出，当演到被当局动了手脚的那些段落时，台下的观众几乎全部站立起来，齐声朗诵着被删除的那些诗句，这时已分不清台上台下，分不清演戏与现实，整个剧场充满悲壮的气氛。
这种场景只有在共产国家才能见到，也只有在共产国家的这一阶段才能见到。在这之前，民众缺乏反抗的觉悟，因此不能对一个信号心领神会，引发强烈共鸣；在这以后，窗户纸已经捅破，民众要表达反抗情绪不必再借助于隐喻和象征。唯有在这一阶段，民众已经萌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并且多少感觉到这种情绪的广泛性，但由于专制所织造的舆论一律弥天大网在表面上还未出现裂痕，每个人心里都还对普遍的社会情绪把握不定，这时如果出现了偶然的或有意人为的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借古讽今的、指桑骂槐的信号，这就使得人们能够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因而也是较小危险的方式，直接地渲泄压抑多时的情感和公开地挑战禁忌。
局外人很容易低估这种反抗活动的现实意义，因为它看上去太间接、太含蓄、简直是隔靴搔痒。他们也不大明白，为什幺这种仅仅是象征性的反抗活动竟会激发民众如此的热情和当局如此的惊恐。问题在于，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它所谎称的民意之上的，所以它最怕这种谎言被公开揭穿。
然而，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下去了。苏军的坦克开进了布拉格的街头。波共当局和波共的军队也参加了镇压行动。一种希望、一种幻想破灭了。
在波兰，当局也发动了一轮反自由化运动。米奇尼克又一次被投入监狱，这次他被关了十八个月——他本来以为至少要关八年。就在这时，米奇尼克完成了思想的一次重大飞跃。象索尔仁尼琴一样，米奇尼克忍不住要说：“监狱，你塑造了我。我感谢你！”体制内批评者的阶段从此结束，米奇尼克对自己说：“我要和这个制度一刀两断。”
这样，米奇尼克开始进入了体制外持不同政见者的阶段。“我们不再试图在官方那里寻求一席之地。持不同政见者建立自己的体系，创造适合自己的环境。你不再把材料交给官员中的自由派，你自己去印刷、去发行。当你路见不平，你不再向官方申冤，你自己就联合受害者，帮助他们。”
在持不同政见者阶段，米奇尼克除了直言不讳，对共产党专政发出道义谴责之外，还在一九七六年积极协助创建了保卫工人委员会。
在第二次出狱之后，米奇尼克被当局强制下放劳动，在华沙的一家灯泡厂当了两年电焊工。这使他获得了很多任务人朋友。波兰的经济改革起步很早，这时已经有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物价也不断上涨。许多任务人的生活陷于困顿，有的工人试图抗争，结果还遭到当局的殴打迫害。保卫工人委员会竭尽所能，给工人家庭提供帮助，并由此建立起知识分子与工人的联盟。
作为身受共产党无神论教育的一代知识分子，米奇尼克自己不信神，并习惯于把天主教的传统势力视为愚昧、保守、反动。但是现在，他开始对天主教有了新的看法，他开始考虑把传统的左派力量与传统的天主教力量结合起来。他在一九七七年把自己的书稿《教会与左派》偷送到法国出版。这本书为形成反共产专制的大联合提供了思想基础。
４·“我开始从政”
事后米奇尼克回忆到，持不同政见者的生活是最轻松的。
这倒不难理解，因为你既摆脱了谎言的迷惑，又走出了恐惧的阴影。你完全按照良心生活，按照信念生活。你有一种道德自我完成的美好感觉。你知道你发出的声音，尽管相对微弱，但终究在发生影响。不错，你在遭受压迫，但正因为如此，你感到自己存在的重要。另外，今非昔比，压迫已经不那幺严酷，因此也不难承受。再说，整个社会的气氛大变，一个象米奇尼克这样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尊敬。
但是，米奇尼克也清醒地认识到，“持不同政见者有自身的局限性。如果到达了某一点，我还不能找出一条政治出路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索然无味的说教者，成天在那里翻来复去的讲大实话，好象那是什幺了不起的政治思想。那样的话我就完了。”
