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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钱伟长教授的一生，他对自然科学的锐意追求给人以深刻印象。从简历中可以知道，他曾以中文和历史考试的双百成绩进入清华历史系就读。由于转瞬发生“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这位青年立志要学习生产大炮飞机的技术以抗击日本侵略者，于是申请转入物理系。可是，升学考试时，他的物理仅得5分、数学与化学加起来才20分，英语为0分，转系要求自然被拒绝。好说歹说，才答应他补习一年，各科成绩均在70分以上才可转系。钱先生以他的聪明和勤奋终于如愿以偿。在物理系学习3年，然后考入清华研究院，随导师吴有训学习光谱分析。1940年留学加拿大，仅用50天就与导师辛吉合著《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这篇论文以弹性力学为基础，研究板、壳的变形和应力，极具创新性。爱因斯坦看了说，此文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一个问题。从光谱分析到弹性力学，两门学科的跨度是很大的，钱先生不仅跨越了，而且一举受到美国物理力学界和数学界高度关注，他在论文中运用的方程式被称作“钱伟长方程”。1943至1946年，钱先生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喷射推进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在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指导下，研究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设计、火箭飞行的稳定性、变扭率的扭转、超音速的对称锥流、气阻受损、火箭弹道、降落伞运动等。这些研究涉及飞行器结构力学、飞行器动力学、高速空气动力学以及喷气发动机工程热物理和工程控制论等，显然较已有的弹性力学更深入、涉及面更广，其成果也就更有创新价值。只就“变扭率”而言，钱先生与冯·卡门教授合著的《变扭率的扭转》，已成为国际弹性力学理论的经典之作。此时，钱先生正值中年，在美国自由研究的氛围中，锐力进取，斩关夺隘，创造了力学和应用数学领域具有世界意义的“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方程”、“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等。他是作为中国近代力学和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而载入史册的。我们理应为中国有这样杰出的科学家而骄傲。
抗战胜利后，钱先生回到国内，满腔热情地承担清华、北大、燕大工学院的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和弹性力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还参与创建我国大学第一个力学专业――北大力学系，开设我国首批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训班，一心扑在教学上。他不了解，当一个国家沉沦于内战、誓在拼个你死我活时，以自然的力学是无法抵制这场浩劫的。当时，他的月收入是15万金圆券，只够买两个暖瓶。但是，最终他还是留了下来。在北京，他迎来中共军队的入城仪式，以钱先生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他成了中共当局的统战人士。统战，就是把你统一到中共战线之内，让你忠顺地服从它的意旨，替它摇旗呐喊。于是，除了正职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外，种种副职加诸钱先生：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还任漳州大学、沙洲工学院、暨南大学以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耀华中学名誉校长，南京华东工学院、镇江江苏工业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南交通大学、泉州华侨大学等名誉教授。在权力世界，这些虚名是权力的装潢，总要有一批人充当装潢的角色。如果你说：我只要“教授”一顶冠冕即可，我愿在教育和科研方面为祖国作贡献。对不起，那是不可以的，权力至上的观念考虑的是把持权力的需要，其他的社会需要都要为此让路，哪怕教育水平长期偏低、科研成果长期落后都在所不计。试看在科学研究中享有盛誉的、在血液和基因学方面有杰出成就的陈竺博士，他是中国科学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院士、欧洲艺术、科学与人文科学院院士，这样的医学专家专心从事科学研究才便于发挥所长，却让他当没有实权的卫生部长，充当权力的装潢。钱先生也是如此，在中共治下，他只能游离于各种虚名的社会职务之间，科研能力萎缩了，早年在美国的科研辉煌已经不再。
与科研和教育并行的是政治上的敏感和追求。钱先生在清华读研究生时就是一个政治开朗、进步的青年。他关心时事，爱憎分明，抨击有力，且坚持正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所以，1957年大鸣大放，他能够快人快语，直言不讳；当年6月6日6教授会议，他是当事者之一，敢于戳穿当局的窘迫境遇。这是在时代风云中崭露头角的钱伟长。
据周晓辉先生披露，钱先生在1957年鸣放会上的发言是：“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无知了。”“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抱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像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这些抱怨，本是实情，索要的是应有的权利和融洽的关系，却触动了时讳：党的领导，阶级路线。双方的碰撞无法调和，因而一声令下，演出一场20世纪的焚书坑儒，钱先生被活活埋没。
