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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GDP为例。
我们的GDP一向十分美观漂亮，很多官员为了可爱的GDP，经常就会把刚修建起来的大楼、体育馆之类夷为平地，兴之所至，甚至还会把民众居住了多少代的房屋成片拆除，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折腾得狼烟四起，据说都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十分辛苦操劳，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怯怯地问一句：这可爱的GDP中究竟有多少用于国计民生了呢?
我们反过来看。政府行政费用在JDP中所占比例，1978年为4%，随后就开始逐年上升，到2006年终于上升到了24%，成为世界第一。
一个行政费用占到国民生产总值24%的国家，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将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可想而知。日渐凋敝的乡村，困顿的城市低收入人群，因过度开发而被污染、水灾、泥石流困扰的山河，就是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
我们还是用数字说话，以对国家发展极为重要的教育和卫生领域为例：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中国的教育经费却仅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占世界的2%。在我们不断听到“中国奇迹”的欢呼声中，就是如此之低的投入也似乎难以为继了，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最近出现了连年下滑，2002年为3.32%，2003年为3.28%，2004年仅为2.79%，数字很不好看。
有没有让人爽心悦目的数字呢?有。
我手头有2004年的一组数据，就很是让人爽心悦目：这一年全国“公仆”们用于公费出国所消耗的财政费用为3000亿元，全国“公仆”用于公车所消耗的财政费用为4085亿元，全国“公仆”用于公款吃喝所消耗的财政费用为3000亿-3500亿元，以上“三公”消费占中国财政总支出的1/3以上!
如此令人咋舌的数字如果出现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众势必会走向街头，掀起抗议和罢工的浪潮，政府将在一夜之间垮台，激烈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将像噩梦一样蔓延到社会每一个角落。
在我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却犹如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权力者“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我们从新闻、影视、戏剧中看到的全部是公仆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身影，他们甚至为人民的疾苦经常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宣传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遮蔽，近年来，宣传机器对国家财政支出状况和“公仆”真实嘴脸所进行的遮蔽，简直肆无忌惮到了视民众智商为零的程度。
“陈行之先生，也不尽然，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會科学院不就搞了一个《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財产调查报告》么?”
我的确听说过这个报告，遗憾的是，广大民众知道么?官家想让民众知道么?这个报告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了么?中央电视台通过“新闻联播”节目告示过人民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在“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向人民做过交代么?没有。
据说这个并非广为人知的报告提供的数据是这样的——
中国党政干部的年收入大体上是当地城市人口年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某市地厅级干部平均财产相当于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而这个市所在的省级干部平均拥有的财产相当于市民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等五大领域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
读者会发现，这里说的不再是国家行政费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我们的话题延伸了——除了政府之外，究竟是什么人劫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绝大多数成果?在这个延伸了的话题中，我还可以提供另外一些数据。
《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拥有资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財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拥有亿元以上资产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曰：90%是高干子女，达到2932人，他们总共拥有20450亿资产，平均每人达到6.7亿，这些人大体上分布在以下省市：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TheBostonConsultingGroup)发布了一份很让人不高兴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社会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是存款、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不包括名目繁多的灰色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社会财富，这就是说，中国社会財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国家。
两极分化最严重国家的民众，当然活该会有独特的生存形态，我们不说因为贫困痛哭着撕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孩子，不说因贫病交加写下“我坚持不下去了”的字条而上吊自杀的父亲，不说在城乡结合部以极低价格卖淫的母亲，我们说一说远比他们活得风光并且雄心勃勃的人。
在当下的中国，如果说某人雄心勃勃，一定要提到他准备买房，因为这绝不是在生死边缘讨生存的人所能够妄想的。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雄心勃勃的家伙目前面临怎样一种境况呢?以北京、上海为例。有数字显示，北京和上海的人均收入还不到日本东京的1/10，房价却已经与东京持平或者高过东京，一套100平方米的普通公寓高达200-300万元(人民币)!现在我们假设这个雄心勃勃的家伙年收入达到6万元，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得用不干胶把嘴巴封起来，不吃不喝30年到50年，才能搬进那套房子，当然，前提是他还活着。这就是说，日本人用三五年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却要奉献出整个一生!
很多人不明白，在中国，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者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房子怎么就会那么贵呢?人民怎么就会倾尽一生气力也买不起一套房子呢?
