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的持续经济发展，西方有人提出“中国模式”。有外人这样吹捧，中国的一些爱国学者，更是兴奋不已，似乎中国的政治专制下的经济发展，已成为一种模式和样板。

但一些头脑清楚的中国学者，则对中国模式提出批评。例如，来自中国大陆的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最近在台湾出的新书，书名就是《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他直截了当地说，“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加入了全球化市场，二是采用了西方的金融技术；只是把西方人早在工业革命后就开始的经济发展，延后到1987年才开始而已。同时这位经济学者预测，中国官方和学界越来越相信大政府模式，将可能带来财政危机。
    　　
中国历史学者袁伟时则在接受香港《商报》采访时说，“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所谓中国模式。恐怕将来也未必有这样一个模式。”袁伟时认为，中共建政六十年，“前30年走了一条计划经济的错误道路。结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后30年的经济开放改革，“无非是在经济领域里接纳了现代文明的成果。农村半遮半掩地恢复了私有制，城市也有了相当的经济自由，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袁伟时的结论是：市场经济不是中国独有的，只是我们学的还不够。

中国另一位开明派学者，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主持编制国际通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周有光，今年已105岁高龄，但他的头脑，比那些二十多岁的中国愤青们，不知要清晰、健康多少倍。不久前他接受广东《南风窗》杂志采访时说，不存在“中国模式”。因为所谓模式，就要有别人学习、模仿你，可是，你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这位经历反右迫害，深知专制之害的老学者强调，“从专制到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某个国家要不要的问题。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要改的是国情，不是民主。”

中国宪政学者、“后改革思想网”主编陈永苗，更是毫不客气，他批评说，“大声赞美中国奇迹，或者鼓吹中国独特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人，要么是傻人，例如被骗上当的不入流外国教授，要么就是张口嘴巴给主子当痰盂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小皇帝身边的太监……何异？”

陈永苗比较历史说，“路易王朝的法国、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斯托雷平改制之后的俄罗斯帝国，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晚清帝国，哪一个不是经济高速增长，最后爆发革命。威权体制之下的道路，如要说独特，那就是上帝要让谁灭亡，就先让谁自大和疯狂。中国模式，就是一条满身喷满香水其实内部已经腐烂的、通往灾难和死亡之路。”

其实，中国模式的提法，跟当年吹捧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设计师一样可笑。因为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发展，连共产党本身都称为“松绑”，也就是原来把中国人绑得死死的，现在松开几扣，结果中国人就爆发出这么大的经济活力。那么全部松绑，或原来根本不绑，中国人根本不不要任何人“设计”，谁都知道发财致富。中国现在经济起飞，就是走向市场经济的结果。而市场经济在西方已有几百年历史，根本不是邓小平的发明，更不是什么中国模式。而中国现在还是“双轨制”，即政治专制下经济开放，结果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机会。如果说这是一种模式，那就是巨大的腐败，巨大的社会不公，巨大的贫富差距。所以袁伟时说，“不要随便讲‘中国模式’，不要将中国的缺点、弱点固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