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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做好了开枪的准备。
而学生只能用牺牲生命证明自己的良知和勇气。
其实，在这次学运的任何一个阶段，只要邓小平出来见一下学生，表示对学生爱国民主热情的赞赏，表示将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不发表或收回四二六社论，学生就不会继续上街游行，更不会在广场不走。邓小平没有这样做。很多人没有看到，邓小平其实是毛泽东式的专制君主，他和毛在政治理念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一个人认为搞专制也需要老百姓富裕一些，而毛泽东则认为贫穷更有利于专制。他们都不是五四民主精神的传人。
看看邓小平等人怎样选“接班人”，就可以了解他们的“民主”是什么。
1989年5月27日晚，政治老人齐聚邓家，推选总书记：
李先念：“小平同志，大家想听你对总书记人选的考虑意见。”
邓小平：比较来比较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的确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我认为他能够胜任这个角色。在总书记人选上，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于江泽民同志，大家有什么意见？
王震：“你们三人说定了就定了，我对江泽民不了解，但我相信小平同志的眼力不会错。就选江泽民当总书记。”（《中国真相》）
吹捧邓，对毛泽东不公平，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同路人。不能因为其中一个突出经济就忽视其雷同。对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顶多只能将其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洋务运动”。
四、屠戮
邓小平和李鹏对学生绝食的回应是动武。为此他们在北京发布戒严令，招来野战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北京市民。
北京人民用实际行动证明戒严的荒谬。
我听说，当军车开到进京的几个路口，老头、老太太就躺在路上拦截，然后有人开来加长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中间，将车放气，人坐在车轮边——北京市民抗议戒严、阻止戒严的人体屏障就这样形成了。
这是1989年5月19日。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里，学生和市民联合行动，维持了首都的治安和秩序。
而且，北京市民还保障了被围军队的饮食供应。
在六里桥，我亲眼见当地群众给军人提供饭菜、水果、饮水。大家一边招待军人的日常饮食，一边做说服教育工作。比如，有一位妇女把两岁的孩子抱到军车上，跟孩子说：“你说，解放军叔叔回去吧！”孩子很腼腆，于是妈妈说，“你不说，长大就不让你做解放军了。”
不少地方，当地百姓还和军人对歌比赛。
北京市民和学生用实际行动证明，北京的秩序无需用戒严来维持。这只能说明，邓小平和李鹏的戒严，只是为了阻止人民对他们专横地行使权力的方式提出的挑战。
1989年6月3日下午六点左右，广场上开始出现官方的广播：不离开广场的，将不保证其生命安全。
这等于说格杀勿论。
最后的关头来到了。
那些日子我一直穿着拖鞋，于是我回到法大蓟门桥校区，换了一双布鞋，又回到广场，那时已是八点多钟。广场上的气氛已经不一样，大家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大家开始往纪念碑聚集。有位女生带领聚集在纪念碑上的学生一起宣誓：“头可断，血可流，天安门广场不可丢！”
晚上10点多钟，我亲眼见一位男生拿着一件尽头了鲜血的绿色军大衣来到广场。绿色军大衣是那个年代大学生冬天御寒的标准衣着。
我们知道真的开枪了。大家情绪激动。
11点多，我和一位朋友到珠市口去看情况，结果看到一辆装甲车飞速朝广场开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装甲车可以开的那么快。我们赶紧往广场方向走，到了正阳门，看到头戴钢盔、手持武器的军人跑步往广场开去。军人过后，我们又赶快回到广场。在凌晨一点左右，军人已经从四方围住广场。
在影影绰绰的灯光之下，从纪念碑基座上远看天安门前、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到处都是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士兵把我们围在中间，真的很恐怖。官方的广播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不保证其生命安全”的保证，天空还经常出现指挥军队行动的红色照明弹，简直是立体的恐怖。
