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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内部历来“山头”林立，只是它们的政治竞争性尚不明显，因为在“伟大领袖”专断的环境里不能不自我收敛。后来，历史形成的“山头”逐渐淡化，新的派别悄悄形成，这时，竞争性也更为明显。胡锦涛是否真有胆魄玩出大的花样，人们可拭目以待，而无论如何，这种状况看来表明，实际上出现了一种错位──计划体制时代，“计划政治”在中共“八大”之际本来有呼之欲出之势，表现为以“集体领导”取代毛泽东个人专断，却终于夭折；而到了市场化改革开放，中共正式接受市场经济之时，“计划政治”反而成形，但这时，与党政机器运转较为有序的状况形成对照的是，其派别及家族的多元化也逐渐突出，无序状态如影随形。如此，中共一党专政在20世纪才降临，到21世纪才显出其走向规范化的模样，实在是逆天时而悖地利，与现实经济基础天生就不适应。
平庸之人对他的党的蜕变，其实也不失敏感，而且很恼怒很头疼，只是，他没有办法，更没有魄力改变现状。
中共的蜕变，以坚持它的一党专政为主旋律，坚持它作为一个特殊政党，有其特殊原则和特殊利益，然而，先前一向是罩在“左”的光环之下，而江泽民时期开始于“六四”镇压，中国社会的理想主义被浸在血泊之中，而中共在邓小平的压力下接受了市场经济，于是，向右翼政党转变日益明显。它更为强硬地限制民众权利，抛弃工农劳动阶级，投入权贵怀抱。到胡锦涛时期，社会矛盾趋向尖锐化，中共嘴上一套，实际另一套，其蜕变已无所顾忌。
基于经济增长的“崛起”，使中共踌躇满志，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中国经济本身，则因为市场经济刚刚在展开，起伏之间“宏观调控”频频出现，它的周期性似乎正在形成之中，全球危机与其本身危机相互间有影响，却尚未形成周期“共振”。这样，中国经济在全球危机中仍能保持增长，中共的得意自大，时不时地溢于言表，当年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的感觉，又膨胀起来。况且，这一次，这种感觉有“经济基础”作支撑，埋葬全球资本主义的景象似乎真的触手可及，“中国模式”，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终于在毛泽东之后的第四代领导人面前出现了么？
一党专政固然不大好听，但是，一旦它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起来，居然就“与时俱进”，变成为一种让人感觉其闪闪发光，实则让人莫名其妙的“中国模式”。
胡“核心”以其“团派”出身，在这方面有其特点。不久前网上流传一份“中共内部座谈会部分谈话”，其中谈到，当年传出毛泽东谈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身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的一席话，“我听说后，兴奋了好多天而夜不能眠。自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参加这场决定谁胜谁负的最后斗争”。笔者一位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当年也有类似的经历和感受，至今历历在目。可以相信，胡锦涛以毛泽东的哲学与抱负自我安慰，以为把毛的说法套在现实中共的头上，中共的胡作非为就可以合理化，是他的精神胜利法。
由此也可以理解，他们何以那样声嘶力竭地反对“西方式”民主，反对“三权分立”与多党制。人们看到，它标榜的“民主”是它自己控制下的伪民主。它以党权执掌行政权，直接控制司法权，而立法权，即使它的党员官僚已渗透、掌握立法机构，它也还是竭力防范，唯恐立法权以监督而突破其控制，威胁到它的一统天下。至于它所谓“多党合作”，合作的条件是其它党派无条件接受它的领导、成为它的附庸，从而生造出一种以“政治协商”为外衣的“主仆合作”模式。这样的恶劣行径，在中共官僚眼里，只要它们与“埋葬帝国主义”、“最终解决谁胜谁负”相联系，就算不得什么了。
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引发的自由化，特别是权利意识觉醒、公民社会逐渐生长，“胡记”中共已经完全失去了左翼政党应有的本能反应，反而，从它的大小官僚的现实表现可以看出，他们从心底里生出厌恶民众、敌视公民社会的感觉，唯恐民众的自由发展威胁到它的统治地位。
人们原本对胡锦涛抱着很大的希望。他们当然知道，胡锦涛难以根本改变中共一党专政的传统，然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要求扩大中共的社会基础，对企业家有所重视，都有其合理性，其蜕变也多少有些模糊，有些不确定性，因为此时，官僚与资本结合为权贵阶层，尚处在不稳定状态。胡锦涛接手之际，若能以较广阔的政治视野，运用政治智慧，做出某种调整，其实还是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扭转蜕变之势。
但是，胡温集团徒有“亲民”之表，实则，他们无情镇压异议人士，竭力控制网络舆论，对失地农民和被拆迁市民频频使用武力，对权贵阶层，则消极坐视，甚至曲意逢迎，让其成长壮大，羽翼迅速丰满起来，它们对各种社会事务的影响力之大，让人难以想象。
如今，80后、90后的崛起，是社会变化中引人注目的侧面，而人口老龄化，也是现实的趋势。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官僚气已是极其深重。年轻人入党，大趋势是在庞大的党政机器中同化，独立思考能力减退，趋利逐流蔚然成风。这样的政党，难免老态龙钟，蜕化之势实难逆转，不过，社会新生代中党员与非党员的差别，很可能是未来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蜕变主旋律：特殊利益
梳理至此，人们对于中共的一些疑问，看来容易解答了。这些疑问，可以归纳如下：
——中共究竟有没有它的“自身利益”，或者“特殊利益”？
——中共为什么坚持其“共产党”的名称？
