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叶檀


深圳迎来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

三十年前的小渔村，偷渡者曾经的乐园，如今成为全球新兴市场的样板。深圳以其历史性的变迁，向人们展示了市场的力量。回顾中国百年近代史，深圳这个特殊的样板，依靠行政指令体制下的创新，建立了独特的市场，先于中国其他地区，与全球融合。

即便是行政指令下的市场化，取得的成就依然是惊人的。这个城市成为移民最多的年轻城市，成为全球电子制造中心，产业链完备的制造业基地。无数怀揣中国梦的人，挣脱一切羁绊汇聚到此，也正因为这份自由与向往，使深圳一度成为中国金融先行者的乐土，私募基金、发芽期的对冲基金在此地萌芽，深圳的民营企业发展曾经远远领先于北京、上海等地。这两年与深圳当地的企业主、金融业者交流时，他们所流露出的对这座城市深厚的感情，是我在其他城市从未领略的，让人深深感动。

对于这座城市的成功，8月20日、21日在深圳考察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将成功归结为改革开放。他指出，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变化，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要靠改革开放。他送给经济特区5个字，特、好、新、先、干，希望深圳继续领风气之先。

三十年后的深圳正感到彷徨而失落。当市场化不再成为某个城市的特权，深圳的特殊政策反而成为前行的桎梏。这座本应更加开放的城市开始自怨自怜，甚至显露出官僚主义的弊病，在某种程度上既丧失效率又丧失公平。

笔者有朋友在深圳教书，为得到深圳户籍自愿从大学转到中学，即使在中学，他见识了体制内外完全不同的待遇。体制内外的教师工作没有丝毫差别，收入差距相差一倍，为此他不得不以极大的代价获取体制内的身份。这样的事发生在改革桥头堡深圳，说明这座城市有未老先衰的可能。

一次笔者从深圳机场回沪，机场服务人员以恶劣的态度告知只能手提一个包。我当着服务员把手提的小包塞入大包中，大包的拉链都未尝拉上，她就傲慢地微笑，挥手放行。在安检处，几个人纷纷从大包中取出小包。在这桩案例中，我没有见到一个负责任的工作人员，而是见识了权力的骄狂，与规则的不近情理。有民航条例关于包裹的重量制约，何必另生枝节？深圳的官僚气息不仅于此，上述事件是全豹身上的一斑。

让人痛心的是，这座移民城市迫不及待地摆脱包袱，一度在计算总量GDP中计入了民工的建设成果，计算人均时却将他们排除在外。与此同时，深圳屡现壮观的民工退保潮，当地政府并没有将工厂代员工缴纳的社保费用退给工厂或民工，理所当然成为政府的意外之财。

也许上述所有的现象都是中国现阶段的常态，各城市并不鲜见，但这样的常态与深圳这座理应更具活力、更具市场效率的城市时常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深圳彷徨的理由。这座城市只能乞求上级给予更多的政策，就象许多内地城市一样，把公共关系放在了市场与公平之先，如此一来，他们离市场与公平的精髓——法治越来越远。

与其他沿海城市一样，深圳处于转型的阵痛之中，当富士康迁往郑州，当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开始北上，意味着急于求进的深圳有可能被高、低两端的劳动者所抛弃。一座城市就像一个人，只有自弃，才会被人抛弃。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面临的巨大考验，面对无数座像深圳一样急进而彷徨的城市，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后发表的讲话中，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性，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以下一段话是未来中国市场化顺利发展的要义。“最重要的是，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如果行政体制改革没有跟上市场的步伐，反而抱住了市场的腿，试图与权贵资本一起后转，那将是中国潜伏在冰山下的最大危险。

当对于市场的管制更加倚重行政的力量，行政与市场的捆绑使法律更加边缘化，而公众开始丧失对法治的基本信赖，开始诉之以暴力等其他秩序渠道。这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从近代中国开始工业化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不曾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曾有堪称世界领先的北洋水师与轮船招商局，却没有建立起一套相适应的军事体制，也没有建立起与先进的水运公司配套的市场体制。

建立中国特色的制度的前提是，承识市场的效率、承认司法的独立，而后以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的色彩建立完备的体制。我们完全可以不称律师而称讼师，可以不用案例法而借鉴法德等国的大陆法系，但根本的共识不应改变。

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年，一轮甲子的一半时间，这座城市与中国最古老的市场基地香港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完全有成为中国城市群中耀眼的明珠。

无论从中国文化含义、还是从建立现代工业国的历史出发、还是从金融危机后中国迫在眉睫的转型出发，反思深圳三十年改革，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