我非常想离开广场。那年我才24岁，刚当了一年大学教师。除了两个妹妹，家里只有我一个儿子。我不想死，为了父母也不能死。那时很多学生在写遗书。我没有写，我知道如果被杀，遗书也不可能被带出去。写了白写。学生也在分发剩下的食物，还有人身蜂王浆这样的东西，一定是好心的市民送的。我没有喝。觉得喝了也白喝。要死的人了，吃喝还有什么意义？
我想离开，但觉得不能离开。我不能承受在最后关头临阵脱逃的良心责备。但是留下来看来也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大部分人不同意用武力对抗军人，因为知道这些军人也多是贫民的子孙，他们也只是奉命行事，杀死他们就等于老百姓之间自相残杀，而这种惨剧的制造者却另有其人。
大概在凌晨两点左右，我终于在心里说服自己，接受死亡的命运：我不能走，也不能反抗，只有死路一条。这时反而平静了许多。我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有一位朋友走过来，抱着我，说，“守东，你是我的好兄弟！”这句话我终生难忘。虽然，我和他最终没有成为弟兄。
我也试图劝说周围的学生，劝他们不要反抗。然而我只是无名小卒，反而招来唾骂：“胆小鬼，你为什么不早离开？”然后我只能选择沉默。
多亏了刘晓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他救了广场上的学生。他见一些学生想反抗，就站起来对大家说：“同学们，凡是今天在广场上的，都是我们民族的精英，我们多流一滴血，都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我当时坐在刘晓波身边，他的这番话我终身难忘。是他，也只有他的劝说才会奏效。他开始查收学生身边的棍棒，堆起了很高的一堆。他也劝有枪的学生把枪交给戒严部队。也是刘晓波，在清场开始的时候和军人谈判，要求他们给学生留下一条通道撤离。没有刘晓波，少部分打算武力反抗的学生肯定会招来军人对所有学生的屠戮。邓小平和李鹏不会吝惜学生的生命。
实际上，也是刘晓波的劝说和谈判，才使得学生有撤离的机会，也使邓小平在长安街的屠戮没有延伸至纪念碑，使他免于承担更重的罪责。荒谬的是，这样一位对政府减轻罪责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学者，在六四以后却遭到官方肆意的辱骂，其权威报道题为“抓住刘晓波的黑手”。是非之颠倒，莫此为甚。
四点左右，广场上的灯全都熄灭。
全场一片黑暗。
借着黎明前的黑暗，邓小平动手了。
胡平先生事后评论邓小平为什么在黑暗中动手，认为黑暗可以模糊人们的视线，淡化人们的良心，可谓一语中的。但我要加一句：黑暗并不能抹去人们心中的记忆。
一小股士兵猫着腰，端着枪，从东面冲上碑座最高处。我从晚上12点开始一直坐在那里。我的身后是五四运动的浮雕。那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这个晚上我都面朝天安门，有时回头看五四运动的浮雕，遥想当年军阀统治下的学生为民族而呐喊，那声音穿过七十年的岁月在我的耳边响起。而我，七十年后，却要和五千名师生在广场上面对一个声称其继承了五四精神的政权的武力包围，仅仅是因为我们想把五四的民主精神继承下来。
1989年6月3日晚上，邓小平用武力给我上了惊心动魄的民主一课。
他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在中国，通过和平的游行、对话方式追求民主，还有可能吗？
冲上来的军人不由分说，在我身后一顿乱枪，我依然面朝天安门，弹壳落到我的后背。我没有看他们朝那儿开枪，我相信不是朝人群。也许他们是为了吓唬我们，也许是要打掉高自联的喇叭。士兵还用脚踹我们，一边踹，一边说，“看你们把广场糟蹋成什么样子！”
这是人民的广场，难道只能在这里对独裁者高呼万岁？
被洗脑的士兵把我们赶走。邓小平占领了广场。
伴着晨曦，我们撤退了。
我们从历史博物馆门前转向西，过了正阳门之后，又从六部口回到长安街。我回头望，后面是长长的学生队伍，看到大家没有劫后余生的兴奋，也没有对武力的恐惧，只有一片静默，有人头上缠着白布条，有人胳膊吊着绷带，很多人打出表示胜利的V手势。
到了长安街，天已大亮。这时突然有坦克车从广场开过来，打催泪瓦斯。在整个学运期间，我们时常担心会有催泪瓦斯，所以经常带着湿口罩（当时防备催泪瓦斯的措施），没想到最后才遇到。我正走在长安街北侧，见旁边有个大门朝南，我们马上进了院子躲避催泪瓦斯。进院子不久，有人趴头往外看，惊呼“轧死人了！”原来是这辆坦克不仅打了催泪瓦斯，还直接朝人身上开去。当场碾倒13人，其中11人死于非命。
其中，有一位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博士。
他的妻子还在法大贴出启示，希望听到在场的人对她丈夫遇难的讲述。
我悲痛欲绝。
据比较可靠的数据，约有一千名市民在军队占领北京的过程中被屠杀。
没有什么罪恶不可以被饶恕，但作恶者必须忏悔，而且，忏悔和饶恕也不能取代正义法律的惩罚。
我可以轻视自己的祸患，但不能蔑视他人的苦难；
我可以饶恕自己的敌人，但无权开脱他人的凶手。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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