《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那么就是说，共产党没有什么不同于工人阶级利益的“特殊利益”。共产党是政党，它会争取执政，而《共产党宣言》说得很明白，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则共产党执政是为工人阶级执政，其中没有什么特殊利益。
这里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那么，共产党存在，不排除其它工人政党或其它别的政党的存在，共产党执政，不排除其它工人政党或其它别的政党也可以争取执政。
而问题就在于，共产党执政后，无法真正铲除资本主义，相反，它面对着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现实过程，于是，滋生了它的“特殊利益”，它成为了一个“特殊政党”。得以执政的共产党，最初看来或多或少有些不得已，后来就越来越自觉地排斥其它政党的存在。考茨基当时写了一本小册子，《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提出尖锐批评，他写道，“立宪会议可以为了工人的利益实行一切可以实现的事情，而且比布尔什维克单独地干要做得更为合理，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是，这样就得要求布尔什维克只能站在平等的地位来干，不能作为一个专政的党，从上面来发号施令。”布尔什维克以铁腕排除政治竞争，开了共产党专政的先例，由此，即开始形成其特殊利益。
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它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中国社会里是一个特殊政党。
中共的这种状态，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官方理论界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人们注意到，《学习时报》最近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方工的《党没有自身利益应成为全党共识》，一篇是王长江的商榷文章《党有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在网上，则有章文的一篇评论，《“永久执政”是党的最大利益》，点产了这一“利益问题”的关键。
显然，方工表达的是他的希望，即中共仍然还是共产党。他援引《共产党宣言》的论述，认为中共“只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实现人民利益服务，不仅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主张自身利益”，但是，他不能不更进一步，断言“在我国社会变革的现实中，党有利益说不符合社会实际”，似乎所谓“中共仍然是共产党”不仅是其希望，更是客观现实。这是中共官方理论家的通病，也是他们的悲哀：无论他们是否真心论述马克思学说，都要罔顾现实，为中共脸上贴金。
相对而言，王长江是比较正视现实的一位学者，但是，顾了现实，理论那一头就多少有些顾不得了。王长江的“商榷”直言不讳，直言中共有其“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共产党宣言》说得很清楚，方工的看法也很明白，所谓中共的“自身利益”，是指同工人阶级利益（或人民利益）不同的、这些利益之外的“自身利益”，而王长江就不得不耍个手腕，回避《共产党宣言》那个明确论述，硬说“从革命领袖的论述看，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党没有自身利益”。这样一来，这个争论的意义就大打折扣，因为，争论涉及的恰恰是，中共究竟有没有《共产党宣言》明确否定的、与工人阶级利益（或人民利益）不同的利益。
有意思的是，王长江论述中共的“自身利益”，以它的活动经费为例。他看上去理直气壮地问道，“如果党没有利益，党的活动经费算什么？”他说，“我们既不可能说党的活动不需要经费，也不可以说，党的经费和人民的财产不分彼此，是一回事”。这一针扎下去，差点儿就见了血，只可惜那进针的手停了下来，看来是竟然不愿意扎出血来——任何政党的活动经费都来自该党党费，它们与人民财产当然不是一回事，而共产党若仅以其党费为其活动经费，也谈不上它的利益与工人利益有何不同；但是，中共不同于世间其它的政党，它的活动经费不以其党费为限，它自封为“永久执政”的党，把人民财产视为其活动经费，似乎理所当然，这样，它的“自身利益”当然是“特殊利益”。
王长江认为，“执政就是政党最大利益之所在”，当然不错。问题是，中共的现实利益体现在，中国的工人政党唯中共一家，正如官方工会在中国唯此一家一样，其它的工人政党不允许存在，而其它党派，即所谓“民主党派”，则须经阉割才能存在，亦即，它们必须服从中共的领导，必须以贯彻中共意志为自身生存条件。
显然，排除其它工人政党、阉割其它党派，且以国家军队为自己之“党军”，以保证自己“永久执政”，方为中共的最大利益所在，而这些限制条件，正构成了中共利益之“特殊”。
中共肆意横行，把个中国政坛弄得如《红楼梦》所说，“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然后再鼓动人们渲染，说是，中国没有什么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中共若被推翻则中国必将大乱，其厚颜无耻，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那么，中共以其“特殊利益”蜕变为“特殊政党”，在市场化进程中，它纵容权贵阶层生长壮大，使得中国徒有“社会主义”之名，难以遏止权贵资本主义恶性发展，这样一个政党，何以还不愿放弃它的“共产党”之名称？这样做，究竟有何好处？
答案很简单：放弃了“共产党”之名，则它“混同于”一般政党，就不能再那样看上去理直气壮地高喊“抵制西式民主”、“反对三权分立”，它就不能不正视政治民主化，不能不放弃政治垄断、面对政治竞争。
现实就是如此微妙：中共的利益特殊，却隐藏在“共产党”名义之下。
