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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户籍制度对孩子上学的限制，我的大女儿不得不转往其户口所在地上学，以参加即将到来的升学考试。也因此，7月中旬我被迫回了南方故乡一趟，落实孩子上学事宜。一路行来，所见所闻，倒也不说有什么新鲜，但却引人唏嘘。
在故乡的县城，我偶然碰到了三十年前在初中的一名同学。他当年与一些在“文革”中曾上过高中的同学一块到了初中，准备通过中考报考中师来达到“跳出农门”的目的。结果临近中考时，他们这批高中下来的学生被乡（当年叫公社）教育部门明令禁止参加中考。这事到现在我仍不明白究竟为了什么？如果国家考试是为了选拔培养人才，那就应该以优劣论胜负，而不能人为剥夺一些人上学机会，公然禁止他们参加中考？这肯定是一桩冤案！但多年来除了当年受到伤害的当事人，大概已无人记起这事了。
由于那次禁止考试，我的几名很优秀的同学就永远被固定在农民的一亩三分地上。该同学当年含泪离开学校后，就一直在家务农。这次见到他时，他正在县城“做零工”（就是农闲时到城里找点体力活干，挣点钱以补贴家用）。他跟我讲述了这么多年的经历及农村的一些现象：
“我当年被禁止参加考试后，绝望地回到家中，感觉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路能让我们摆脱农村困境，于是也就安心务农，再不敢做什么“跳出农门”的“非分之想”了。至今近三十年来，我对这个社会不敢抱什么期待，只希望自己少受点外面的欺侮。然而，这个世界好像总让人难以舒心。我在家务农期间，有一年想改建一下自己多年居住的老屋，结果村干部与乡干部跑来说要办这证那证。我就依照他们的要求前去办理那些手续。可是一个简单的老屋改建，却让我一年办不下他们要求的手续。无奈之下，我只好放弃努力。过了两年，房屋实在不能住了。于是迫不得已我想了个办法，争取当村干部。由于我们那一带农村贫穷，有能力的都想到外地去赚钱，谁愿意在家当村干部？这样我很顺利地当上了村委会秘书。于是我再提出盖房时，一天就将所有的手续办好了。
应该说这是我担任村干部的最大收获，使我的老房得到了改建。但是工作上我被要求按照上面的意见来办，那实在让人无法承受。单说每年被要求编报村民提高收入数据，那就是个使人痛苦的差使。以我们乡那个条件，每年吃饱就不错了，还要向上报人均收入达三千多元，并且逐年还得有上百元的增长，否则显不出地方官员的政绩。这还是十几年前的统计，估计现在数字应该翻番了。我实在编不下去了，于是在房屋盖好后的一个月，就赶紧辞职而去。
家乡这么多年其实没有什么变化，真正有点变化的是家中有劳力外出打工的和那些家中有人在外做官的，他们拿回来钱改善了家中状况。不过农民世代就这么过来了，他们也似乎没有多少欲求，只要能吃饱三餐，就万事大吉了。然而近年来，农村这种吃饭无忧、与世无争的生活已经保不住了。由于壮年人外出务工，留守家中多半是些老弱病残之人。一些社会上的游手好闲之徒现在盯紧了农村，他们经常坐着摩托车前往农村，肆无忌惮地闯入农家偷窃，甚至公然搜抢钱财。那些老弱病残留守者碰到这种情况都不敢声张，否则不仅丢失钱财，还会招来一顿拳脚。”
听到此话，我赶紧追问：“难道政府就不管这种事？村民不知报警吗？”老同学叹息着说：“报警有什么用？上午报警，下午警察还不一定赶到。警察赶去后，报警村民还常常得到一顿训斥，却不会有任何追回财物的希望。应该说刚开始几年发生这种公然入室偷抢的事时，村民还愤愤不平，也曾有人报过警。但每次都不了了之后，渐渐村民也就不报警了。被偷被抢后就埋怨一通世道不行了，骂一通那些流氓盗贼丧尽天良，乡邻们互相告诫一番要将有用的钱财藏好，之后大家生活还是照旧。久而久之，农村承受偷盗就成了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哪年各村都得挨几次。谁家被偷被抢了，就只能自认倒霉了，得到的最多是村民的几句安慰，与如何保藏钱财以避开下次被偷被抢损失的经验总结。当然村民对这种恶化的社会环境也不会有太多根源上的追问，他们对政府似乎都失去了抱怨的兴趣，觉得政府只要不直接出面来抢劫他们，他们就满足了。在农民看来，毕竟现在比几年前政府催缴各种税费，逼得人家破人亡要好点了。”
