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家屯是“乡政府”所在地。把这一批地主和他们的家属作为“革命斗争”的对象，集中到一级政府去斗争，大概目的在于证明政府是革命的，斗争是严肃的！我木然地跟在车后边，猜测着命运的安排。不知道为什么，已经麻木的大脑冒出八个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距离三华里的寇家屯转眼即到。就在村东头离车道左边五、六米处，横放着一具尸体，它血肉模糊，满身流着血水，全身的皮肤没有了，像被剥去一样，露出殷红的肉，断了的肋骨裸露在外。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和两个女孩在抚尸大哭。如此血腥的场面我实在看不下去，扭过脸，望着右前方灰蒙蒙的天空，流下了眼泪。我的心像被刀扎一样地难受……

“你看，把寇玉铭给蘸糖葫芦啦！又红又亮，挺好看的！”一个民兵轻松地说着俏皮话。面对凄怆血腥的场面说出这句话，其反差之大令我永远记忆！野兽并不可怕，“人兽”，即具备兽性的人才可怕！

现在，当我写这几行字时，回忆着当时的血腥场面，写完后的那一个夜晚我无法入睡。一连几天心绪不佳。

两个民兵有说有笑地走着，就像什么事也未发生一样。我预感到父亲将要被打死。净身出户使我怀疑父亲所说的相信法律，眼前暴尸旷野的事实将使我的预感成为真实事件。

当那位妇女和两个女孩的哭叫声听不见时，我们已经进了“乡政府”的大院。一进房门往右拐，民兵拖着父亲推着我进到内屋，我看到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地主的家属有十几个人被绑着站在炕上。这个房间只有南炕，地下宽敞，有十五、六平方米。正中房梁上垂下两根粗绳子，地下留着一滩一滩血迹，角落里粗缰绳、马辔子、皮鞭横七竖八地堆放着，被血水染红，抽打时粘下来的人皮碎屑，把它们的纹络全给腻住了。

一望即知，这是一个典型的杀人现场！但它又是一级政府！历史上鲜有这样的事例：政府办公室同时就是杀人现场！

房间里弥漫着难闻的烟草味儿。那些用此法杀人的积极分子，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他们使自己成了一个简单的杀人工具。人们说，有一种被战争环境和气氛造成的心理变态叫战争歇斯底里，把他们此刻的状态叫“杀人歇斯底里”应该是最准确了。

进屋后我被推上了炕。这一次斗争会刚好和挖财宝那一次相反，那次是打家属给地主看，这次是打死地主给家属看。组织者如此安排，倒也算费尽心机——原来这是用兽性在检验人性！

“快，快！吊起来！”显然，他们要杀人了.……

他们把父亲吊了起来。绑在炕上的所有家属，都把头转过去，低头到九十度以下。这时我听到了像是粗绳头抽打木板的声音！父亲的呻吟声、叫声, 撕人心肺。我的心随着每次抽打声在颤抖。

仅仅半个多小时，他们就完成了杀人使命！

消灭一个活生生的人原来如此简单，和杀一只鸡一样。

接着就是暴尸田野。

父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活活打死，没有宣布原因也没有任何法律程序。

天空变得更加阴暗惨白了，似乎以此吊唁惨死的人们！

傍晚，当妈妈找一个破柜收尸时，我们给父亲穿衣服（打死前被扒下来的），看到他身上的皮肤全被抽飞了，像是裹着一层红布……我坐在他尸体前的血地上，默默地遥望阴暗的天边，欲哭无泪。

就这样，父亲被“革命”了，时年六十五岁。如果他在天有灵，是不是还坚持认为“人命关天，G党也得讲法律”呢？！

人们怎么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有点土地就得搭上性命？为什么有点钱就有了罪？

在松花江北广大地区按人口平分土地的运动中，兽性的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县东部相邻的几个屯子，如东海丰屯卢家，打死两个人；二站镇尚家打死一个人，自杀一个人；南小城子屯邢家，打死两个人，其中一人是用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连的家属。把这些人不论用什么方式弄死，照例是不需要任何手续的，只要土改工作队长宣布一下“树吉”（书记）讲话就可以了。马拉车用的粗麻绳、皮带、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凶器！子弹、刀斧、毒气等杀人凶器相形见绌，前者更直接、更简单、不用操作知识且杀人的成本低廉。

在日本统治者把东北变成“稳固治安区”以前，关东地区土匪横行。听年纪大的人说，土匪得不到钱时，它的杀人方法之一就是用马把人活活拖死，若是得到钱是不杀人的。既杀人又要钱，虽土匪亦不为也！

打死了多少？比例如何？以寇家屯乡为例，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全面的统计数字可能是千古之谜了（据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说，“专家估计：中国土地改革牺牲了三百万至五百万之人命”）。

