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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他是中共第二代领导的核心，而比较起来，他与毛泽东，其实很是相象。他们都在多年里受到过压抑、打击，经历过妥协、退让，而一旦成为“核心”，即当仁不让，一手遮天。毛泽东崛起时，中共党内竞争状态的空间还不小，张国焘、王明都曾与他势均力敌。而邓小平崛起，先是“文革”停滞不前，后来则是毛泽东逝世、江青集团失败后出现一个特殊时期，他因势利导，先逼退华国锋，再力压陈云，“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方式有所变化的同时，跌入老人制衡的怪圈。
也正是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共党内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或在中央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或在地方推行改革，以突出政绩而在党内形成威望。他们进入邓小平“核心”圈子，须老人们慧眼推荐及点头认可，体现为中共惯例，一时难以逾越，但是，这些比较开明的政治家手中握着权力，若延续时间能够比较长，则中共改变其蜕变的方向，也不是没有可能。
问题是，“两手都要硬”的实践，不可能风平浪静，总会出现波澜，而一旦风吹草动，保守派即兴风作浪，力求改变邓“核心”偏向于开明政治集团的状态。邓力群、胡乔木屡次发难都未能完全扭转局面，而李鹏抓住八九民运兴起的机会，再次触及邓小平痛处，一击而功成。然后，又一次在仓促之中，于似乎是对立双方之外的某处选定了一位接班人。这次是江泽民。
更有意思的是，把江泽民“扶上马”，其保守表现却又不能令人满意，就再选一位，胡锦涛，作为江的后任。表面上，“文革”后的中共摆脱了“家天下”，告别了“终身制”，而这样的体现长期计划性的钦点，则实在令人惊讶。
“终身制”不能不打破，不打破则胡锦涛无法接班，但“终身制”的精神又必须延续，否则，选定的“接班人”在其任内，或选定的后任“接班人”的接任，都会有变数──党内竞争其实是自然存在的，只是被强制地排除或限制而已。
作为“终身制”的一种改良，“计划政治”，一种有限的“终身制”，就这样酿造出来。它的“终身”意义有限，不能无限期地延续，而它的计划性则明显，亦即排除党内民主的竞争机制，“核心”在其“终身”限度之内一般不受挑战，可以顺利连任，大体上一朝为“核心”，十年掌大权。早先，邓小平对赵紫阳就有过让其作两任总书记的话，这可以视为这种一任“核心”两任十年的最初表示。
邓小平对江泽民“送一程”之时，一度因为不满意而起了将其废黜之心，江急忙转舵妥协而避过一劫。这意味着，老人定下的事情，老人自己可以推倒重来，一旦这老人离去，其选定“核心”的安全性就大为提高，再将其扳倒就很不容易。“终身”也好，“计划”也罢，中共体制，终究拖着一条不光彩的尾巴。
任何事情都有例外，而例外之事若一再受到遵循，也可以成为常规。邓小平从华国锋手中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在胡耀邦、赵紫阳任内，以此显示其“核心”地位，即使退出中央委员会，也还是不放手，直到江泽民上台。以普通党员之身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在邓小平那里看来有些偶然，到江泽民效仿之际，就有了一种惯例之势，那不光彩的尾巴上，又多出了一缕异常的毛色。
由此，再来看邓小平所谓“两手都要硬”，实际上，他真正硬的也是一手，亦即中共的一党专政。他以中央军委主席作为其专政的工具，阻止中共党内的自由化倾向。在和平时期，这样坚持“枪杆子里出政权”而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只能证明，中共无法进步为一个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的政党，它在蜕变为一个依靠刺刀的极权集团。
■江泽民“三个代表”
“计划政治”的一大特点，从一开始就显露出来，即老人“钦定”其“核心”。这在政治上有先天不足。无论江泽民或胡锦涛，他们与胡耀邦、赵紫阳不同，很难说他们是党内成长起来的政治领袖，最多只能说，他们是老人们看中的“接班”苗子。
当然，“苗子”未必不能成为政治领袖，问题是，他们必须尽快证明他们的政治实力。
江泽民的特殊在于，他接任中共总书记时，多位老人还在，特别是邓小平、陈云都还在，他的处境与其前任胡、赵颇有相似之处，一时还难以自由施展。而在经济方面，因为对待市场经济保守而气短，就连李鹏也被迫对朱镕基忍让。这样，“江李”居然显出了某种“无为而治”的姿态。
然而，邓小平逝世的翌年，江泽民就借洪水而兴风作浪，舍分洪而大肆调动军队，以临战姿态验证其权力的实际把握。此后，事隔一年多，2000年2月，再从政治思想领域下手，提出他的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其第三代“核心”头上罩起了光环。于是，这棵“苗子”似乎一下子生长成为一株参天大树。
所谓“三个代表”思想，其实并不复杂。据江泽民论述，“总结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口气很大，但也只是涉及中共自身，充其量是对中共建党理论归纳出一种新的说法而已。
但是，在中共官方的宣传中，它可真是不得了——瞧啊，它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新贡献”，“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概括，标志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的统一与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而其现实意义，在于它“集中概括了我们党和国家全部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包括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根本准则、根本依据，是指引我们党和国家新世纪伟大进军的行动指南”。
