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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社会是整个现代文明扭曲的反映。──哈维尔
二○一○年五月九日，中共党内改革派元老朱厚泽因病去世。八十年代中期，朱厚泽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在其短暂地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以提倡“宽容、宽松、宽厚”之“三宽”闻名，营造了中共历史上言论环境最为自由的一段时期。本来，胡耀邦对既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又有宽广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水平的朱厚泽寄予厚望，甚至将其作为未来的接班人予以培养.谁知胡耀邦自己很快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老人帮逼下台，朱厚泽也受到牵连，被贬到总工会任闲职。“六四”之后，朱厚泽更是受到进一步的整肃，在公共领域中消失了二十一年。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国改革事业的悲剧。倘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执政者是朱厚泽等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定早已风生水起、成就斐然。
胡温比江李更坏更左
朱厚泽被认为是改革派元老中思想最深刻的人。遗憾的是，朱厚泽性情内敛低调，闲赋二十年来很少发表文章和接受海外媒体的访问。有意思的是，在宗凤鸣所记述的《赵紫阳晚年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我发现了好几处朱厚泽所发表的精闢观点.当时，宗凤鸣以医师的身份经常拜访幽禁中的赵紫阳，也充当赵紫阳与其他改革派元老之间的消息渠道。他每次都将其他改革派元老以及中青年知识分子最新的思想观点介绍给赵紫阳，其中也包括好学深思的朱厚泽对若干时政问题的看法。这些他人的观点与赵紫阳晚年的思考形成了良性互动，促使赵紫阳像晚年陈独秀一样，完全抛弃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全盘接受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由於对江李深恶痛绝，李锐、杜润生等改革派元老在胡温刚上台的时候，对他们抱有厚望。朱厚泽却一开始就看穿了“胡温新政”的欺骗性，他说：“朱鎔基上台时曾发表了豪言壮语，声称无论前面是万丈悬崖，还是地雷阵，我都要义无反顾，一往直前。这次温家宝上台后也发表了类似的豪言壮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这都无济於事，扭转不了，这是体制问题.”朱厚泽甚至一针见血地说：“胡温比江李更坏更左。”这种“更坏”不是人格和道德意义上的，乃是就其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而言。
朱厚泽的这些观点对赵紫阳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一开始，赵紫阳并不同意朱的看法，他也对胡温抱有一定的期待。
随着胡温执政一年以来事态的发展及他们的政治取向的逐步呈现，赵紫阳对胡温的看法逐渐向朱厚泽接近。赵的结论是，总体而言，“胡温缺乏理念，缺乏历史眼光。”由此可见，赵对胡温的看法逐渐与朱靠拢.
朱厚泽与胡锦涛的两次交锋
“胡温比江李更坏更左”，在胡温执政八年之后，同意这个看法的人已经越来越多。比如江时代的言论控制尚有一定的空间，而这几年胡温的言论控制则让人窒息；江时代释放了若干重要的政治犯，而这几年胡温则重判刘晓波、谭作人等异议人士；江时代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相对较好的外部环境，而这几年胡温则掀起了“国进民退”的狂飙；江时代毛派反对改革的言论阵地《中流》被取缔，而这几年胡温则纵容毛派力量再度集结……那么，朱厚泽为什么在胡温刚刚执政一年的时候便能有“先知先觉”的看法呢？这是因为他对胡温有着透彻的瞭解，特别是与胡锦涛有过两次不大不小的“交锋”。
八十年代中共的干部提拔机制尚有相当之活力，若干改革派大员都是在地方任职并有突出的政绩之后，才被提拔到中央的。赵紫阳、万里如此，朱厚泽也如此。朱厚泽在担任贵阳市委书记和贵州省委书记期间，使得贵州的经济文化获得了长足发展，深受好评.一九八五年七月，朱厚泽升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胡锦涛则继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交接工作的方式有些特别，他陪胡锦涛到基层去，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等，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八月，接到中央的电话，才赶往北京任职。然而，胡锦涛接任之后不久，即在贵州展开“肃清朱厚泽余毒”的运动，将朱厚泽重用的一些有能力的地方干部免职，致使贵州的经济文化陷入停滞状态.贵州百姓对朱、胡的看法趋向於两极，故而埋下胡嫉恨朱的种子。
