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指望党内改革派能够解决问题，对他们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将他们的出发点当作自己的起点，这并不意味着将这个体制内所有可能的进步力量一棍子打死，从而也堵死了任何对话、互动的途径，民主社会毕竟需要民主的方式来建立，这并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便需要信仰——是的，信仰。相信民主的力量一定会胜利，专制一定会结束。这需要一个长远的眼光，而不是专制者那样的短视。“从长远来看，我们有理由乐观，但我们必须和这个独裁的执政党并肩行动。”（米奇尼克《论反对派和1979年波兰总的形势》。）

只有能够看出这个执政党其实是在变化，才有可能去进一步促使这个变化，使得事情往好的方面转变。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才会去做一些事情。这也不等于说重新出发再去寻找一个党内的代理人，就像这个党总是在批评民主人士是外国反华势力的代理人一样。没有代理人和庇护人这一说。起点的不一样决定了面貌和性质的区别。但是为了民族的民主化考虑，反对派其实可以说一句话——即使目前这个党内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改革派力量，那么无论如何也要帮助它再度创造一个出来。如果今天没有，那么让它明天肯定有；如果现在没有，那么让它将来肯定有。前几年流行一个说法，叫做“打造一个中产阶级给党用用”，借用这个句式，那么，民主的反对派需要重新创造一个党内改革派，创造那样一种政治现实，为了民族的未来。在这个人（这些人们）身上，应该体现出来自社会的压力，人民的要求，民族的历史责任。即使他不愿意，也一定要让他这么做。

将波兰的经验看成是“妥协”的经验，难免以偏概全。准确地说，波兰的经验是“驯虎记”，是把老虎赶进笼子里。因为是老虎，它就必须进笼子，否则它就要吃人，成为灾难本身。说到底这是权力的本性，而不是人的差别。不受限制的权力，叫它做国民党、共产党，都是一样的。根本目的在于让这个民族永远结束专制的统治，而不是共产党的统治。前者才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矢志，也真正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

即使是公开地谈论这一切，也没有什么不合适。我在推特上面写道：“找到自己驯虎师的位置，才是强而有力的反对派。”前面提到的王天成先生也给了我回应。他说：“是的，波兰的经验是驯兽记。争取自由民主的历史，就是驯化统治者的历史。1215年英国贵族用刀剑将大宪章强加给国王，是近代驯兽的序幕。今天刀剑不好使了，需要用强有力的‘柔道’，也就是非暴力抗争。”

顺便地说，散养的老虎对它本身也非常不利。“权力的老虎”与大自然的老虎不一样在于，它不仅吃人，也吞噬自己。贺卫方先生最近在香港有一个精彩演讲，提到网上流传一篇文章叫做《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其中说道：“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天天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

简短地回顾共产党所走过的道路，也许是必要的。共产党从哪里走出来的？什么是它最初的宗旨？不正是为了民主自由、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我本人相信这个党的成员中曾经有过非常优秀的人们，他们是我们民族最为杰出的儿女，我们许多人的父辈甚至更早一辈或几辈都在其中。但是包括这些人在内，最终却走上了一条与自己的目标完全相反的道路，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这个惨痛的教训，是今天立志要让我们民族走上民主道路的人们，不得不认真反思的——如何才能够找到新的起点和途径，而不是重复他们过去的道路？

作为民主的反对派没有必要将拯救这个党本身也当作自己的工作任务，他们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这件事情应该由这个党的成员本身来做，比如党校的那些人们可以考虑得更多一些。这个党内如果还有对党忠诚的，有愿意为这个党负责的，也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虑的，于是人们就“有理由”等待看到出现党内自我拯救的力量。当他们考虑自我拯救时，这便是出现转机的时刻。光靠少数反对派本身，这也是天方夜谭。任何社会变动社会进步，都是多种合力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单方面的。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每次具有公共危机性质的事件发生，体制内的有关人们，尤其是那些新闻官员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是如实向公众报告呢？还是按照某些内定的尺度隐瞒其中的一部分？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采取了后者，因此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众矢之的”，引发公众的进一步不满。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人对于公众的要求好像充耳不闻，但其实来自民众的呼声，对于他们还是有压力的，这种压力实际上越积越大。等到下次再出现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就需要想一想，至少更加感到自己身上的压力。而公众也在一如既往地等待，等待他们在某一刻会公布那个真实数字。人们自然抱有这样的期待，正是这种期待构成了对于他们的压力。取消了期待，也就等于取消了压力。近期发生的通缉记者而后上门道歉，就是人们“期待—压力”的结果。

