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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特稿2010年9月1日】度过自己89岁生日时的中国共产党，心里更在意的，是准备迎接它明年的生日，也就是它的90周年，然后就是后年，它的“十八大”。当然，相对而言，欢庆生日时虚张声势的派头很足，而代表大会的政治很现实。
虚虚实实之中，中共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还能把握住自己，很难说了。
中共庆祝它建国60周年的时候，特意弄出一个“毛泽东思想方阵”，为其所谓四代领导序列打头阵。这一创意展现于世，广受关注，有兴奋的赞扬的，也有反感的批评的，皆因为，它有现实的内容，也有某种昭示未来的涵义。
那么，在这里不妨也参照那个序列，走一走，看一看，探探虚实。
■毛泽东“继续革命”
毛泽东对中共政权的贡献，是他的“社会主义”实践。不过，“社会主义”与社会现实之间有矛盾，有冲突，毛泽东于是创造性地发展19世纪欧洲革命中的“不断革命”，弄出了他那个著名的“继续革命”。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论述的社会主义，是在市场经济中孕育而成，当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失去合理性之后，它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经济形态。这时，阶级逐渐消失，国家消亡，“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形成新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不断革命”，是因为现实经济发展尚未“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而俄国、中国等国实践“社会主义”时的社会现实，也同样是所谓“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它们的“社会主义”，也就实际距离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预期的社会主义尚远──这些“社会主义”都无法根除市场经济，无法消灭阶级，无法开始国家消亡的进程。
资本主义发展不足，也就是市场经济的近代及现代发展的不足。到中共取得政权时，它的思想理论水平，主要体现在它的新民主主义，对于这种不足，在理论上有所把握。然而，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这一理论作为夺取政权的理论，政权到手，他就把它丢到一边，匆匆忙忙要实践他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其国有体制和计划体制为支撑，但是，社会经济本身还只是进展到准备并着手工业化的阶段，机械化水平尚低，自动化以及信息化等等，还遥远得很。这时，市场本来可以借助于大陆的统一，顺应工业化进展之势而蓬勃发展，然而，“社会主义”的国有化与计划化，压在它的头上，它的自由发展，则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在现实的生产发展阶段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生产的社会化，正是随着市场化而展开，而计划体制下的生产，因为在当时不是出于经济必然性，而是体现为党政机构的行政命令乃至长官意志，它主要局限在一个以行政性为特征的较狭窄的范围内，其社会化程度其实很低，尤其以党政官僚的行政控制为其特色。这样，生产的社会性在市场化进程中展开，遭到“社会主义”的阻碍，体现社会发展的市场化，与体现“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持续地发生矛盾。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献堪称博学，对马克思学说，则实为一知半解。他只知道市场经济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不了解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才能孕育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他不了解，社会主义只能孕育于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能运用国家权力就生造一个出来。这样，他把市场化趋势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势，而现代化进程中自然出现的官僚化，则被他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基于这种偏见，国际上，南斯拉夫改革，匈牙利、波兰改革，以及苏联改革，在毛泽东看来，都是背叛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实为“资本主义复辟”，而国内持续出现的土地承包尝试，体现着自由市场的发展要求，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资本主义复辟”──尽管中国未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根本谈不上什么“复辟”。
面对着国际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趋势，毛泽东毫不示弱，他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他和斯大林一样，看得很清楚，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学说论述的那种非对抗的社会主义，而是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社会，所不同的只是，斯大林主要靠政治清洗，而毛泽东吸取斯大林的教训，依靠群众运动，掀起大规模的“继续革命”风暴。
毛泽东执意发动1950年代中期的社会改造，以“无产阶级专政”之力实现了他的“社会主义”。不幸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先是在大跃进中受挫，元气大伤，不到十年，刚刚缓过来，又涌起更为狂热的“文革”狂潮。
他要“抓革命，促生产”，要把中国人锻造为“社会主义新人”，要把中国社会改造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折腾来折腾去，他到晚年时终于无奈地承认，现实的中国社会还是“与旧社会差不多”。他看到，市场经济在计划体制控制下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一旦放松控制，它就展现出无穷活力，人们就会把那些空洞漂亮的“革命”口号丢到一边。