二○○四年七月，一批党内外民主派学者在青岛举办了一场民间修宪论坛，有朱厚泽参加。《凤凰周刊》事后发表了在朱厚泽家中的一个访问。朱厚泽在这个访问中提到“中国当务之急是推动宪政教育”，其中有两段话使胡锦涛“勃然大怒”。在第一段话中，朱厚泽说中国已从强人政治转入常人政治。“强人有他产生的历史原因……邓以后的领导人，如果意识到了强人已去而强人政治必将随之消失，他没有『强人』这个基础，他只能制定规则，到人民中去寻求新的资源做支撑，适时转入常人政治。”在第二段话中，朱厚泽非议了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他认为，现代民主政治第一即是讲“权力来自於人民”，即人民主权论。胡锦涛不提权为民所授，不讲权力的来源，只奢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际不过是毛泽东当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翻版，毫无新意。
胡锦涛刚刚登基，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哪里肯听他人的建议和批评，更何况这个人是本来就有过节的朱厚泽？於是，胡锦涛指控朱厚泽是此次会议的黑手，指示中央速发三份文件，指控民间修宪活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点名十人，第一人即是朱厚泽。而挺身为朱厚泽辩护的会议召集人、经济学家曹思源，此后亦长期受到秘密警察的贴身监视。
中国模式是人类的祸害
面对外界的“风刀霜剑”，朱厚泽一笑置之，仍然继续其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和思考。近年来，“中国模式”被许多人认为是一条“金光大道”。中共当政者及其御用学者认为，过去中国走的道路和现实的中国发展的模式是最好的，值得全世界包括受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学习。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甚至有能力拯救世界。“中国制造”绝不仅仅是无数价廉物美的产品，背后还有中国的发展道路及价值观.晚年朱厚泽的思考重点便集中於此：中国模式究竟是人类的希望还是人类的祸害？
如果说民间意义上的“改革已死”，指的是民间对胡温的政治取向有了明确判断，这就是胡温拒绝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官方意义上的“改革已死”，就是一种踌躇满志的心态──既然我们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了，还有什么需要改革的地方？对此，朱厚泽的看法是，这种低人权、高耗能、高污染、漠视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模式，对中国和对世界而言，只能是祸害和灾难.对於中国民众而言，自由被扼杀，人权遭践踏，从暴力拆迁到有毒疫苗再到校园屠童，连人身安全都不得保障。对世界而言，西方跨国公司到中国与狼共舞，均可以看出“中国特色”对普世价值和基本道德伦理的腐蚀与挑战。
与朱厚泽的思考不谋而合，赵紫阳在逝世前夕曾对所谓的“中国模式”有过一番精闢的评论：“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在黑箱作业下做起来的。这便於权钱交易，便於侵吞国有财产，致使国有财产大量流失。尤其以建设为名，大搞圈地、圈钱，实际上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赵紫阳逝世之后这几年以来，胡温更是让中国这列火车加速行驶在这条不归路上。一直关注极权主义研究的许允仁教授，在最近的文章《从党对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楚门的世界”的构成》中，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徵作了分析和概括。他认为新极权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极权主义终於找到了和私有制、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相结合的新形式。不管和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还是二战时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都显得更为“成熟”。
面对此种“成熟的极权主义”，知识分子何为？如何认识和揭穿“中国模式”的肥皂泡，是赵紫阳和朱厚泽未完成的工作，也是他们对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厚望。中国模式还可以持续多久，当它所掩盖的各种社会矛盾最终爆发的时候，中国的转型将经历怎样的阵痛？又如何避免大规模的崩溃中的流血与暴力？最终破解这面中共赖以生存的“遮羞布”，我们还需要有更大的韧性、智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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