在一九八零年炎热的夏天，波兰北部的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团结工会应运而生。米奇尼克立即投入，“从那以后，我不再公开为某一道义上的事而表态，我开始从政。”
以上是对米奇尼克心路历程的一番简述。在波兰实现民主转型后，米奇尼克又经历了两次角色的转换。先是当选为国会议员，由在野政治家变成在朝政治家，然后又退出政坛，专务写作与报纸的编辑，成为一个公众知识分子。不过，这种角色转换和思想演变没有多少关系，故此处不再多说。
三、感慨与联想
阅读米奇尼克的心路历程，令人颇多感慨和联想。
１·关于勇气
少年时代的米奇尼克一直把共产党看成自己的党，把自己看成党的人，所以他不害怕，所以他放言无忌。不过这里也有不合逻辑之处，米奇尼克自己后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既然我们早就知道了别人、包括父亲的朋友和亲戚的遭遇，我们早就该知道共产党是什幺样的党，那为什幺我们当年在批评党的时候，没有估计到自己的遭遇呢？我们为什幺会以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就不会同样的发生在自己身上呢？
米奇尼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此，我不妨试图给出一些解释。
首先，我以为这是出于以己度人的人之常情。正如米奇尼克所说，尽管他当初已经认识到共产党的许多错误，但主观上还并没有所谓反党的动机。你不对党有敌意，你就不容易充分估计到党会对你有敌意。一般人常常弄不清什幺是敌人，他们常常把他们恨的人当作敌人，但其实所谓敌人，不必是你恨的人，而是恨你的人。
另外，极权专制不同于传统专制。在传统专制下，臣民还多少有一点批评的空间，专制者有时还不得不下“罪己诏”；极权专制则连这一点空间都取消干净。如果你只知道共产党的专制性，但还不知道它的极权性，你就有可能留下和当初米奇尼克一样的盲点，误以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不会同样发生在自己身上。
米奇尼克说，他早年的反抗纯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要是我们知道百分之九十五的波兰人所知道的，我们就不会那幺勇敢了”。的确如此。早期大部分反抗者的勇气是来自天真，无畏是出于无知。例如中国五七年的右派，十之八九是中了“阳谋”，本来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并不是要“向党进攻”。是故，许多早年的反抗者，当他们不再天真不再无知，他们也就不再勇敢不再反抗了。
可是，当米奇尼克从小牛长成大牛，几次被老虎咬伤，但依然英勇无畏，一如往昔，可见米奇尼克上面那句话也只是一面之词。
勇气这东西，部份来自先天，部份来自后天。在后天中，早年经验又很重要。勇气象肌肉，是练出来的。但若一开始，负荷量就大大超过身体的承受力，其效果便可能适得其反。共产制度下的人，大部份都变得很怯懦，有的是压成的，有的是吓成的。米奇尼克由于出身红色家庭而比别人更幼稚，目睹恐怖却未受惊吓。另外，他又成长于非斯大林化之后的波兰，虽然小小年纪就屡遭迫害，但迫害的份量比先前已大为减轻，所以他的勇气非但没有被压垮，反倒因之而增强。
米奇尼克的这段故事如果发生在同时期的中国，至少得判十年八年。在文革前，张郎郎和一帮少年朋友组织过一个名叫“太阳纵队”的文学沙龙。和米奇尼克们相似，张郎郎们也是出身革命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事后张郎郎也问过自己，既然当时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环境，对写诗搞文学的危险性“也有所觉察，但怎幺还那幺胆大包天呢”？张郎郎也同样归结为“初生牛犊不怕虎”。虽然从父辈的私下言谈中，张郎郎也知道了一些诸如延安时期文艺界内部斗争的残酷与荒谬的故事，但“年少气盛，不但不怕，反而觉得搞艺术的人就得有这幺个气魄”。要说思想上的离经叛道，“太阳纵队”——那毕竟只是文学沙龙——比“矛盾寻求者”差得很远，但张郎郎后来的命运却是被判处死刑，几乎送命，另有成员自杀身亡。
２·关于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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