边远农村治安恶化，村民财产生命没有什么安全感，这是个普遍现象。那么是否到了城市就会避开这些情况？可事实证明城市中的社会状况更糟糕。据该同学说：“现在县城治安极其恶化，各种凶杀、抢劫公然发生。相比之下，偷盗已经成了文明的方式了。当然县城中吸毒、赌博盛行，各种我们曾经书上见过与没见过的丑恶现象横行。面对这么个社会，我面临最大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因为据一些在县城中做服务业的朋友说，现在初中生中吸毒、卖淫、加入黑社会情况都很严重。”最后那个老同学跟我说：“这么个社会，在农村没有指望，到城市更加绝望！我们不仅失去了自己这一代，下一代也无法保全了！”
是啊，我们能用什么来保全下一代？这确实是个严峻的问题。当我碰到另一名现在已经在一个中学担任校长的同学时，他的一番话更让人难安。
因为是老同学，该校长跟我说话也就无所顾忌。他说：“我现在在城郊一所中学做校长，感觉学生越来越难教了。导致这种难教的根本原因，是无法找到让学生信服的提升学生理想的东西。学生们每天看到的是社会的败坏，官场的贪污，读书的无用。尤其政府官员的堕落，对社会道德的摧毁，使这个时代丧失了价值标准。老师已经贫困到无法拿出让学生信服的价值来教了。在这种情况下，讲理想、讲道德、讲正气，都成了欺骗，成了让人嘲笑、苍白无力的说教，学生根本不信。而一种没有理想，没有价值的教育，能将孩子们引导到哪里？于是老师们在教育中绝望，在绝望中仅仅为了生计而应付着教育。教育这原本应该成为提升社会价值、传承文明体系、净化人类心灵的领地，结果与中国社会其他领域一样，处于无可挽救的溃败之中。中国社会实在找不到一点干净的地方了！精神家园没有了精神！到处是人欲泛滥，金钱至上！
导致教育如此堕落不堪，当然教育领域与社会其他领域一样溃败是不争的事实。有次我与前教育局长一块吃饭，当时在场有很多学校领导。就在饭桌上，教育局长谈起自己准备退休，结果县中有干部出价50万来买这个局长做。后来了解，其实县里面哪个局长都是有价码的，多则上百万元，少则几十万元不等。拿不起钱的人，自然也就别想干局长了。”
我补充说：“其实这不是个新鲜故事了，这种故事在中国已经上演十几年了。老百姓心中也非常清楚。”该老同学说：“我原来以为教育领域会好点的，看来真是‘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们县原本是个教育大县，重视教育是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但是现在教育变成这么个样子，身为教育行业一员真感到羞耻！教育丧失了固有的光亮，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的？”……
教育是绝望了，问题是社会还有什么领域没有绝望？当然一个社会最大的绝望是丧失正义！当一个社会正义成为邪恶的祭品，而一切邪恶成了“有能力”与成功的代称，进而成为社会推崇膜拜的对象，这个社会灭顶之灾就在眼前了。
这次旅途中，我碰到一位朋友，他讲述了一个故事：在湖北某市，一位从省里下派挂职的纪检干部，到了一个烟草专卖局任副局长。该局原有正局一名，副局八名。长期来，局中形成惯例：大批罚没物品不入帐而留作自行处理，所有局中员工根据官职大小来分配，如此每年该局从职员到局座可得几十万元至数百万元的收入。新副局长来后，这种早已形成规则的分赃模式难以为继。该副局长对此作法不卖帐。虽然局中领导们使尽各种手段，以期将这名新副局拉上同条船，但均无效。于是全局工作人员陷入苦恼之中：一则中断了固有的分利，二则如此下去可能面临对曾经好处的回吐，弄不好大家还可能要受到法律制裁。于是一帮人就穷尽计谋，最终以几千元帐目不清问题，集体联合将该新副局长告倒，使之被投入牢中！于是局中全员额手相庆——终于除去大家心患！
这个故事当然也不新鲜，其实这是从早期梁山就在上演的“投名状”，只是今天中国社会普遍沦落到了早期梁山境地而已。尽管如此，今天听来，我依然心惊肉跳。我们不得不正视：今天中国究竟生活到了一种什么社会中？除善扬恶，锄正扶邪，社会是非颠倒到了何极境地？
听到这些烦心的故事，我内心非常不舒服。我甚至怀疑：是否因为自己一些经历，而跟我接触的亲朋故旧，为迎合我的关注，有意谈这些让人灰心的事？于是我每每跟亲朋相聚时，都很真诚地希望他们谈点光明的、有希望的事。我曾问他们的确感到幸福吗？感觉精神上轻松吗？感觉没有什么恐惧吗？感觉对未来有盼望吗？但每每如此，这些亲朋故旧都哑然以对。看着他们搜肠刮肚地想找点让我感到光明有希望的事，却最终不得而歉意的样子，我只好内疚地走开。