小镇里的小工商业者照例受到打击。二站镇一家小铺子（卖日用杂品的小商店），掌柜的叫马少波，打了他，又游了街，他跳井自杀前，在井沿上留下数十个烟蒂——他是多么地不愿意去死啊！其实，他顶多算是一个小小业主！但那时候这个开小店铺的人就成了镇上的“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联系到二十年后养一只老母鸡都产生“资本主义敌人”，他挨打、游街、被迫致死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站镇仅有的小作坊，一个油坊、一个烧锅（酿酒小作坊的俗名），停办了。

我还要提一笔，至今令我伤心不已的是那场大规模疯狂暴行的运动对文化的破坏：所有受到打击的家庭，他们的藏书，包括相当珍贵的木版线装本，全被贫雇农给当成卷烟纸了。我祖父的全部书籍，就这样被烧掉！至于文化人，如教员和校长，其中，凡叫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当然在劫难逃，县中学的两届校长都自杀了。

这就叫“运动”？这就叫“革命”？是的，革命首先是破坏，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杀人！因为, “革命领袖”说了，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么，革命理所当然地要杀人了！

流血斗争，刮骨斗争，多么名副其实啊！

记得当时哈尔滨出版的《生活报》发表过文章，把松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准确地概括为“兽性复发”。这份报纸的主编，就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先生。这当然犯了“天条”，从此，萧先生其人其书同其他众多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一样，万劫不复！

“均田亩”是千百年来农民的愿望。从“不患寡，患不均”，“抑制豪强”，直到孙中山的“地价税”思想，都是要改革土地制度，这本身无可非议。我从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次平分土地，这么个作法，算不算“土地改革”？是不是真正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在前面已经说过，东北地区的特点是由中农耕种的土地占绝大多数。平分土地后，其必然结果之一就是有耕作手段的农户（中农）没有地种，分到土地的农户（贫、雇农）缺少耕作手段。中农的农具、畜力都无例外地被分掉，破坏了耕作手段的完整性。“侵犯中农利益”（见东北局东北地区土改总结）几乎是普遍的，这种耕作手段与土地的分离形成了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粮食统购统销，直到数十年的粮票制，是否与此有关？这一切应该是已有历史的结论了。

一九四七年，我只是一个十五周岁的少年。对于叫做“土地改革”的既流血又刮骨的斗争，除了恐怖以外并无更多的看法。我的思维、语言、思想和知识对于当前的事件不具备认识、判断和分析的能力。

童稚时期的教育，使我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一些品质：如主持公平、注重信义、不争不贪……那时我想：G党处事公平，地主也有一份土地，也给生活出路，无非是使地主参加劳动，不再“剥削”（那时我已学会了这个词儿）。至于分掉我家土地、财产，我也想得开。因为孩提时期父亲就不断地说：“家里这一点土地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你要好好念书，到美国或日本去留学，自己学到真本领……”所以，对于土地被平分，对于净身出户，我本来就觉得无所谓，何况胜利后在中学里经过G党的二年教育，我已认识到不劳而获的可耻。看过以致演过《白毛女》，恨黄世仁，恨世道不公。这都使我能够接受这一切。

但父亲的非正常死亡，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的杀人场面，像恶魔一样折磨着我稚弱的心灵。那时我想了很多。

我出生时是满洲国，是傀儡皇帝的臣民，当了十几年亡国奴，又受了奴化教育。但难得的是生活平静！光复了，据说成立了“人民政府”，反而不平静了，说是要革命！我不反革命，我真心拥护革命。可难道用这种残忍的手段鼓动一批人打死另一批人才算革命？革命是不是都这样？若说地主阶级，应该打倒他们，我赞成——莫非打倒就是打死？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想来想去想到，如果父亲年轻时，确实干过为富不仁的事，那么，也该清算他，可就是为富不仁也不会是公然抢劫吧？自古以来抢劫就犯法啊！一转念又想到，为什么未看见宣布都有什么罪状呢？全部过程似乎是为打死而打死，犹如儿戏！若是不打死一定数量的居民难道就不算是革命？

父亲的死使我感到孤独无依，就这样，我和母亲成了孤儿寡母。

但是，事情远没有结束。在我此后的生命旅程里，诸多倒霉的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比如：“混入革命队伍”被另眼看待，被开除，成为肃反对象，划为“右派”关进监狱，成为“刑事犯”等等，其中概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原因——“此人系地主出身，有杀父之仇”也。杀人者不查自己非法的非人道的罪错，反而以此为理由株连他们无辜的后代。实乃典型的强盗逻辑！

在按照一个行政乡至少打死一、两个人的目标实现以后不久，“土改运动”即转入平分浮财和土地的阶段。请读者记住，这种被分配的浮财和土地，当时叫“胜利果实”，下面行文就用这个词。