《共产党宣言》讲得很清楚，但它毕竟是马克思时代的文献，而共产党的实践，造成了排斥其它政党存在的现实传统。这样，“共产党”三个字，在世间似乎即意味着一党专政，不能一党专政的似乎就不是共产党。既然如此，中共好端端地执政，何苦要放弃“共产党”这块招牌！
接下来的问题则是，中共如此这般，遭受过不得了的挫折或失败，还是强悍得不得了，它的大权在握，究竟有几分“可持续性”？
这是一道现实的难题，超出了这里考察中共蜕变的范围，在这里只能简略而言之。
中共执政以后，基本就已经不再把历史规律之类放在眼里，“文革”前就“奇迹”不断，“文革”中出现一个“奇迹”的高潮。“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奇迹”沉寂了几年，到1980年代中后期，似乎又有了再现“奇迹”的心气，而到了1990年代，“六四”伤痛渐渐“被淡忘”，经济增长的能量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持续释放，于是又进入到“奇迹”的高潮之中。
然而，在“奇迹”背后，中国的发展变化展现着它自身的规律。
中国人口在60年里从4.5亿增长到13亿，增长约两倍，其中，近30多年实行以行政控制“一胎化”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增长速度减缓，人口老龄化趋势出现，生育意愿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化，同时，独生子女普遍化的诸多社会问题也逐渐显现。
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其人口迅速增长之际，其城市化进程一度相对缓慢，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化进程，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城乡二元化的格局，尔后，城市化在改革开放年代迅速发展，但仍维持着城乡居民身份差别的特殊格局。
工业化的进程，在计划体制下偏重于重化工业化，管制一旦放松，则自然地出现工业结构轻型化的趋势，而信息化、网络化更是得益于管制力的局限而蓬勃发展，而近年来，在酝酿“国进民退”潮流的同时，重化工业化再度兴起，民营经济也顺应市场化的趋势而卷入其中。
多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形成之中，民族主义显示其生命力，同时也在民族矛盾中显示出某种对抗性。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可以表现为对少数民族的尊重，然而，这种尊重的形式化，以及汉族同化其它民族的趋势，往往表现得更为强烈，特别是在新疆、西藏地区，民族矛盾较为突出，自治在专政的压制下愈益萎缩。
中华民族在现代国家的门槛面前徘徊已久。在战争结束的和平时期里，在市场经济全球进程展开的趋势推动下，其发展能量的释放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在计划体制下受到压抑，则近30年来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回归自然”的过程。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共的管制与垄断松动，经济就增长，就繁荣，而中共仍迷恋管制与垄断，置正常的政府监管于不顾，则致使经济增长的环境生态代价极其高昂。
中国共产党很愿意让世人相信，在它领导下，才“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才实现了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奇迹”，而它极其不愿意人们关注的是，它对政治折腾的持续痴迷、它对市场的诸多垄断与管制，一直是市场经济难以正常发展的严重障碍，也一直都在扭曲着市场经济。
中国共产党处心积虑地打击和压制独立的社会力量，将一切可能对其执政地位形成威胁的发展变化都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样一个庞大工程，造成了宪政、法治的荒芜状态。中共将其标榜为“抵制西式民主”，实则，仅仅为了它的一党专政而已。这样，中国数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奇迹”被突出，挫折被淡忘，民众得到的实惠，在巨大的国家财富面前，相形见绌。
中国人在一百年前推翻了皇权专制，一直未能实现宪政，法治进展缓慢，陷入了党权专政的怪圈。现在，中共维持其党权的意志很坚决，民众对于宪政、对于法治，则总是显得犹犹豫豫，左顾右盼，心神不定。
那么，“奇迹”正未有穷期，若要见证历史规律，的确需要耐心。
■结语
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历经数百年，至今仍显示着活力，特别是，到20世纪中期，市场经济全球化、民主政治全球化的大趋势逐渐清晰起来。由此来看，这样那样的“社会主义”实践，其实都只不过是这两大趋势在运动中荡起的一堆浪花而已，看上去五光十色，免不了还要落下去，顺应社会深层运动中的主旋律。到1980年代中后期，对历史顺序变化懵懵懂懂的共产党们，不得不面对市场化进程，不得不正视政治竞争，而这时，它们的竞争力早已萎缩，接二连三地丢掉了政权。
而中国，在这个阶段上跌跌撞撞，百年间的发展十分曲折，未来何时能走出这个阶段，还渺茫得很。出现这样的状态，特别是因为，在全世界多数共产党对历史规律低下头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拼死抵抗，不惜调动数十万军队，悍然对和平示威的民众大规模使用暴力，将民主运动浸在血泊之中。
然后，它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试图淡化矛盾冲突，同时，以发展市场经济、刺激经济增长，缓和矛盾冲突，延续它的一党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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