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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在论坛发帖爆料，称安徽省灵璧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司为群违规提拔儿子为团县委副书记。帖文称其子1982年出生，2002年本科毕业后直接分配至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工作短短几年便提拔为团县委副书记，其女儿在毕业后直接分配至县民政局当公务员。（8月11日《三湘都市报》）
近些年，各地都在通过公务员考试选拔公务员，考试似乎成了通往公务员职务的必经之路。因为公务员的收入比一般工作要高得多，所以，每一年的公务员考试都呈现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虽然公务员的录用率低得可怜，但是，很多人依然不惜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备考。
从隋朝开始，便开始施行科举考试，到唐朝贞观时期，科举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不再像之前那样重视门第，只要你够水平，即使是出身寒门，也一定能够鲤鱼跳龙门。当然，在一个重视人才的社会，绝不会把科举取士当作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不经过科考的优秀人才照样可以身居要职。
自宋朝开始，科举考试便开始变质，流行写迎合统治者的文章，到了明代，科举考试就彻底堕落了，当时的统治者干脆规定考生只能写八股文，这样的文体，形式比内容更重要，正因为这种考试弊端重重，今人才会对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嗤之以鼻。不过，即使如此，但这个机制仍然是最公平的，不会因为你是寒门子弟，就拒绝你通过科考登堂入室。
上世纪初的武昌起义让中华民族告别的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虽然君临天下的历史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考试这种古老的选拨人才方式却仍然延续了下来。民国时期的政治虽然腐败，但在教育体制上却还是可圈可点的。前段时间去世的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在高考的时候，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因而得了0分。正是这样一位成绩不能见人的偏科生，却被当时的清华大学录用。倘若是在今天，估计钱伟长这样的人才是不会有出头之日了。
回首上个世纪的80年代，应该说是中共建政后吏治最清明的时期，也是学校、考场风气最纯正的时期。和那个年代相比较，现在的制度按说应该是更完善了，但是，让人遗憾的是，似乎总有一些有权有势者在挑战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罗彩霞被冒名顶替、官员子女在高考中加分、公务员考试内定录取人员等等，都显示出教育和考试领域的大倒退。
我国之所以确立公务员考试制度，其初衷毫无疑问是希望能在选拔公务员时实现“三公”（公开、公平、公正），但是，从这些年的实际运作情况看，在各地的公务员考试过程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暗箱操作。如果你是官员子弟，只要想当公务员，即使考试成绩差，往往也能进入公务员队伍，但是，如果你既没有权力背景，也不舍得花钱，即使考试成绩出类拔萃，也可能与公务员无缘。
公务员制度仅仅只是实现了程序上的“三公”，在具体环节上可谓是黑幕重重，只要有些官员稍微发力，自己的子女、亲戚、朋友就能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在很多地方，很明显已经实现了官位的集体世袭，虽然儿子不一定要在当官后和父亲在一个单位任职，也不一定要在父亲退休后接替他的职务，但是，在官场上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现在看来，平民子女要想咸鱼翻身实在是太难了，即使是考上了清华北大，也不一定能在官场上混个一官半职。不过，对于很多官员子女而言，即使是上三类大学，也足够当公务员和当官的资本。当下，很多官员子女为何在高考名落孙山的情况下仍然要上大学，为的就是获得文凭这块敲门砖，高校风气的败坏和官员子弟不学无术、醉生梦死有很大关系。
2219年前，也就是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号召农民起义的时候，陈胜曾说出了一句千古传颂的名言，那便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有权力背景的最年轻某某官职官员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再度发出和陈胜一样的疑问。从周森锋成为最年轻的市长，到山东新泰“80后”官员集体上任，再到如今的灵璧组织部副部长司为群之子快速升迁，谁敢说这些人官场得意的背后没有权力在作怪？
司为群之子司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自己通过高考考上大学，毕业后在县政府办工作、2007年调至团委都是通过正规考试和考核的。灵璧县组织部副部长司为群解释说，女儿在民政局的工作只是事业编制，就职前经事业单位选拔，并不存在直接分配。这种辩驳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并无说服力，即使入职和升迁程序合法，但是，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在县团委担任要职，绝不是他的能力强所能解释的。
在我所认识的基层官员当中，很多人干了几十年都还是担任不起眼的职务。为什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朝中无人，而不是自己技不如人。司政倘若对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有自信，何不晒晒自己的政绩？安徽省的有关部门不能因为司政的单反辩驳而对此事忽略而过，应该认真调查事实真相，一旦发现确实存在问题，应该对相关责任人严惩不贷，这样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维护社会公平。
2010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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