终于在返京的列车上，我听到了一个说这个社会好，而表示对政府与党感恩的人。应该承认，这是我多年来在这种完全没有组织的场合碰到的一个明确表示感恩党与政府的人。
那是在午夜我半睡半醒之际，忽然听到邻坐有一个人大声在陈述着对社会的高论。他说的别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但他说：“我还是感谢这个政府，感谢共产党的”，这句话一下犹如提神剂一样让我顿时振奋了起来。要知道，我想找个真诚感谢党与政府的人，已经找了很久了。于是我仍然闭目静听着他的陈述，而旁边有几个人在跟他争辩。
从他们争辩中，我听出这个表示感谢党与政府的人是个中韩汉语交流的教师，到韩国教过三年汉语，曾经参加过奥运在韩国圣火传递的保护员。他声称自己爱国是真诚的。而与他争辩的另外几位青年，听得出来他们经常上网。他们讲了几个观点都是在网络上流行的：“爱国不是爱政府！爱国也不是爱党。中国今天缺的是陈胜、吴广”。虽然反对该教师说法的人多，但也没有谈出有力的证据来，所以双方当时争执不下。
后来我本着真诚请教的态度跟那个教师说：首先我非常高兴听到有人在这种场合公开表达对党与政府的感恩！我很希望能分享你这种感恩。那么请你告诉我具体哪些方面值得你感恩？你了解到的普通大众他们有幸福感吗？他们感到过安全、满意、有保障吗？他们中有多少人具有与你一样的感恩？
那教师答：“现在农民能吃饱了，社会普遍生活水平有了改善，这就是进步，就应该感谢党与政府。”我问他：“半个多世纪来，台湾生活水平一直比大陆好，他们应该感谢谁？是否也应该感谢党与政府？中国今天生活相对三十年前的确有改善，但三十年前的苦难是谁造成的？1945 年后世界出现德国分为东德与西德，韩国分为南韩与北韩，中国分为台湾与大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苦难与幸福比较之下属好属坏？好国家与地区应该感谢的是你所说的党与政府，还是坏的国家与地区在唱着感谢党与政府的歌？是谁在造成同宗同源同文化同经济基础国家分化半个世纪后的好坏天壤之别？最后是西德人民向往东德，南韩人民向往北韩，台湾人民向往大陆，还是相反？----今天我们从短期来看物资生活确有改善，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但是我们也同时应该看到这种改善下出现的三鹿奶粉、毒疫苗、豆腐渣学校、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治安恶化、人们生命财产缺少安全感等等问题，以及最近接连发生的“屠童事件”，难道这一切不在深刻昭示着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应该如何感恩？感谁之恩？……”
在交流中一名认为无恩可感的青年跟那教师说：“我们今天就在这个车厢中做个调查，看看这个车厢中有几人对今天中国党与政府感恩的？而有多少人是讨厌甚至痛恨党与政府的？现在与你一块辩论的六个人中，就只有你一个表示感恩，按这个比例就是五比一，可能车厢中感恩的连这个比例都达不到。对此我敢断言，讨厌痛恨党与政府的人肯定比感恩的多得多！对此我敢跟你打赌！”然后那青年急不可耐地要求那教师一起参与调查。
最后那教师不敢一起去调查，而悻悻地说：“其实我对这个现实也很绝望，但我看不到改变的希望！他们太强大了，我不感谢它，痛恨它也没有用。我父亲是个医学专家，当年是可以跟随国民党走的，但他留了下来，结果后来被打成右派，被关进监狱。而我自己也因此在上学中入团受到影响。对这个社会的灾难我有深刻体会。至于我个人说的感恩是党与政府曾经对我个人开恩过。对此我就不便多说了。”
唉！我在内心深深叹息！我原本还高兴，以为终于找到个完全自愿在公共场合表达感恩于党与政府的人，结果却是这么回事。看来他的绝望不比别人少！我内心深深地悲哀着。
不经意间，大家已经争论到凌晨4点多钟了。我疲惫地转头望向窗外，列车奔驰在沉沉暗黑的大地，但透过窗户已经依稀能看到那黑暗远处的晨曦。天道轮回，不管黑暗如何深沉，但毕竟阻止不了到来的黎明！天就要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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