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是开放，而一个开放的社会必然要以拆除对公民思想与身体的禁锢为己任，不管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在今天这个时代禁锢都应该越来越少才对，而中国的事实却是相反。

一

“村庄建围墙、安装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这是近一时期媒体对北京市大兴区实施自然村社区化管理模式的描述。据相关报道反映，大兴区采取的”封村“措施主要是为解决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后带来的社会管理与治安等问题，而这一举措显然也得到了高层的肯定，《京华时报》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评价“封村”模式是北京在“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进行的积极有效的探索”，并称其取得了“提高村庄管理水平、提高社会治安水平、改善村庄环境、提高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四大“显著成效”。这一评价无疑传出一个信号，“封村”模式将在官方强势主导下全面铺开。果然，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全市村庄社区化管理工作推进会”上传出消息，在今年年内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区实行社区化管理的村庄要达到50%以上，明年所有城乡结合部地区村庄及有条件的农村地区都要实现社区化管理。不难想象，到时候在一座高楼大厦鳞次节比、都市夜景五光十色、号称国家政治文化中心而且国际化程度领先的城市周边的郊区，处处壁垒森严、村村铜墙铁壁、人人自证良民、夜夜都被宵禁，当局显然又要用一种荒诞的形式造就出一幅和谐盛世的面貌。

“封村”这一模式的要点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就是把村子圈起来、把自由限制起来，而这一模式则再次揭示出时至今日这样的时代，政府管控社会的惯用手段依然是最爱把公民权利“关起来”。面对种种质疑，尤其是在“封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广受诟病后，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封村”参照了城市中通行的小区封闭式管理模式，并且是经过了当地村民代表民主审议通过的，言之凿凿间似乎也理直而气壮。但这里显然有两个事实被刻意回避了：第一，城市中住宅小区的封闭式管理是基于对特定空间内私人财产的保护，而“封村”的出发点则是对特定空间内公共秩序的干预，况且实施小区管理的物业公司本身不具有任何执法权，而“封村”则依托行政力量可以采取强行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因此这两者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行为，不具有任何可比性；第二，“封村”虽然经过当地村民代表同意，但由于这些村都是所谓的人口倒挂村，即外来的流动人口占了大多数，所以村民的决议实际上根本无法反映当地大多数人的意愿，而且即使大多数人希望“封村”，也并不意味着少数人的权益可以被任意牺牲。

因此，这次北京的大规模“封村”，官方的真实意图无疑是以限制公民自由、侵犯私人空间为代价来维护其需要的社会稳定，而且更为荒唐的是这项主要针对外来流动人口的举措，在其制定过程中首先是把所有外来流动人口都设定为最有可能的犯罪人群，这种不公平的假想也再次暴露了当局所谓法治、公平都充其量不过是谎言而已。

二

“听不见人权呼声的上海世博会”，这是荷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Sigrid  Deters发自上海的报道。在这篇报道里她写道“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轰轰烈烈的政治活动与人权呼声在今年的上海世博会期间却几乎毫无声迹”。

虽然记者描述的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但这表明当局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隔绝了异议之声。通过对媒体的严厉管控和互联网屏蔽技术的不断提高，官方充分实现了对社会信息的绝对垄断和筛选，这就不仅使得公众对公共事件的知情权随时都可以被肆意剥夺，而且还导致中国社会的话语表达几乎全部沦为无视民意的官样文章。虽然民间冲破言禁的努力在这些年较之过去有了极大的突破，但在专制体制维持其统治的历史和现实中，消灭异议向来不遗余力，压制言论自由和扼杀独立的思想也从来不会手软，刘晓波、刘贤斌们一次次被投入监狱的事实就是官方一次次向民间发出的警示和威胁。

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总是要和人身自由的受限相连，这个事实就不仅仅是荒诞而是残酷了。和用铁栅栏把自然村圈起来一样，当局早就把更多有形或无形的栅栏圈在了人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说过去对异议人士的监控，大多采用的还是诸如监听、监视等隐蔽手段的话，那么近年来则越来越多的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明火执仗，比如公然地、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地把一个人软禁在自己家里。

卡夫卡在《变形记》的开头写道，“有一天早晨，格利高尔? 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家门口或楼下正有警察在站岗。如今这已是司空见惯的的现象，监狱的某些功能不再只作用于高墙电网之内，它甚至就可能出现在某个居民小区、某户住家的楼道里，任何一个有悖于当局意愿的公民就可能在自己家里成为囚徒。而当局的目的显然就是要让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不同的声音，要让敢于发出声音的人不是身陷监狱就是身处类似于监狱的地方，这样就能使这个国家在集体失语中显出和谐。

三

让城市无语，让村庄被封，把人监禁起来，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们所处的就是这样的国度，与频发的天灾相比，人祸可谓时时都在作恶。

同样是夺人性命的突发灾难，舟曲的泥石流因为可以诿过于天灾得以被全国所哀悼，但鲜血四溅的南京大爆炸却不容被提起，在这种选择性哀悼里看不到有丝毫对生命的尊重，而独见执政者只知维护自身“伟光正”的利益考量。奥运会和世博会，虽然都打出了“开放”的名义，但在开放的背后则禁锢着多少人的思想和生活，于是在关于今日中国的叙事中，我们不得不同时面对两套话语体系，官方叙事和民间叙事在同一事物的表达上往往大相径庭，那么其中必然会有一个说的是谎言。

谎言的无数次重复，难免令真相受到侵蚀，而掩盖真相无疑是撒谎者最大的心愿。但随着民间话语空间借助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而得到的空前拓展，致使官方维系谎言的基础日益脆弱，特别是民间自发的各种维权运动，用比知识分子启蒙文章更直接的方式完成了人权理念的普及和人权抗争的日常化，更使建立在谎言上的壁垒在顷刻间就会坍塌，于是当局最终只剩下了无需任何“合法性”包装的政治暴力。

无论“封村”还是禁言、以及动辄软禁，当局今日种种作为的行为逻辑都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以政治暴力来限制和取缔公民权，进而压制民间社会的成长与独立，但这也在同时人为地制造和加剧了民众与制度的对峙，其结果只会使社会冲突愈演愈烈，未来政改路径中的暴力性因素也随之而在增强，而这对谁都不会是一个乐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