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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温家宝总理最近在深圳的政改讲话，引起强烈反弹。由于八九以后中共领导人对政改一向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炼，所以民间对温家宝最近的政改言说普遍持怀疑态度，批评之声日益水涨船高。支持者则日渐减少，而且越发暴露出他们孔雀羽毛之下的真实：仅仅是因为屁股决定了他们的立场。
异床同梦的政治意义，远没有同床异梦的大。有个美女对你说，我深爱你，但是不能嫁给你，这就无法形成婚姻。政治并不是爱情，而是婚姻。它是如此现实，而在乎现实利益的增与减。因此一个深爱民主，但不会嫁给民主的温家宝，仅仅是一个民主牌。等到温家宝嫁了，再成为民主派吧。首先你要明白“我们是谁”，体制内改良派是不是我们，是依靠其政改行动来认同。当专政的基础，已经通过改革，移植到改革乃至政改希望的骗局基础上，这时候没有行动空喊政改，就是传播政改希望，巩固专政，是为帮凶行径。
“我们”需要重新界定。随着对政改可能性的绝望，体制外的“体制内人”，没有自己当作外人的那批人，和纯粹把自己当外人的，逐渐成为水火不容之势，就像晚清的革命派与改良派。如何界定“我们”，取决于如何在专政者与反对者之间，做敌我之分，最大程度削弱对方，最大程度统战我方。正如卡尔. 施密特所说，敌我之分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找立场，来寻找“我们”。敌我之分，并未排除现在的或者将来的合作与容纳。只有将来大规模消灭中共党员的传说成为现实，或者成为潜在的可能性，如何为容共辩护，或者作为一种预留、铺垫的道德政治立场，在当下才紧迫。不具备这个条件，为容共辩护，是具体时空谬误。只有将敌我之分误解当作“道德立场”，而看不到仅仅是政治立场，才会和“容共”冲突，道德立场才会和道德立场打架冲突。
发出政改呼吁的温家宝是弱势群体么，在体制内他是。只有把自己当作“内人”，才会深切地感受到需要为温家宝说话，改变弱势地位。这种“内人”，正如米齐尼克所批评的，具有暧昧性，一方面促进民主，一方面可能以自己的身位阻挡。“内人”以杜导正为例，他在坚持党的领导，然后其次再求政改，可是坚持党的领导，就排斥了后者，促退了民主化进程。
为什么只看到自己促进的美好意图，而看不到自己可能阻挡的不良结果呢。这是意图伦理。意图伦理无法体验到：以反抗和异议来延续帮助专制的危险性。在基督教的传统中，耶稣对反抗罗马的首要要求，就是“提灯自照”。
对温家宝冠以“影帝”称谓，给予冷嘲热讽，更能增加心理压力，施加更大的历史压力。温之所以如此呼吁政改，也是历史压力的结果。如果一味赞美，只会让他沾沾自喜，以为民间支持赞美，就可以增加其行动的概率，那是脑袋有问题。
温家宝心中是否倾向民主，嘴巴上是否呼吁政改，并不能被认同为“我们的人”。 内心的道德立场，不能作为认定温家宝是“我们”的依据，而只有外在行为。当然必须承认温家宝的公开表态，就像网络意见领袖，是一种政治行动，一种以言论方式进行的行动。它超越了私人性，然而没超出良心立场的范围。那么这样的说真话，具有暧昧性，只要当行动的渴望成为首要性，那么这种言论政治，又后退归入“私人性”。也就是说在体制内的良心推动，不具有公共性。就政治空间和政治而言，官方已被排除出去。就像黑社会，再为强大，没有政治正当性。如此不仅官方左的一方面，更包括官方右的，改革的一方面。正如我在《后改革派如何看温家宝》中所说的，九鼎在野，官方如何占据无数舞台，镁光灯，不过是今天的情欲，过眼烟云。通过改革三十年的言性论行动，完成“九鼎在野”的转移，远远不够，并不等于胜利在望，“历史就终结了”，更需要大量的行动来实现。
我们不能用道德立场来划分敌我，而必须用外在的政治立场来划分敌我。划分敌我是为了找到“我们”，并不是将来的专政内容。温家宝内心支持民主，但是行为上没有。既然如此，哪还有什么意义，政治讲的是赤裸裸的利益，而不是内心的道德立场，胡耀邦和温家宝内心赞同什么。并不关键。历史证明，往往能推动民主化的，内心深处可能是民主化的敌人，例如野心家。
文革后期有“人民文革”兴起，改革后期也是有“人民改革”之洪流。把民间的行动，例如建设公民社会和维权运动，当作政改的推动力，这就是“人民改革”。这样的洪流中，民间、“我们”等同于政改，可是这是八十年代和四五一代未经反思和具体社会政治经验检验的迷思。每一代人都从自己的肉身经验出发，来界定“我们”。可在我看来，民间、“我们”等于革命及其准备，建设公民社会和维权运动自己就是目的，如果会起副作用的，那么就是为革命立法，为革命做准备。四五一代肉身经验的特殊性，已经在改革三十年中耗尽其能量，不再与整体利益一致。而我们年轻一代的相反，处于上升崛起中，就像资产阶级的崛起阶段一样，肉身经验的特殊性与普遍利益一致。
主流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总有阻挡历史进程的惯性。也只剩下学院内新左派，还最坚定地自带干粮唱颂歌。他们之外，环遍周边都在沮丧绝望中，包括最高层和高级干部。现在就剩下改革派，对自己的体制内生活，有意义感。以及体制外的“体制内人”，不把自己当作外人的，觉得改革还有希望。实际上，经过精神分析，他们的改革有希望，本质上是进入体制和参与分赃有希望。以这种希望来对改革希望进行鹊巢鸠占，从来维持了信心。
即使用转型这个词，覆盖改良与革命，但是党的领导与政改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何都是最突出的。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与政改之间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让人自杀就是敌我之分。第二，在这种坚持党的领导与政改之间暧昧当中，民主派选择性失明，只看到了政改。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现有的改良框架，可以设想一种在坚持党领导之外的政改么？建设公民和维权运动，当用来帮助改良，也没有排除坚持党领导之下的政改，还有真正以建设公民和维权运动为目的，也仅仅是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等待未来政治条件成熟，看是否有转机。
体制内的改良空间，并不是民间，而是官方的附庸，至少具有两面性，起着暧昧和不确定性的作用，时好时坏。在体制内的生存，包括对其反抗和异议，都有着原罪。光凭着内心的道德立场，并不能救赎，或者洗清自己的原罪。他们，例如搞“二头真”的那一些老家伙好像觉得，只要内心或者在言论上，只要站在改良一边，站在历史进程一边，然后互相找到组织，凝聚成共同体，就“伟光正”了，解除了良心上的焦虑（后改革要让改革派良心不安）。所以他们的，并不是政治行动，而是良心安慰术，一种政治信仰中忏悔和回归，也就是这种宗教性的，而不是政治的。民间并不是体制内的改良空间的延展，而且其特性并不能够由体制内的改良来塑造，他有着自己的品行，甚至极权主义国家都只能吞并，但无法彻底改造它。
以行动为首要的政治立场，并不是要把体制内改良派从公共空间中排除出去，而是将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来面目暴露出来，让其从神坛上走下来，而让真正的有生力量走上神坛。如此是要求把政治立场建立在自己双脚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改良空间的不确定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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