比鸣放会上的发言更具爆炸性的是，钱先生参加了1957年6月6日的6教授会议，畅所欲言。事后才知道，这是由中共精心策划的、窥探民盟上层内心动态的圈套。由民盟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闵刚侯（中共秘密党员）布置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办公室副主任金若强（中共秘密党员）出席6教授会议，用脑子强记各人发言，会后整理一份详细记录，再由闵刚侯补充，上交。这项秘密安排果然达到侦探民盟政治动向的目的。会上，钱先生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他说，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现在只有党团员和靠近党的人才有出路。人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有发展前途的课程都得由党员来担任，不论他懂得多少，而将一些真正的专家放在一边。党是运用这样一套机构和制度来为它工作的，这就是一切通过党团员或无耻的积极分子（钱先生说，这是引用别人的话），随时随地记录别人不正确的言行，向上级汇报，由支部集中到总支，大的问题又集中到党委，然后层层布置，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有时党委公开作报告，虽不指名，心里是有数的。党就是这样偏听偏信，运用这样一套官僚制度来进行工作是不行的。又说，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上个星期蒋校长（南翔）在报告中居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今天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这句话引起了老教师们很大的不满。这时，费孝通激动地插话，谁说我们吃共产党的饭！我们从来没有吃共产党的饭，我们是吃劳动人民的饭。钱接着说，现在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费孝通说，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钱也说，我是坚决不参加共产党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141至143页）这些议论，经过闵刚侯与金若强整理而送达毛泽东办公桌时，引起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毛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点明：“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于是，一场12级的反右沙尘暴铺天盖地而来，百万知识分子惨遭灭顶之灾。
钱伟长检讨，认罪，磕头如捣蒜。他被剥夺了科研和教授权利。他的儿子尽管高考成绩优异却受牵连而不予录取。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或被抄走，或被征用。在近半年的时间，夫妻被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靠两个在中学当“狗崽子”的女儿在监视之下送饭度日。事情远未就此结束。“右派”个个自掌耳光、自唾颜面、自我羞辱、自踏尊严，彼此抖落隐私、落井下石、争相输诚、表态效忠，并未满足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蔑视感。他要进一步羞辱“右派”，强迫他们彻底出售自己的灵魂，以满足他的将知识分子拎起摔下再拎起再摔下的快感。于是，由毛策划，由中央统战部具体部署的“交心”运动由此展开。1958年3月2日民盟中央发表《自我改造决心书》，号召全盟向党“交心”，交黑心，交反共反社会主义之心，103位民盟大腕儿在决心书上签名。其他民主党派纷起效尤。3月16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名流们，在中央统战部组织下，列队去到天安门广场，参加“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大会”。会上，向毛致效忠信，通过自我改造决心书。折腾完毕，一队由沈钧儒、郭沫若率领，沿长安街西行，队伍高举《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决心》全文的大字标牌，高呼口号。另队由黄炎培、李济深率领，沿长安街东行，队伍高举巨幅红布包制的心形，上书“把心交给党”，高呼口号。回去则分组竞赛交心，谁交的多谁光荣，没有交的只得编造，不过，编造得太离谱是危险的，以交心的材料为证据在反右补课时划成“右派”也是有的。已经划成“右派”的章、罗等人和一大批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则集中到社会主义学院，一齐交心。从3月中旬到5月5日共交黑心8840条，人均170条，最多的是黄绍竑、顾执中，每人300条以上，内容当然都是厌共、远共、恨共、咒共之类。毛用强迫交心形式向世间表明，共产党对思想的钳制可以达到无中生有的程度。不要小看此举的震慑作用，一向被中共捧为“左派旗帜”的沈钧儒吓得嗫嚅趔趄，在口袋里放一纸条，上书：“你是不是听党的话？你是不是听毛主席的话？你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你对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以此警惕自己不要犯错误。恐惧，发自内心的恐惧，人人恐惧，老少恐惧，是共产党专政下的必然状态。
经历了困苦岁月的钱伟长，于1979 年摘去“右派”帽子，恢复原有的教授职位。对党的恐惧感使他变得温顺而缄默，甚至为保全自己而向当局示忠。1987年“右派”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联署倡议于同年2月在北京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钱先生收到邀请信后将信通过民盟中央转交中共中央，使这次会议因此夭折。不仅如此，他还附上这样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萨哈罗夫；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从6教授会上纵论国是到此时洗刷自己，反差如此之大，可见中共暴政之残酷，这种暴政不仅表现为屠杀和逼死数千万无辜群众，而且表现为强迫“洗脑”、进行意识形态屠戮，结果是被“洗脑”者生命犹存，意识已非，恭顺有余，是非不分。钱先生洗刷自己的这个实例是对中共暴政的控诉，它告诉人们这种暴政罪恶之大莫大于强迫“洗脑”，由此制造众多顺民，只习惯于服服帖帖，做马前卒，这是中国社会转型之难的重要缘由所在。
如今，钱伟长之名已化作历史。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钱先生在物理力学和基本数学方面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弊端的揭示，依然熠熠生辉，显示其一生之光芒。至于对刘宾雁、方励之等人的伤害，就其一生讲，只是白璧之微瑕。从是非的辨别看，钱先生应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是非要分清，轻重也要分清，都不要混沌一片才好。
（20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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