真正有意思的，是它的所谓现实意义，而那三条“理论意义”，最后一条归结到建党学说，还算沾边。
对比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那里对共产党的说明，是将其视为一个在工人政党中显示出自己的先进性的政党——
它“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先进性体现为，它在工人运动中“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样，它“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这样来看，共产党，的确应该有其先进性，不过，这种先进性，是以其远见卓识而在各个工人政党中表现出来，而非依恃权力而来。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成为执政党，它的气魄，就比马克思恩格斯大得多了。它成为一个不能容忍面前出现政治挑战的特殊政党，其它任何政党生存的先决条件是，不能争取执政、必须服从它的领导，亦即成为它的附庸。为此，它提出它的特殊原则，即它领导一切、永远执政。由此，生出它的许许多多的特殊利益，其中，特别与它原本身为工人政党的身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它对工人运动的条件有其特殊规定：工人不得自发组织他们的工会，更不能独立地组织他们的政党，一切都由它来代表，服从它的领导（控制）。
这一切，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确是更为清晰了，更为光彩夺目了。
在身边智囊帮助下，江泽民以他的“三个代表”思想，在建党理论上的所谓突破，只不过是再度强调先前苏联共产党已有所论述的所谓“全民党”而已，而其独特贡献在于，将中共的“永久执政”地位突出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由此而连带地引出了所谓“资本家入党”。
依照共产党的传统观念，它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而进入到无阶级、非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似乎应该有所变化。于是，从苏共开始，有了“全民党”的概念。现在，中共也在其十六大通过的党章里这样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查阅中共掌握政权以后的几个党章文本，先前的表述还比较传统，诸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八大），“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九大）。到江泽民任总书记的十四大，出现了变化，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显然，其十六大通过的党章，是顺着这个变化而明朗化的。
这样规定，意义有二，一是“全民党”，一是“领导核心”，即永远的执政党──倘若这个“领导核心”不能执政，即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失败。可以说，这一观念对中共而言，早就不言而喻，然而，在自己的党章里这样将自己默认为永远的执政党，的确体现着共产党建党理论的一大特色。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话语，到中共十四大的1990年代初写进了党章，体现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中共的应对立场。
中共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应该说，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没有受到真正的挑战。其间，只是在1957年整风之际，毛泽东再三要求人们提出批评意见，才有人大着胆子，秉承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批评了“党天下”，出现“轮流坐庄”的说法。这种意见依据的是共和制度下的常理，结果遭到中共严酷打击，一蹶不振。
那么，可以说，改革之前的社会默认中共为“领导核心”，它似乎不必在其党章里作相应的规定或说明。
改革开放以市场化为导向，进而正式接受市场经济，自由与竞争的观念与精神再度脱颖而出，为自己开辟发展的空间。这样的变化从经济中发端，在政治上也有反应，于是，自由化在“解放思想”的气氛中不断地冲击着共产党专政的观念。
对此，中共当然是有警惕的。它接受市场经济时，不仅给它带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而且修改党章，明确将自己规定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当时人们苦于“六四”镇压后对自由化的空前的压力，邓小平“南巡”时一句“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令人们感觉振奋，似乎没有在意中共的小动作。
然而，永远执政的党，看上去要象个“全民党”，似乎才是名正言顺──不再只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更作为全民的先锋队。中共与社会阶级之间的联系变得模糊不清，永远执政的伟业才清晰起来。不过，观念中这样绕来绕去，却绕出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印象：不满足于只是工人的先锋队，乃因为工人不一定是“先进生产力”，市场化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其实是以企业主阶层，或资本家，为其代表。于是，“资本家入党”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三个代表”思想对“资本家入党”没有明确的论述，只是含糊地承认，中共必须扩大其社会基础，也就暗示了“资本家入党”的实际需要。
