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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历史上，很可能再也找不到比黑五类时代更黑暗、更荒唐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政治上已经结束20多年了，可是，它在话语上迄今未被充分记载和言说，在实际中虽然特定的黑五类不存在了，而黑五类性质的政治贱民并未在中国绝迹，因而我们有必要打捞黑五类这个现象和话题。
十三亿中国人里，起码有一半人到死都不会忘记什么是黑五类，无论其本人是不是黑五类。为另一半人口计，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黑五类。黑五类又叫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1949年之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大陆社会产生了四类政治贱民——四类分子，即五类分子中的前四类。1957年反右之后，右派分子晋升为政治贱民中的“新秀”，四类分子增至五类分子。文革初期，政治贱民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又新增四类，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和特务四类，合为黑九类。文革中后期，新增的黑四类逐渐淡出，“经典性的”政治贱民仍然是黑五类。至1979年，右派改正（章伯均、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等98人未获改正，以表示反右没错，只是扩大化了），政治贱民回复到原先的四类。1984年，四类分子全部平反。至此，毛泽东中国此前几十年制造的所有政治贱民都在政治上获得同等国民待遇。
这只是理论上的黑五类。实际上，黑五类的子女也被称为黑五类。官方资料称，中国曾有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有50多万名第五类分子（即右派分子）。有研究者推测，黑五类的子辈和孙辈是黑五类的5-6倍，因而受黑五类牵连的人数超过1亿，占当时总人口的15%。
其实受黑五类牵连的不止是他们的子辈和孙辈，近亲也是受牵连者。比如，我的家乡（河南开封）那时有“四大亲属”之说，具体指姥娘家、岳家、姑家和姐妹家。一个人，如果他的这四大亲属成分高（是黑五类），那么他在升学、招工、招干、寻（xin）媒、当兵、当乡村教师和村干部等等方面，都受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受黑五类牵连的绝不止超过1亿，而可能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不干净”。
我们现在随便拉出一个40岁以上中国人“盘查”一下，就会发现他不是黑五类就是黑五类的亲戚。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父亲属于坏分子，以至于父亲去世时，他从遥远的青海回家奔丧，在县城请客吃饭都请不到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先生，父亲属于反革命，他本人曾连写十次入党申请书都不被批准。前总理朱镕基是右派，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是右派，著名画家陈丹青是黑五类子女。刘少奇一家和邓小平一家，是最黑最高的黑五类。民主党派领袖、文化精英和学术大师，几乎个个都是右派黑五类。
绝大部分黑五类实际上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各界的精英。地主富农是土地精英，反革命是政治精英，右派是知识精英，坏分子里固然有地痞流氓恶棍懒汉，也有许多人是具有特立独行人格、拒绝溜须谄上的人。1949年以后几十年中国社会之所以全面沉沦堕落，与各界精英的全军覆没息息相关。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后劲，某种意义上说，也直接来自这批人的反弹和发功。黑五类遭受的苦难和屈辱，成为黑五类二代（如家电业巨头张大中、地产大亨潘石屹和艺术家艾未未等）从苦难中奋起拼搏、改变人生命运的不竭动力。
《黑五类忆旧》是一个期刊性的故事汇。当你阅读其中一个个故事的时候，请不要仅限于故事本身，我希望你也同时走进故事主人公（迫害者和受害者）的内心：在那样一个荒诞的时代，在那一个个罪恶的时刻，他们的心灵何其荒芜，何其野蛮，何其凄惨，何其无助！邓小平曾说，中国近几十年发生的许多荒唐事，在西方不可能发生。我们不妨接着假设：黑五类现象在基督教世界可能出现吗？不信上帝的族类，内心像西红柿一样多汁。不过这丰沛的汁液不是别的，全是苦毒。
如前所述，虽然黑五类走进了历史，可决不意味着政治贱民现象在中国彻底消失。1984年四类分子摘帽以来的二十几年里，又有多少中国人成为新的政治贱民？又有多少中国人成为新时代的黑五类？让我们记住黑五类，让我们记住政治贱民！我们曾经从那里走来，我们的灾难曾经如此深重，我们的人性曾经如此不堪，我们的堕落曾经如此可恨！然而，我们更要反省、检讨源源不断制造政治贱民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
黑五类是全中国的替罪羊，是中华民族长大成人的阶段性祭品，他为全体中国人背了十字架。
感谢你，黑五类！
黑五类，对不起！
201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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