但是，毛泽东决不会承认他的理论不对，相反，他以诗人情怀和政治家的手腕，坚持与现实规律作对。他支持江青的势力坐大，打垮了林彪，又再次打倒邓小平，直到悍然镇压“四五”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而“文革”也就免不了以失败告终。
中共的“社会主义”实践一再受挫，先是19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灾难，然后是19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十年的大动乱。实践证明，“继续革命”终究难以持久地压制市场化进程，而随着毛泽东逝世，它也就悄悄地消失了。
但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造就了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为共产党专政提供了经济支撑。“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造就的“公私合营”，在“文革”中悄悄一跃而为国有，使国有体制得以完善，“文革”失败后，这一体制延续下来，继续作为“社会主义”的象征。
不难看出，放弃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并以“继续革命”维持“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权力之际，开始了它的蜕变之旅。
中共从批判陈独秀观点开始，经过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摸索着走出对“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简单理解，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革命的认识，逐渐具体化。以此为基础，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体现着中共在思想理论上的深度。中共主要以自己的努力达到这一深度，而后，列宁的《两个策略》传入中国，中共惊喜地发现，它与中共自己的理论很接近。这表明，延安整风之前，中共在思想理论上尚相对活跃，颇具活力，这对于其后来取得政权，的确有实际意义。
然而，中共取得了政权，它的“新民主主义”立即暴露出其理论基础不足的弱点──它对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不断革命”缺乏了解和理解，这样，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分析，在与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相衔接时，容易发生断裂。
毛泽东论述他的“新民主主义”时，断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他当时还知道，“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不过，他实际上对于“经过民主主义”，亦即对于这一“天经地义”，其实只是说说而已。他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只是夺取政权的理论宣传工具，一旦政治胜利在望，就已准备放弃了。
于是，在现实面对“经过民主主义”这一阶段时，毛泽东的理论断裂开来。他不再需要“经过”什么，他一跃而过，运用权力造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然后就挥舞“继续革命”的长矛，与“资本主义复辟”拼命搏斗。
“社会主义”罩在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社会身上，计划体制罩在市场经济身上，不可避免地，束缚现实发展的“外衣”时而有被撕裂之虞，而中共激进派则以“继续革命”，企图迫使现实屈从于其“外衣”。现实表明，中共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其“继续革命”，只是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的“不断革命”死灰复燃，它们只能以政治性的权威话语硬性支撑，经不起深入分析，就不得不硬着头皮，不容辩驳，不许争论，毛泽东所说即为金口玉言。从毛泽东的论“社会主义”，开风气之先，造就一种理论脱离实际、回避争论与批评的学风，后来的邓、江、胡之类，更一代不如一代。
显然，中国共产党的蜕变，在毛泽东时代即已经开始。它口口声声“走社会主义道路”，面对现实社会矛盾，则以“继续革命”来应付。它的理论脱离中国实际，现实中的自由化及官僚化都难以遏制，而它却拒绝批评，自我表扬逐渐成为常态，“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中共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则实际蜕化为毛氏家族的专政。
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如今被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意味着，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革命”激进性已经难以适应中共今日之需要，不过，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对于中共的统治有着现实的奠基作用，却是难以否认的。
■邓小平“两手都要硬”
中共以为，对于它执政造成的大灾难，象当年六届七中全会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它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一份类似的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加上审判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就可以算作对人民做出了交代，承担了责任。但是，它现在既然是执政党，它现在担负的政治责任，其实与当年大为不同，不是一份党内决议就可以搪塞的。
一个自诩“最讲认真”的政党，执政近30年，就先后两次造成全国性大灾难、大动乱，事后，中共的数千高级干部开会总结，尽管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理论提出了许多尖锐批评意见，然而，争议集中在中共本身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党犯错误”还是“毛泽东犯错误”上纠缠，而对于中共本身对毛泽东专权的无能为力、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执政责任等重大问题，没有多少反省。这样，中共通过了一份党内决议，尽管党内仍然争议难平，终究是算作交代，就可以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的伪共和体制，坚持排斥政治竞争。