“资本家入党”本身不是什么问题，共产党历来没有明确禁止资本家入党，资本家成为党员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资本家作为个人入党，毕竟不同于资本家阶级成为共产党的社会基础。
其实，所谓“全民党”，只是“社会主义”幻象的一个侧面──社会主义意味着消灭阶级，则工人政党也失去了意义，于是，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执政，就成为“全民党”。而现实的“社会主义”，不仅无法消灭阶级，而且阶级之间的对抗性更为鲜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即使它身为工人政党，也须兼顾其它阶级的利益，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它为了它的永久执政，以“全民利益”的名义下，放弃工人政党或左翼政党的身份，重组其社会基础，亦即权力、资本及知识三方精英在它的控制下实现新的结合，组成为权贵阶层。
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明确坚持它作为永远的执政党，与它重组其社会基础而转为右翼政党，是同一变化的两个侧面，而这个变化，就是它的蜕变。
现代市场经济，是企业家主导的发展阶段。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存在的合理性，即在于他们作为企业家，为追逐剩余价值，为使企业有利可图，必须表现出谋求发展、追求创新的冲动。中共从敌视市场经济，到接受市场经济、承认市场体制为改革目标，意味着它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向市场经济低头妥协。
奇妙的是，这一低头妥协却表现为，把非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套在现实中市场经济尚在发展的阶级社会头上，“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怪胎。中共则以这个怪胎的名义，从工人政党一跃而为“全民党”，它的永久执政，以及其它党派只能是它的附庸，也似乎都顺理成章了。
以江泽民时期为一个转折点，中共明确强调它作为永久执政党的身份的同时，也承认它已突破作为工人政党的“局限”。它的蜕变表现为，名义为“全民”实则为右翼政党，开始把权贵作为自己真正依靠的社会集团。
■胡锦涛“科学发展”
江泽民喜欢表演作秀，到了让人讨厌的程度，于是许多的人们对胡锦涛寄予期望。江泽民不放手军委主席职位，遭到舆论谴责，而胡锦涛刚刚表现出一点儿“亲民”模样，即得到一片“胡温新政”的欢呼。
无奈，胡锦涛其实是个极其平庸之人，他不可能在人们关注的政治改革方面有突破之举，他能做的事情，是把这架党政机器的主旋律弹奏得更让人难以接受。他的平庸，表现为他的墨守成规，将一党专政从“大国崛起”发展为依恃经济增长而在全球范围内挑战自由市场经济，将转向右翼发展为深度依赖权贵阶层。与此同时，他也不能不继续走“创新理论”之路，然而却越走越有兴致，不断抛出漂亮的理论口号，以包装严峻的社会现实，两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
平庸之人在“创新理论”方面未必是低能之人，甚至有更大的热情。邓小平本不以理论见长，他也不在乎什么理论创新，一切都讲究实用，“猫论”“摸论”之类，都以通俗话语为人所理解。而江泽民，在其任上接受了市场经济，对于理论创新，有他的实际需求，只是，中共理论家们实在是不懂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根本无法创新，结果只弄出个建党理论范围内的“三个代表”思想。那么，到了胡锦涛掌权，中共的理论水平未见有什么改善或提高，而理论创新不创新也实在意义不大，然而，胡锦涛不甘寂寞。
似乎是为了让所谓“胡温新政”真有新气象，他一上来就口号不断，新三“民”姿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真个是天花乱坠，让人目不暇接。胡锦涛本人一脸缺少表情的尊容，喊口号作秀的本事，倒是比江泽民不逊色。
具体而言，江泽民还算有开拓创新之勇气，十四大接受市场经济，十五大隆重推出“邓小平理论”，十六大再为“三个代表”思想加冕，一步一个脚印，而且他很是“先人后己”，忙完了邓小平的事情再干自己的事情，实在劳苦功高。胡锦涛在前人的肩膀上，与时俱进，快马加鞭，一任之内的十七大，即完成了自己的事情，把“科学发展观”之类写入祖谱序列，而且将这一序列隆重命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相辉映，简直壮观得不得了。
这样当然有其好处，即十八大不必在那“序列”上再费心机，可以喘口长气儿，专心于政治权力再分配，而不太好之处，则是不免造成某种压力──未来的新“核心”若不能在其第一任内完成对那个“序列”的贡献，就不免给人以逊色的感觉。
平庸之人在政治权术上也未必是低能之人，而胡锦涛，以其长期准备接班状态的磨练，不动声色地操纵局势，使得“计划政治”的一代“核心”两任十年一思想，这一权力周期与理论周期，在他手中稳定下来，对中共这党机器的运行，有他的实际贡献。
不过，稳定之中有变数。邓小平、陈云诸老已逝，江泽民以及李鹏、万里诸老，其“老”的意义有所不同，对于新的“核心”之产生，权力之争的态势就有变化。有分析说，胡锦涛面对党内危机四伏的现实，以卸下“国家主席”而争取三连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有实际的诱惑力，甚至将他的儿子纳入接班序列，在“太子党”已成风气的中共党内，也已不是太离谱的选择。这样的话，“计划政治”就面临新的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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