“胜利果实”是胜利的一方用流血斗争、刮骨斗争手段得来的，来之比较简单容易，但恐怖血腥的事件过去以后，我参加了他们的贫雇农大会。自然由那位姓胡的队长主持开会。他的开场白我记得：

“你们听着，你们是穷人，是贫雇农，G党领着你们把地主打倒的打倒，打死的打死，你们要感谢G党。这就寺（是）个名（革命），寺（是）该几都整（阶级斗争）”——听口音是江苏人，他讲得赤裸裸。贫雇农张着嘴仰着头呆呆地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什么是“个名”、“该几都整”——他接着说：

“现在你们胜利了，要把土地浮财分给你们。浮财不要均分，土地要分等级。你们自己商量怎么分……”

贫雇农的组织叫农会，它的头头叫农会主席。他接着向全体贫雇农宣布说，先散会，等待农会商量好办法就给大家分浮财。散会后，农会留下六、七个有点头脑的人商量给贫雇农分“胜利果实”的办法。定下来先分浮财，然后再分土地。分浮财的办法很难想出来，当天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散会时，农会主席也是村长（他叫李芳圃）对我说：

“小冯，你是土改工作队的人，回去想想办法”——我注意到他的和蔼目光——“你文化高，^_^你了”。另一位负责人也示意地看着我。

“行，我考虑一下”，我未加思索地承担下来。

我之所以承担下来，应该说这里多少有一些乡土之情的因素。

为此，我有必要说说农村中的乡土之情。

就主流而言，在农村由历史的、传统的、宗教的、道德的、文化的、人性的因素交织形成了人和人之间浓重的乡土之情，它不是一年半载用什么别的东西就能破坏得了的。尽管当时的政权宣传黄世仁如何坏，但一个个现实中的人（地主）毕竟没有逼死杨白劳，更没有强奸喜儿。在具有数千年文明的人类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一下变成仇敌（被利用的痞子当然除外）。

下面的事例就说明了这种情形。

“土改运动”中进行流血斗争时，还有一个花样——“串联斗争”。所谓串联斗争就是在一个区的范围里各个乡之间相互交换着斗争地主，即一个乡的贫雇农可以到任何别的乡去斗争那里的地主。

五十年前的北满地区要比现在冷得多，刚进入十一月，原野已是白雪皑皑了。一天早晨有人敲门，来的是农会干部钟义。

“你今天到前边王家屯去躲躲吧，昨天海丰屯过来人说，他们今天来串联斗争”，他一进屋门就对我说。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看着我母亲接着说：

“大婶也到村后黄大姨家去吧”。母亲让他坐下，他说有事要办，转身走了。

“妈，您快走吧！”我催促母亲快走，以躲过这场灾难。

母亲走了，我随后也出了家门，直奔屯子东南约二里地的土丘。这里地势较高，可以望到屯子里的情况。

田野静悄悄，凛冽的寒风呼叫着，大地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自从参加土改工作队几个月来，我未得一点空闲。苦闷、彷徨、恐怖、时而夹杂一点满足感，占据了我整个心绪。今天借助这个逃难的时间，来到这静谧的空旷的雪原。

母亲常念的一句诗又浮现出来：“又得浮生半日闲”。然而，哪儿会有世外仙境去“寻得桃园好避秦”呢！

我仰望高耸的白杨树迎着寒风，树枝上挂满冰雪傲然而立，看着干枯的树枝依然在寒风中摇曳。它像是我此刻的处境吗？

人喊马嘶，一阵乱噪噪的声音从屯子里传过来。我从高处望过去，只见有几辆大车，一群一群的人乱嚷乱叫，我在远处看不清什么。事后我才知道，那一天很多人又被打了一顿。串联斗争的心理作用是养成为所欲为折磨人的优越感，情绪上鼓舞“斗志”（兽性）。除了这种精神的心理的满足感以外，到别的村串联斗争的贫雇农们得不到一点物质利益——本村的贫雇农对于浮财早已挖地五尺了。这样的串联斗争以后还有两次，我借助于和农会的关系和乡土之情都躲了过去。

再说分浮财。

夫浮财者，人们全部生活用品之谓也！衣食住行所需之物品应有尽有，从吃饭用的竹筷子到箱子柜子大小不齐。

恐怖的血腥事件过后，就开始了第六阶段：分浮财。我已受人之托，当完成承诺之事。我以当时的知识水平，想出一个方法，农会的人同意了。

第三天农会又开会，农会主席叫我说说。

我说，物品又多又杂，只能一样一样定出价钱，计算出总钱数。规定不平均分，就分开等级，比如分四个等级。最贫穷的雇农定一级，次贫穷的定二级，再次贫穷的定三级，把每家都定上等级。给每家按照等级分钱数，再按照先后顺序去选自己想要的物品，选够自己分得的钱数……