不幸的是，中国民众对于现代民主政治还很陌生，未与中共计较，比较有良心的中共官员也只是感叹中国百姓没有“打扁担”，实在是“太好了”。于是，中共仍陶醉在享受“免费午餐”的感觉之中。
然而，“社会主义”光环消退，现实经济的发展程度的决定意义就显露出来。人们不在乎市场经济是否“与旧社会差不多”，于是，一个幽灵，“自由”的幽灵，正悄悄地出现。人们对中共执政地位合法性的质疑、对现代民主政治的了解和向往，就在经济自由显示其魅力的同时，也变得挥之不去，驱之不散，渐渐地成为悬在中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邓小平以务实而灵活著称。他运用手腕，把改革开放的主导大权抓在自己手里，同时，面对党心民心的变化，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表明维护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基本态度。
先前林彪有四个“念念不忘”，邓小平有“四项基本原则”，对比一下，很有意思。
前者，念念不忘的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其时，共产党的领导权自五七年反右以来已经无人挑战，大权在握，有恃无恐，问题是共产党自己不断折腾，要消除对它的任何挑战，特别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挑战。在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方面，中共可谓“进一步退两步”，它的“念念不忘”与社会实际需要，正在脱节。
后者，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共产党领导为其核心。其时，中共的“大跃进”、“文革”一败再败，暴力革命得到执政地位之“一劳永逸”的“打江山坐江山”，其合理性消耗到历史低点。中共为保证其执政地位，不懈地打击和扼杀社会的自组织功能，致使独立的社会力量难以生存，但是，无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只要有开明之举，自由化即无可避免。于是，中共进入到一个必须不断重申自己执政地位（或领导地位）的类似螺旋的状态。执政合法性的现代政治民主涵义，成为它难以摆脱的梦魇。
邓小平后来指责赵紫阳对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一手硬一手软”，实际是说，赵对改革开放的自由观念，导致他对“四项基本原则”也以某种自由化的态度来对待。不过，赵的施政理念，其实是很自然的。改革开放以市场化为导向，实际意味着自由化，而市场自由竞争的观念延伸开来，政治竞争在现代社会被视为理所当然，“打天下坐天下”、执政地位经暴力革命即一劳永逸，已是过时而陈旧的观念。这样一来，“四项原则”看似强硬，但是，政治越开明，它们就越是无足轻重。
而邓要求“两手都要硬”，经济自由化要与政治专政相结合，这当然是极其困难的事情。结果，接连葬送了两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和平时期，这很有些不同寻常。
经济上的自由，政治上的民主，步步向中共逼来。它有抵抗也有妥协，付出的代价可谓惨痛，只是，它有它的坚持，妥协让步乃至改变的空间，就极其狭小。
其实，自“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经济“自由化”就如影随形，农村中有土地承包，工厂里有利润刺激的所谓“物质原则”。“社会主义”与“自由化”之间难以平衡。毛泽东坚持以“社会主义”压倒“自由化”，而到了邓小平成为“核心”的时候，他不能不退而求其次，要求“两手都要硬”。在“自由化”逐渐占据上风之际，要阻断自由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而这样的做法，又只能是为抵制市场化改革开辟道路。
“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后不久，即通过八二宪法，将城市土地规定为国有土地，这成为改革国有体制的严重障碍。可以说，这是“两手都要硬”的最初实践，波澜不惊，顺利过关。然后，具体实践中则出现一次次的波澜起伏，终于，改革停滞、官倒横行，引起民间反弹，酿成1989年春夏之交的大冲突。
“六四”镇压后，“两手都硬”一度成为主导，清算“自由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退去，结果是倒过来的“一手硬一手软”，“万马齐喑”。邓小平眼看不妙，不得不拼老命屡次南下为市场化造舆论，才迫使保守派退却，中共正式确立了市场体制的改革方向。
那么，实践看来是证明，经济自由化与政治专政相结合，实际上根本不可能。
但是，中共就是要挑战实践证明了的不可能。
它接受了市场经济，同时，维持着它的一党专政，这样硬性结合，两边都有很大变化。中共这边，借口市场化，对就业与医疗保障等社会主义因素形同放弃，对马克思学说，更进一步地束之高阁，不再理会，专心致志地以权力与资本交易，从市场化中牟取利益。市场那边，国有经济大幅度调整其布局，同时，仍然依恃财政力量投资扩张，在“国退民进”之际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于是，在国有经济力不能及的地方就任意开放，政府也无意在那里维持市场规则，市场化在行政控制、垄断下无序发展。
在这种状态下，表面上“发展是硬道理”，实则经济增长成为发展的唯一内容，于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再现资本原始积累的疯狂过程。在中共控制下，经济自由进入一种极其扭曲的状态，其特点是，市场力量支持的“国退民进”，掩盖着“国进民退”潜流，一旦市场化受挫，后者即涌为滔天巨浪，而且顺应着全球化趋势，向国际市场蔓延。
其中的主旋律，是权力通过与资本的交易而丰满、而膨胀，由此，酿成政治专政的极权化发展。自然，这样的发展不能不表现为普遍化的腐败，同时，也还有一大硕果，即所谓“计划政治”。
“文革”的基本问题，集中体现为“接班人”问题，而在打倒了两任接班人刘少奇、林彪之后，仓促选定为华国锋，问题本身依然存在。
毛泽东逝世，“文革”失败，中共痛定思痛，达成了反对“终身制”的共识。邓小平态度坚定，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要改变这些制度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看上去都很不错，然而，不开放政治竞争，这些就只能是大话空话，而其实践，则只能是对“终身制”做些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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