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暇余，读费孝通先生1950年8月北京初版的《我这一年》，有些感慨。我读的这本是1950年12月第四次印刷，印数已达39000册，可见这本76页小册子的影响力。至于说以后这书又印了多少版次，印了多少册，我认为值得研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的学者来做一个个案研究。这个个案研究，就是调查《我这一年》的印数，来研究其传播力度，并由传播力度来判定知识分子改造的频次和力度等关系，并由此看知识分子改造与土改的消涨关系，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共产党洗脑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但研究当代中国史的学者，却很少有人做这样基础而实证的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费孝通先生的大名和在专业领域里的成就，就不劳我多作介绍了。我只想谈一谈在专业领域之外，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些作为。四十年代在《观察》等杂志上，费孝通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谈民主自由的文章，可谓深入浅出，例证翔实，不尚空谈，影响了许多人对社会的看法。费孝通四十年代多谈民主自由的理念，而并没有太多的批评国民党，他的左倾还不太明显。正是鉴于此，他在四九年共产党得鼎之后，就表现得极有“顿悟”能力，很快把准了新政权的脉膊。《我这一年》里十篇文章，作于1949年8月31日至1950年4月2日，而从他的思想转变和语词运用上，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转变，免不了要给人转若飞蓬的印象。要知道彼时费孝通已近四十岁的人，其思想乃至人生观都已基本定型，按照常理，即便要转变，也不能这样迅猛而快捷，其因为何？

对于一个研究社会学的学者来说，他可能有其他学者不具备的对社会形态及制度建构的更深刻的认识，因此他有可能敏锐地感觉到共产党这一回“改天换地”之猛，恐怕超过此前他所能知晓的社会变革。当然，可能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感到共产党在宣传洗脑和高压下的能量，锐不可挡，决不可做螳臂挡车的“歹徒”，只好快快顺应了事。应该说费先生的嗅觉是相当准确的。但有转变的意愿，能做出转变的行动并形诸文字，却不是件简单的事。虽知，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其基本的价值观和行文方式，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固化，要转瞬改变，可谓难乎其难。而费孝通做到了，这不能说不是个奇迹。快六十岁的陈垣致胡适的信，其转变之快，是众所周知的，但陈垣除了这封信以外，见诸文字的谈转变的文章似乎并不多见。

我当然并无苛责费先生的意思，我只是惊叹其转变速度之快。《我这一年》里每篇文章，都可作为我们深思知识分子改造的样本，但令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这篇《什么叫搞通了思想》。他通过例举朋友生煤炉子的故事，来谈思想改造不能急，生火时必须打开，再添煤才能生火的故事来说明怎样做思想改造。“这是我的经验：我们要生火取暖是主观上要求，但是要生得起火来就得通过这只炉子。光是要生火，火是生不起来的。你得摸熟这炉子的脾气。”这话说得再生活不过了，即你要敝开思想，不能急于求成，否则欲速则不达。你有主观上改造的愿望，但你得通过官方这个“客观的炉子”才能改造好你的思想，否则你就是白搭。这和孙悟空在练丹炉里炼丹的“思想改造”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费孝通可算是聪明颖悟，但1957年的“早春天气”又把他这个“知识分子”套进去了。可见孙悟空炼了那么久，终究受制于唐僧的紧箍咒，飞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通过二十多年的灾难，他似乎又“醒悟”了，在方励之、许良英、刘宾雁等右派同案犯要召开三十周年纪念反右的会议时，他与钱伟长就向上面告发了此事。最终晚年获得“醒悟”后的尊荣。至于他是否真的感受到了真正的快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费孝通先生绝对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样本，值得我们来做他的“社会学”研究。

2010年8月7日9：43分于成都


《我这一年》目次

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1

我这一年…………………………………………6

解放以来…………………………………………13

“超越政治”……………………………………19

什么叫搞通了思想………………………………26

不改造就落后……………………………………34

从往上爬到大家互助……………………………43

劳动里克服剥削意识……………………………51

论纯技术观点……………………………………60

进步的包袱………………………………………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