这同样是中国的国情。
中国畸高的房价并不是市场经济运作的结果，而是中国独有的土地财政直接导致的恶果——政府为了一己之利，在暗中做推手，与资本沆瀣一气，合力制造了高房价的危局。当我前面说的那个雄心勃勃的家伙因买房30年50年不吃不喝，整个人饿得像鬼一样轻飘的时候，权力(政府)和资本(开发商)却被这个人和与此类似的人的膏脂滋养得肥头大耳，做梦都在高唱“社会主义好”。必须注意到，疯狂的房价不仅把中国普通城市居民的财富席卷一空，导致社会购买力急遽弱化，同时还严重透支了庞大社会人群的未来。
国家运作和家庭过日子在道理上是一样的，日子过得好还是不好，与家长是否合理调度使用钱财有很大关系。倘若家长(政府)完全不考虑子女(人民)的处境，昧着良心把子女的钱都搜刮过来，成天挥霍无度花天酒地声色犬马，把自己养了个贼胖，子女们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面有菜色，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家庭是和谐健康的。行政成本庞大到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望尘莫及、贪污腐败经由权力触角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权力和资本联手制造畸高房价、权力掌控的国有企业对民间财富近似于疯狂的掠夺……都说明我们这个家庭在经济调度使用上出现了严重问题。
我现在来重复前面说过的话：“凡是人民能够从社会发展中享受到属于他的财富成果，人民在合理范围内通过工作能够占有国民财富的经济，都应当被视为活着的经济;反之，如果经济发展不能够充分表现为人民享受国民财富，只体现为国家财政以及家族或寡头们的财富超常规增强，即使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高到天上去，我们也可以认为它的经济死亡了。”
我们的经济就处在这种死亡之中。
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恰恰是专制权力导致了经济的死亡。
5
政治死了，经济死了，有一种东西肯定也就死了，这种东西就是文化。
“文化也死了么?”
也死了。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它涵括社会制度、社会组织、道德、信仰、法律、哲学、科学、教育、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等。毛泽东说得很明白：“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既然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着文化形态，那么，在一个政治和经济都死亡了的社会，其社会制度、社会组织、道德、信仰、法律、哲学、科学、教育、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又将若何?
它们一定是死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能保证全体人民的利益诉求，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仅仅为某个特殊政治集团的统治需要而存在，如果社会道德被肮脏的权力裹挟到令人不齿的腌臜之地，如果信仰不再自由，如果法律成为维护一部分特殊人群特殊利益的工具，如果哲学失去桀骜不驯怀疑一切的品性，如果科学不再把人民福祉作为唯一目的，如果教育只是为了制造一批又一批报晓的家禽，如果文学被剪断翅膀堕落为统治者任意驱使的奴婢，如果美术回避触目惊心的历史画面只去描摹国家意志的幻象，如果音乐不再是心弦的拨动而是承担起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如果舞蹈也被用来伪造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社会和谐，如果戏剧躲避开普通民众的坎坷命运一味嗲声嗲气制造杯水风波，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它们都死亡了。
是的，文化死亡了，不用什么高深的理论论证，我们只要像普通工人农民那样去看，就会发现文化领域的满目疮痍和无所不在的死亡信息，而这一切都是在权力的钳制下发生的，这是国家导致的国家灾难。
毛泽东有“两杆子”之说：夺取政权靠枪杆子，巩固政权靠笔杆子。前者指代暴力革命，后者指代国家权力全面垄断文化事物，控制人民的思想，国家意志成为横行于社会之上的唯一意志。此种景况，我们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宣传所做的论述中早已熟知，不同点在于，作为最反动的东方专制主义集大成者，中国对文化事物的垄断更加致密，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更加严厉，国家力量不仅横行于社会之上，它还像明代特务机关“东厂”那样阴鸷、血腥和残暴，我们平时所说的国家罪恶，很多是从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
仅举一例：自1949年始，权力通过无间断的政治运动基本上全部肃杀了“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教育家。“肃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灭失——经由持续不断的肉体灭失和精神灭失，本应当承担起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重任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了权力的附庸和帮凶，变得委顿虚弱麻木不仁寡廉鲜耻奴颜婢膝色厉内荏，这个群体在维护权力统治方面所起的反动作用不容小觑。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可以强制推行国家意志的时候，国家意志就会以意识形态形式强行进入文化，瓦解它的精神内核，使之成为国家意志的替代物。我们说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堕落的群体，是因为他们在无法反抗的国家权力开出的利益收支表面面前总是本能地做着精明的算计，知道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他们背叛文化理性和文化人的良知，不再做民众心声的传播人，全部成为了国家意志的宣扬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些人和这些人的所谓“作品”，在权力的支持纵容下，构成了当代中国独有的文化景观。
