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对所有的人而言，当人们面对一种比现状更好的状况时，人总是潜意识地希望毋庸付出多少代价而得到它。但理性告诉我们：一切改观与进步都不可能从天而降，都需要付出与之相配的代价。譬如每个职员都希望雇主能给自己涨薪，然而涨薪必须以努力工作作为代价来换取。对于社会的进步，亦是同样。之于社会的绝大多数个体，一个基于选举的社会一定优于一个没有选举或伪选举的社会。因为选举意味着公职人员权力的得来和失去都仅仅与选票有关。赢得选民，他将获得职位，失去选民，则失去职位。因此公职人员在其职位上必须做出能够取悦选民的工作成效，使选民获益。在一个没有选举的社会，公职人员的职位的得来由上司任命，他们在职位上的根本逻辑是取悦上司。这种简单的逻辑并不高深，文盲都能判断出孰优孰劣。

一个基于民选的中国，一定优于眼前没有自由选举的现状。因此自由选举是人们所想要得到的，但是人们会下意识地不愿去为它付出代价，而奢望坐等它的到来。在中国民间，当民主化的支持者们见面时，他们谈论得更多的是中国民主化之后的前景，或者民主化之后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建设。譬如人们谈论未来民主中国的外交问题、如何在保障人权的同时维持国家的现有版图、教育和环境问题等等。人们津津乐道与诸如此类的话题，而将如何扩大中国大陆之民权这样最切实的话题抛在脑后。这种姿态非常荒唐，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缺乏勇气和担当精神表现。因为后者——扩大人民权力的事业——才是我们真正面对的，而前面的诸多话题，全都是水中泡影。退一万步说，即便中国顺利实现了民主化，那么，所有那些民主中国可能面对的问题，都不由我们今天来说了算，而是由未来民选的政治家和公职人员们来安排。而那些民选政治家，他们所做出的一切决定在根源上都取决以他们所要面对的选民们的意愿。

即便道理如此简单，但人们仍然乐意谈论今后，而非当前。原因亦非常明了：当前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困难需要无数人去为之付出代价，人们不愿面对这些代价。这些代价有可能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昂贵与沉重。于是他们为诸多空谈找出一个理由；极权在衰退，民主乃世界大潮。

笔者丝毫也不怀疑世界大潮之浩浩汤汤，但它之所以浩浩汤汤，那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无数人在努力推进全球的文明。诚然，极权的衰退既是一个不容争辩的现实，亦是一个任何力量都无法扭转的过程。任何力量想要倒退回极权时代，都是白日做梦。因为极权的维系不仅仅依赖一部恐怖的国家机器，还必须具有一个在极权体系内部拥有高度权威，把持极权体系权力顶端的人。在极权主义从无到有，并最终夺取社会统治权的过程中，通过残酷的内部倾轧，自然会产生出一个各方面都最强的恐怖头子，占据权力顶端，率领极权主义的追随者们去和当时社会的掌权者和国家机器争斗，没有一个在各方面都符合极权主义那种暴力斗争哲学的恐怖头子，极权主义的追随者们很难取得成功。当夺取政权，并且这个恐怖头子死去之后，第二层头目中会通过各种争斗和妥协产生出一个继任者，这个继任者一定弱于他的前任，如果强于他的前任的话，他一定会是第一代极权体系领袖，如果和他的前任属于同一权威级别，他一定会因为具有威胁他前任的可能而死在前任手里。他能活下来并在政治上不倒，必然因为他弱于其前任，其前任没有将他当成敌手对待。基于相似的逻辑，第三代会弱于第二代，第四代弱于第三代……直至极权体系无法维持。