长话短说。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在群情汹涌的面前，能够保护这些人们，保留他们生命最后的尊严，不是别人，正是主张非暴力的民主的反对派。在某种意义上，米奇尼克扮演了雅鲁泽尔斯基“保护人”的角色。1992年他与这位将军之间有过一个对话：“我们可以谈话，没有仇恨。”因篇幅关系，具体内容在此恕不复述。在波兰后来的“清算”中，米奇尼克坚决反对严酷。这回他来北京，不止一个人问他与雅鲁泽尔斯基的关系如何，他答道：“现在倒与他有一些私交和走动了”。

生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

旧意识形态喜欢到处拿出一副“决裂”的架势。与过去的“历史”决裂，与从前的“价值”决裂，尤其是在人与人之间，弄出这样那样的名目来，目的就是制造人们之间的隔离与割裂。米奇尼克不仅是反对派，而且还是犹太人，在这方面他也没有少受气。那些审讯他的人会问他：“你为什么不去特拉维夫？”这真是一个混帐问题。

米奇尼克相反，他强调的是“延续”和“共存”。他强调知识分子除了“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还要成为价值的保存者——“捍卫基本原则”。在专制条件下，“不服从”成了波兰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传统。在一篇叫做《蛆虫与天使》的文章结尾，米奇尼克写道：“一个不尊重社会连续价值的运动，不能够有效和成熟地承担起社会的重建。”关于这篇文章，还要说几句。不要以为米奇尼克关于“妥协”、“对话”的想法，在波兰是多么容易接受。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上是一个饱受蹂躏的国家，因而人们在不得不接受奴役（不得不当“蛆虫”）的同时，却同时发展出一种“天使”的学说，对于任何“妥协”抱有一种天然的深度敌视。在这篇文章中，米奇尼克试图超越这两者。

当米奇尼克作为反对派，当他与他的朋友提倡“并存”“平行”，发起“重建社会”、“平行机构”、“日常生活的革命”等，所有这些，没有一个不能带入社会的下一个阶段，在新一轮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被其包容、吸收和继续发挥作用，它们只是提前创造了新的社会风气以及某些社会结构或机构。这些人们确实做到了手段与目标的一致，自己之前说的和后来做的一致。

他要这样去说和去做就变成十分自然的了：前是雅鲁泽尔斯基不让我们生活在波兰，今天我们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不让他们生活在这个共同的家园。从前的意识形态在人们之间制造各种对立，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则是创造一种共同语言，创造一种共同的秩序，让所有的人们都能够生活在自己的祖国，而不至于背井离乡或者在自己的家乡流浪。“他们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所有的人。而我们则要说，我们只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

1988年，当法国大名鼎鼎的六八年人丹尼尔·科恩·邦迪问他：“亚当，为什么你老是令人想起你是一个波兰人，我却发现自己的民族性没有那么重要。”米奇尼克答道：“我认可自己的波兰人身份，是因为我认同所有弱者、被压迫者和被羞辱者。如果波兰是一个超级大国，我也许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和吉普赛人。但是，波兰是被压迫者和被羞辱者，波兰人民生活在悲惨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定地和这些人们、这种语言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他在北京接受最后一个问题是在饭桌上。7月10日是世界杯正酣的时候，80后的专栏作家贾葭问他喜欢哪支球队，他回答说自己是一个爱国者，所以喜欢波兰球队。但是波兰球队与中国球队差不多，表现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他只好喜欢西班牙球队。听到他仍然喜欢说自己是“爱国者”，虽然他爱的是自己的祖国波兰，却加深了我对于这个人的深深认同。

2010-7-31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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