“我看这个办法可以”，没等我说完，村长兼农会主席李芳圃高兴地抢着说。

我继续说：“分几个等级，等级之间的差别应该多么大，给谁家定哪一级，怎么定顺序，定物品价钱，这些由农会决定，我管写票。然后，将物品都摆放在院里，每家按票上的钱数选取物品”。

“四个等级有多大差别？”钟义（他是乡农会副主席）像是对会场上的人提问，眼睛又看着我。会场沉默了一会。

“小冯，你认为等级差别多么大合适？”李芳圃直率地问我，此刻，他大概认为是向土改工作队员（而不是地主家子弟）征求意见。

“这个问题得大家商量，等级之间不能差别太大”，我说。

“差别要有多么大，你先说说”，李芳圃仍是直截了当地问我。

“我想每级之间差别为零点二倍左右合适”，我说。

他们大部分人不明白什么是零点二倍。我只好向他们解释，如果分四个等级，那就是一级一点六、二级一点四、三极一点二、四级一点零。如果定为四级的贫农家庭一人分十元，那么，定为一级的雇农家庭一人分十六元。经过我的解释和说明，开会的人都同意我提出的具体办法。那个说话带口音的土改工作队长，从其他乡回来以后，了解这种分浮财的办法又称赞又高兴，带到其他乡去推广。

我们这个乡就按照定下来的这个办法开始工作了。几个自然屯共有六十八家贫雇农，其中最穷的雇农有六家；次穷的雇农二十家；比这二十六家日子过得稍好点的贫农有二十五家；再往后也是十七家贫农，属于贫雇农中日子过得最好的人家，但比下中农要差。前已述及，中农在这次土改中普遍受到程度不同的洗劫，下中农不但分不到“胜利果实”，而且自家的畜力、工具也受到侵犯。

最令人感到有意思的是：整整二十年后，“贫下中农”这个词不仅在生活中和报刊上使用频率最高，同时它还是工农联盟的一翼，其革命性正强，是响当当的革命派！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么二十年的变化是中农变得与贫农为伍！或者说当时的中农变成了后来的贫农。用马克思的话：农民“绝对贫困化” 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建设成绩啊！

农会把该做的工作做好了——给贫雇农定等级，给浮财定价钱——我把每家贫雇农应该分到的钱数也计算出来了。自然要选择吉日瓜分“胜利果实”。这一天贫雇农们早早地就来到乡政府大院，等着分东西。“胜利果实”摆得满满一个大院子。

贫雇农按照农会给的顺序号排好了队，一个一个地到我这里领取应分到的钱数，然后，按顺序到院里选自己需要的物品。每件物品上都有价格标签，若是遇到两个人都选中了一件物品，自然调解一下分顺序先后解决。

这一天是每家贫雇农享有“胜利果实”的大喜日子，院落里整天地人声鼎沸，笑语喧哗。当夕阳的余晖被冬日的凉气侵袭殆尽时，堆满物品的院落空空如也——那些日常生活用品被这种特殊形式的抢劫文明地抢走了。

在以后参加工作的数年间，对于这一段经历我还有点自豪之感：“胜利果实”之一的浮财分配，是按照我策划的方法实现的——我爱国，我革命了，我光荣地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

自从我想出办法给农民分了地主浮财之后，土改工作队和农会对我的印象极佳。

农民的“胜利果实”有二：浮财与土地。浮财已分完了，现在需要进行第七阶段的事：分土地。

我几个月前的工作成果——丈量并绘制的田亩方位图，就是分土地的依据。

政策是全行政乡土地“打乱平分”。寇家屯乡平均每人九亩三分地。分土地的原则是每人数量平均，但质量不平均。所谓质量不平均，其内容就是：最穷的雇农要分给土壤最好的土地；次穷的分给次等级的，依此类推。地主、富农、上下中农当然是依次分给土壤不好的土地。在我制成的土地方位图上，每块地边界、长宽弓数、等级都标注得很清楚。

农会决定用三个晚上把土地分下去。头一天晚上，依顺序先由排在前面的雇农、最贫农、次贫农……来选最好的土地。每家选完了地就可以回去了。我随时把每家计算出来的宽度标注在地图上。村西头最好的土地快分配完了，大约还剩下十五亩左右，农会主席对我说：

“把这一块地留下，先不分了，再来人分别的地块”。

我当然只能照办。以后几天排到中农、富农、地主分土地了。这时好地早已分配完了，剩下的地块都是土壤贫瘠的沙地。依次分下去，最后是几家地主分那些次地。等到该我家分地时，农会主席说：

“我们农会决定了，你家该分二十七亩九分地，村西头的十五亩好地分给你，剩下的再分这边的。”

我当时年轻，不懂什么，反正照做就是了。这样，我家土改中分到的土地有一半是好地，几乎和贫雇农分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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