极权力量的衰退，是民权扩大的一个有利条件，但并不等于极权的衰退一定就会导致民权的扩大。我们必须清晰地看到，在政府权力之外，除了民权，还有另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黑恶势力。它不同于极权势力，极权势力依靠强大的暴力统治要求一切人等都臣服于自己，包括各种地方势力。黑恶势力立足于自己的塘口和码头，没有绝对的严密的组织形式，地盘之间界限分明。依靠所控制的地盘，再将黑手伸到其它领域。它不要求一切臣服于自己，相反，只要有利可图，它可以臣服于一切。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模型：任何一个社会，它总的权力空间是有限的。社会权力会在政府、民众和黑势力之间进行分配。一个具有法西斯性质和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政府，它不仅会剥夺民众的一切权力，还会摧毁黑势力的力量。因为法西斯总是追求将社会的一切权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它不容许社会在除自身之外还有其它力量，无论那些力量的性质如何。在近现代的意大利，黑手党最低谷的时期，亦是墨索里尼统治最强大的时期。类似地，在苏联和中国，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里，没有一般意义上的黑社会，甚至连一般意义上地痞流氓都没有。随着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死亡，地方黑势力渐渐重现，并日益扩大，从简单的街头小混混逐渐演变成一个巨大社会毒瘤。极权统治的衰退为它们的复生和扩张提供了机遇和空间。

或许会有人认为，黑势力并不可怕，民主国家同样存在黑势力和黑社会，但民主政体并未因黑势力的存在而运转不良，人权和自由并未因黑社会的存在无法得到有力保障。这种观点成立的前提，是民主制度已经确立，难以动摇。尽管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未找到彻底根除黑势力的有效办法，但黑势力的存在和泛滥并不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在民主政体下，民选的政治家和公职机关必须想方设法将黑势力压制在选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试想，假如在一个民选的社会里，某城市的社区里充斥着到处收保护费的古惑仔，影响到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那么该市的市长会何种结局？警察局长又会如何？选民们不会容许他们对此无所作为，他们将失去选民的支持而结束其公职生涯。因此，民主社会里的黑权，它同时是民权和公权的双重敌人，尽管无法从根本上清除它，但它会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无法成为社会主流。

但是在一个类似中国或者苏联式的专制社会则不同，在极权时代，一般意义上的黑势力之所以从社会上失踪，是因为他们一部份被强大极权政权摧毁，另一部份则被极权政权所收编，为极权政权效命。后一部份的比例可能比前一部份更大。几乎每一个上了岁数的中国人回忆土改的情景，都会告诉我们，那些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基本是先前民国时代地面上的各种混混。改朝换代来临时，这些以不劳而获、恃强凌弱为生存原则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共产主义一边，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权能够象共产主义政权一样，为他们提供如此便利的不劳而获机会和如此名正言顺的恃强凌弱机会。乃至于日后的各种政治风波来临时，首先跳出来迎合上面政治运动风头的，也往往是类似人等。

这是极权时代的状况，随着极权势力的统治权威逐步衰落，它想要维持住其统治，就必须在其极权框架之外找到盟友。这时候原先处于被压制或被收编的黑权，自然会成为它的盟友。因为在极权体系之外的其它两股社会动力中，民权天生具有和极权争夺权力和利益空间的倾向，而黑权，却天生具有和极权势力勾结分赃的倾向。如果我们把这三种权力比做一出三国演义的话，那么，在民主框架下，公权和民权永远都会结合起来对付黑权；而在专制体系下，公权和黑权永远都会结合起来对付民权。以苏联为例，在斯大林死后，苏联黑社会开始形成并逐渐抬头，这种抬头的根本动力，是共产党官僚的子弟亲属们，需要将他们父兄通过特权揩油得来的物资通过黑市出售给苏联民众。共产党官僚的亲属子弟们天生具有成为黑社会骨干的倾向。他们依仗亲属的便利，毋需付出努力就可以得到诸多利益；同样，他们可以依仗这些权力欺凌普通民众。当这些人无法进入官僚机构，或进入官僚机构亦无望得到多少升迁机会，用俗话说，所谓“不成器”的时候，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组建黑社会。这个黑社会网络不仅利于腐败的苏共官员们倒手他们贪污所得的赃物，同时可以扩大也已衰退的苏共权力网，成为苏共国家机器触角的补充。