是的，这是独有的文化景观。凡60年，你无法从国家操纵的文化行为中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无法从国家操纵的文化行为中看到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无法从国家操纵的文化行为中看到特殊利益集团上下其手对这个国家的绑架，无法从国家操纵的文化行为中看到官僚集团的腐败在从精神上摧毁这个国家，你无法看到，所有这些本应当由某种文化形式展示的东西都被权力遮蔽了，你看到的全部是国家允许你看到的：伪造的历史，虚构的现实，对特殊利益集团罪恶的本能呵护，歌舞升平的和谐盛世……除此之外一片迷茫，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一个民族的记忆，就是这样被抹掉的。
我们的后代知道“反右派斗争”导致多少知识分子失去人身自由乃至于生命么?知道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饥饿么?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血腥恐怖么?知道扑朔迷离的“六四事件”是怎样震惊世界的历史性事件么?知道频发的矿难、地震、火灾、洪水、车祸被“多难兴邦”的口号遮掩了多少权力罪恶么?知道蝼蚁一般被驱赶的民众在讨生存中过程中对权力怀着怎样深刻的恐惧么?不知道。社会事件发生以后，权力总会通过文件或者电话通知的方式向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作家协会、出版社、杂志社、影视公司、戏剧和演出团体等文化机构发出禁令，禁止以任何文化的形式触及这些事件，而权力禁令的被贯彻执行，又直接源于这些机构全部是权力供养的，国家权力是这些机构负责人权力的唯一来源，设身处地想一下，除了唯国家意志是从之外，他们怎么可能做其他选择呢?
当然，偶尔也会出现有所担当的人，例如出版一本违禁的书籍，演出一场有碍宣传纪律的戏剧，拍摄一部疏忽了国家意志的电影电视剧……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呢?轻则失去职务，失去在主流中的位置，失去话语权，重则遭受牢狱之灾，家破人亡也未可知，代价是巨大的。人乃万物之灵，人比所有动物更具趋利避害的本能，有了这个观点，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大面积犬儒化、家禽化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只反映国家意志而非民众意志的文化还是文化吗?被权力禁锢和强奸的文化还是文化吗?被虚假和反动浸泡着的文化还是文化吗?只为权力唱赞歌对民众的疾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文化还是文化吗?
不是了。
缠绕着我们精神和肉体的是一种异己于我们自身的力量，它与我们通常讲的文化风马牛不相及，如果非要赋予这种力量以文化的名称，我们可以借用一个现成的概念：“党文化”。“党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把党的意志国家化，国家意志社会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干净彻底地取消和替代民间社会。在“党文化”作为一种超级力量控制一切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除了被窒息被死亡之外，难道还会有更好的出路吗?
文化真的死了。
6
我们正处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尽管我们是历史的参与者又是历史的见证人，但是当我们试图对这段历史进行归纳的时候，仍旧不可避免会遇到困难，就像一条鱼很难准确地说出对河流的观感一样——鱼怎么知道这条河流将要流向何方呢?鱼怎么知道这条河流前面有多大波澜呢?鱼怎么知道这条河流最终是汇入大海还是被拦腰截断呢?面对错综复杂充满漩涡的中国社会，尽管我们可以调用“东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之类的名称概括它，我们也能够准确表达对于这条河流的感知，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结局。
是的，严格一点儿讲，我们不知道结局。
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死亡总是相对的——人民的政治死了，意味着权力的政治活着;人民的经济死了，意味着权力的经济活着;人民的文化死了，意味着权力的文化活着。自然界中有这样的情形：一种蔓生植物缠绕住大树，以寄生的方式从大树中汲取营养，大树日渐萎靡，最终将会死亡，而在它曾经站立过的地方，则屹立着剥夺它生命的寄主。目前人们谈论专制主义，隐约中似乎都有一种快乐的预感：因为它是反人民反历史的，所以必定是不长久的。
我看未必。
我们当然可以正义地认为，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家只能走向死亡，但是现实生活又能给我们提供多大的支持呢?我们看到权力已经牢牢地缠绕住大树(社会)，把尖锐的毒刺(权贵、资本)插进树干，争分夺秒地吸取它的汁液(社会财富)，我们眼看着大树的枝叶发黄，干枯了，脱落了，而权力的藤蔓却日渐茂盛……如果说这是一个社会过程，你能判断你目前所处的时空是在这个社会过程的哪个阶段吗?
换一句话说，尽管我们观察到中国正在进入“权力死海”，但是我们观察不到历史是否将要终结，观察不到历史将要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终结。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是短命的，极权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是短命的，并不意味专制主义在中国必然是短命的。
在所有应发生改变的地方都没有发生改变之前，中国对中国是一个问题，中国对世界也终将会成为一个问题，这倒是很值得人们警觉。
(20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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