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七期发表四川原省委书记杨汝岱的文章《中国改革初期的四川探索》，其中讲到赵紫阳主持省委工作时如何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力，使四川人民享受到改革的初步成果。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舆论关注。一些媒体的关注点并不在“四川探索”的意义，他们专注于“赵紫阳”的出现。赵的名字被多年封闭，今天忽然在刊物上露面，这一信息在中国的现实中具有何等价值，这是观察者需要破解的问题。香港《明报》认为，“中国大陆媒体罕见地介绍赵紫阳，疑是要对其重新评价。”路透社说，赞扬赵紫阳功绩的文章悄然在中国国内刊物上发表，应被视为重新评价赵紫阳的一种努力和试探。当局真的要借用杨汝岱此文进行“试探”，看看重新评价赵紫阳会有怎样反应吗？

人们或许并未深思重新评价赵紫阳的全部含义。1989年那场运动中，赵紫阳被定性为“支持动乱与分裂党”，重新评价意味着撤销这些诬蔑不实的罪名，恢复赵紫阳当年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正当性，洗雪赵紫阳长期遭受的不白之冤，今后人们可以正常地对他表示敬仰和尊重而不会受到公安部门的骚扰。这些当然是重新评价的必然结果，但是并不仅限于此。赵的那一段经历并不是单纯的个人遭遇，他只是那段历史的构成因素之一，围绕该事件尚有众多历史因素在起作用，一系列不可分割的各种力量的博弈才组合成1989年那段社会史实。因此，重新评价赵紫阳必然引发对当时有影响力的各种社会因素的重新认识，包括要求正确认识1989年那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要求深刻分析1989年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的作用，要求揭穿1989年调动数十万大军围堵首都的阴谋，要求追究1989年悍然下令屠城的政治责任。这些都是重新评价赵紫阳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必然要涉及的、不可回避的。所谓“重新评价”就是要求否定被中共宣传部门长期歪曲和篡改的那段历史记录，还当时的历史以真相。这样大的翻牌动作，是目前的胡锦涛当局可以接受并愿意付诸实施的吗？

对待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共高层在战略选择上有强硬派与温和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邓小平与赵紫阳的政治分歧，结果是强硬派占上峰，温和派被击垮。重新评价赵紫阳，必然要求重新回顾当年的邓、赵分歧，重新认识邓、赵对那场民主运动的不同方略。这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野蛮专制的本质和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开明路线的原貌就会曝光。当年，邓小平以普通党员身份霸占中央军委主席职位，以军胁党；邓小平以非法形式罢黜两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又违法软禁赵紫阳；邓小平擅自召开党政军秘密会议，决定罢黜赵紫阳，抬出江泽民，首都戒严，“准备流点血”；邓小平暗地与中共一些元老串联，将秘密调遣军队、准备清场情况向他们通报。这些都是背弃党规党法的举措，这就是暴力极权统治。暴力极权是中共维持政权存在的正统方式，历届中共最高领袖均奉之为不可移易的圭臬。有什么根据可以确信目前的胡锦涛当局愿意一反常态，将1989年邓小平的暴力极权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大众指斥和唾弃呢？

“六四”屠杀是中共暴力统治的自我扩张，这一屠杀使中共主政的任何意义的合法性彻底断失。请想：对待不满于自己治理的群众竟然施以机枪扫射、坦克碾压，这样的权力组织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性，它的合法性在哪里？“六四”屠杀事实上将中共推上一条难以折返的绝路。任何谈及“六四”、接触“六四”的话题都会展示中共业已彻底丧失民众的信任，除非彻底认输，改弦更张，中共没有其他办法走出这条绝路。这种状态使权力者对“六四”产生莫大的恐惧。任何微弱的有关“六四”的风声都会使权力者震颤不已，绞尽脑汁以求摆脱这种困境。由于恐惧，因而希望民众忘掉“六四”，不提“六四”，把“六四”从记忆中抹掉，把“六四”从历史上勾销。他们也明白，这笔债务躲不掉，甩不开，既无法面对，又无法回避，只得闭目塞听，装聋作哑。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当局有什么胆量启动重新评价赵紫阳的闸门，让冲绝中共合法性的洪水一滚而下？

有人认为：胡锦涛本人与“六四”血案没有直接瓜葛，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应该比较超脱，由他组织重新评价赵紫阳、为“六四”平反的工作比较适宜，甚至还作出乐观推断：胡氏完成这项任务，可获诺贝尔和平奖，为共产党增光添彩。可惜，这个良好愿望只是主观设想，并没有客观的现实性。胡锦涛作为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当然拥有相应的权力，也有相应的经济实力，但是，他并不能象毛、邓那样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象江泽民那样挥撒权力，他在党内必须兼顾左右，不忘平衡，对军队则必须适当放纵，不可收拢。这样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在理政时谨小慎微、左观右望是必然的。他不具备大刀阔斧、锐意创新的自身素质与客观条件。保守的、屈从的施政方针是他的惯伎：严厉镇压社会抗争，大力约束政治异见，放松社会腐败溃烂，允许地方势力蔓延，这些都能得到党内、军内不同程度的支持。特别是，对1989年民运人士依然采取敌视态度，民运人士不得回国探亲、居住，还不惜花费力量对民运人士分化瓦解，这些方面党内、军内有着高度共识。胡锦涛只能遵守这种共识，违反这种共识会使他的权力遭到质疑。这样的权力制衡状态怎么可能允许胡锦涛忽然异想天开而重新评价赵紫阳、为“六四”平反呢？

《列子·说符》中疑邻窃斧的寓言很有意义。有失斧者，怀疑邻人之子偷了斧子，这一信号在他脑子不断扩大，视邻人之子的表情、动态、一言一行，“无为而不窃斧也”。他的神经系统的感知能力失去应有的规范而扭曲和固化，乃至不断积累的邻人之子的窃斧依据都是虚幻的、失实的。找到斧子后，“他日复见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这才明白邻人之子前后并无变化，盖失斧者“有所囿也”。如果读者细读杨汝岱的《中国改革初期的四川探索》，就会认识到该文只是介绍赵紫阳在四川从事经济改革、主要是农村经济改革的业绩，与邓、赵之间后来的政治分野毫不搭界。而该文的“赵紫阳”三个字却在某些媒体那里成了所失之斧，于是演绎为中共当局有意借这把斧子试探邻人之子有何反应，无中生有的“重新评价赵紫阳”的揣测就是这样推出的。媒体当然需要敏感，以捕捉人们容易忽略的社会信息，提请读者注意，但是，过度的敏感，捉风捕影式的则误矣。

关于杨汝岱的文章，《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只是发表一篇讲事实的文章，而且不是按重点文章的规格发表的，谈不上象外界所说的是重新评价赵紫阳的一种努力和试探。“跟那些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没有关系”，“我们是从一个历史杂志正确地面对历史，讲清历史真相。至于更大的意图，我们还没有这个意图，这个想法。”他着重指出：“放开谈，评论赵紫阳政治上的一些功过，现在还不是时候，譬如六四的问题现在还不是时候。”杨副社长这个澄清很有必要，因为“重新评价赵紫阳”的推测很容易在读者群中造成误解。

（201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