在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在邓小平改革启动之后，那些所谓“不成器”的高干子弟们，在社会上的各种流氓地痞中，处于首要的优越位置。一个中小城市混混们的头目，往往与当地政府尤其公安局的实权派人物沾亲带故。传统意义上黑社会的诞生往往具有某种对抗官府或独立与官府之外的倾向，随着时间推移才渐渐与腐败的官府勾结；譬如意大利黑手党，诞生于西西里人的家族式抗税团伙；又如中国洪门的诸多分支：青帮、哥佬会、袍哥……其诞生源于宣称反清复明的汉人底层民族主义抵抗势力。而在类似于苏联或者中国这样曾经经历过残酷极权统治的国家，黑社会在其一开始诞生时，其骨干便由与官府沾亲，又被官府所淘汰的泥沙们组成。这种黑社会是真正令人恐怖的黑社会的，他们与人民为敌的念头，甚至比极权势力还要根深蒂固。

因此，在当今中国，极权的衰退，其更加必然的结果一定是黑权的增长，而非民权的扩大。过去数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在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明显地看到了极权势力的臃肿低能和近乎可笑的欺上瞒下，这个体系内极少有人还在甘心为体系本身效命，数千万人不过是互相蒙骗并捞取自己的利益。但是，官权黑化和黑权官化正在一年甚似一年，尽管我们无法准确地给出数据来说明该状态，但是中国大陆普通民众们的生活经验，已经足够支持该观点。其中原因，不仅仅因为中国的黑势力源于极权体系的漏网泥沙，因为极权体系需要寻找力量补充。还因为这二者有本质的相同之处；首先，这二者都仅仅以谋其自身的利益为目的，而不对其它任何事负责；其次，这二者都没有规则和底线，唯一的规则就是暴力原则，谁拳头硬手段高谁就是老大。黑手党之所以在墨索里尼的统治时期陷于低估，便是因为墨索里尼的拳头比它更硬。但这种相互打击的局面，仅仅存在与当二者相互没有利用价值之时，一旦二者的关系变成了相互存在利用价值，那么相互打击就会变成相互勾结，相互为对方补充能量。再看看民权，过去十年以来，中国的民权事业并未因极权的衰退而得到质的提高。我们有很多理由去解释这一现状，并且我们亦可以说：其根本原因是民权事业的支持们没有做出象样的努力，而耽于坐等。笔者无意于谴责这些民权事业的支持者们，他们对民权事业的关注，本身就是对民权事业的巨大支持。但是当我们总结民权事业之所以停滞不前的原因时，我们不可能去总结那些民权事业的阻碍者们，他们不可能愿意对民权事业负责。我们只有总结这一事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们的责任，因为只有他们才愿意或可能愿意对此负责。

在当今之中国，无论极权势力抑或黑势力，他们的发展和维系都可以通过追逐利益的过程来完成，他们可以一边追逐利益，一边完成自身的扩张。而与这二者相比，民权事业则全然不同。在一个具有基本良性框架的社会，民权事业亦可能通过追逐本身的利益而取得发展，譬如美国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一边扩大这个事业的影响，一边使事业的参与者们获得物质利益或者社会荣誉。而在当今之中国则不可能如此，当今中国民权事业的扩大，哪怕是一丁点微小的成就，都难以为该事业的参与者带来利益，无论物质利益抑或社会荣誉。相反，参与者会因为他们的工作而失去这些：物质利益及社会认可。因此，中国艰难的民权事业需要更多的理想主义气质和更精诚的相互协作，对理念更执着的坚持和更富建设性的行动。它成功不会从天而降，假如民权事业的支持们仅仅坐等的话，那么当极权势力彻底消褪之后，我们等到的，只可能是一个黑帮当道的世道。在本质上，他们和极权势力并无区别。一个幸福的前景，需要为之付出相应的代价，未来的幸福程度，取决于今天我们为之所付出的代价，坐等而不付出，那么未来就如同现在一样，将毫无幸福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