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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者孙立平在几年前就指出，中国社会正加速溃败。一些看到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人，对此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一个社会只要看上去“繁荣”就没有问题，其实这正是大问题之所在。对一个健康社会的评价指标，如果只拿畸形经济发展的表面繁荣来衡量，没有正义和公平，其偏颇和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令整个社会深感不安的是，这个社会早已没有能让大多数民众认可的、最大公约数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在疆土上、在表面的政治结构上，这是一个统一的社会和国家，但其实从骨子里看，这是个人们互不信任、人心分裂、价值观不堪收拾的碎片化时代。请大家温习下面两人的对话：明末首辅王锡爵面对明末人心分裂的危局，困惑地向当时供职吏部的大学者顾宪成问道：“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反之。”顾宪成非常直截了当地答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众位看看，明末与当今到底有何不同？
有人会说，当今与明末完全相同。不对，这话不准确。当今之坏更甚于明末，为什么呢？明末不管怎么样，不鼓励家人互相攻讦，还以亲亲相隐来处理亲人之间与国家的关系。但四九年后的中国，彻底破坏了这一切。换言之，明末民众与官方的对立是有目共睹的，但民众与民众之间，家人与家人之间，尚未价值分裂到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更进一步地说，明末一家人的价值观、对社会的基本认识，不会像今天这般分裂对立。虽然官方要民众为了向组织交心，不惜夫妻反目、父子攻讦、兄弟阋墙的做法，在如今无法完全实施了。但这种高压下将个人孤立和原子化的做法，依旧是民众挥之难去的阴影。这就是为什么一旦警察（国保、国安等）给家人打电话，告知其亲人，正在做“违法之事”时，家人的反对非常激烈、恐惧不安的原因。
几十年的高压与恐惧，使得亲人们都已经变得麻木胆小，只求灾祸不要降临我。即便降临了他，他也期望自己能够承受，不到万不得已，既不维权也不反对。更要命的是，官方通过制造人为的信息不对称，将所有的人打造成接受不同信息渠道的人，成功地在价值观上分裂了大家，这一点在亲人之间也未能幸免，这是比明末更糟糕的地方。在这种糟糕的境况下，加上官方对你自身的打压、骚扰、威胁，会使得异见者心烦意乱，如再碰上至亲不理解，就很容易将怒气发泄在他们身上，更进一步加深亲人之间的“敌对”状态。如是循环往复，必然使异见者意难平、心绪不宁，随着与亲人裂隙的扩大，恶言相向，仳离析产，终至让有司达到你家破人亡的地步。你纵有革命意志，恐怕理智将退出你的审视域场，更何能智慧地处理人事，这就是有司成功地毁掉一个观念和行动的前驱者的基本路径。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要处理好与亲人朋友之间的关系，确非易事，因此我们才会看到许多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正遭受被有司离间而家破人亡的痛心事实。
批评社会不公、行动上的维权者，特别是所做之事，只关涉公共利益的异见人士，一般说来，道德感甚至道德优越感都比较强，易于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其实这样的做法，往往是亲友分裂和互相指责的开始。以我个人的经验，我没被有司骚扰前，有往来的朋友，之后往来稀少者或者不往来者，也是有的。但我并不就此与他们决裂，更不恶言相向，我认为这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因此悲伤的必要，这并不超出我对人性的基本判断。我的做法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做自己认可之事，并不强迫别人认可及参与，就像我曾写过的一篇文章一样：从改变自己开始。我要过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把批评社会不公，视为自己所尽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自我修炼之事，这是我漫长人生的一部分，我并不以此自傲，更不强求亲朋好友的支持和认同。要言之，即便是在一个糟糕且黑暗的时代，只要你自己改变了，你的部分世界就改变了。直白地说，改变你自己，坚定、韧性、宽谅、平和地去面对亲友对自己的不公，这样你的生活圈子就会好很多。当我们遭遇不理解时，改变自己虽然困难，但总比改变世界要容易得多。改变世界的豪情，应该更多落实到改变自己的点滴努力之中，庶几能免更多的日常困扰。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即令是中国民主自由了，人们的观念也会互相撞击，更不会搞思想上的大一统。也就是说，我们得有互为异见者的心理准备。在一个价值倒错、信息渠道不畅、价值观分裂的时代，互为异见者就更是常事一桩。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和民主社会的互为异见者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你要包容他人，互为异见者，但有人不准备包容你，特别是官方。这样我们怎么办呢？我的看法是，如此困境将是长期存在的。我的做法是，尽最大努力批判政府和制度，和个体打交道时，因人而异，尽量不把对方妖魔化，更不侮辱其人格。诚然，当他侮辱你人格时，你也应该让他知道这样无济于事的道理。你随时应该告知他，其职务行为也是应有边界的，你可以而且应该将你的枪口抬高一寸，这对大家都好，并告知其不应结私人梁子。结私人梁子为公家的事背书，得不偿失的道理，你应该尽量让他知道。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事，应该少做，这才符合一个理性经济人的选择，而不被虚幻的官家正义所困扰。
在不自由的时代要做一个异见者，本身就是难事，何况还要互为异见者呢？但你既然要做一个异见者，那么你就应该知道你被他人批评、反对，甚至辱骂也是必不可少的。你如果不能忍受一些不理智的批评、反对乃至辱骂，那么你就落入他们丧失理智的圈套。大家都不讲规则的话，你一定赢不了比你更不讲规则、更没有底线的他。而且更加糟糕的是，赢不了不说，连和平相处的机会也丧失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异见者处理自己与家人的关系，也陷入非此即彼、敌我对立的二元思维中，因为总是认为自己所做之事对到不容置疑，就容易在道德气焰上逼人，同时也固执地听不进一些本来有可采纳之处的意见。随时准备修改自己的错误，虽然不容易，但你内心随时要自我提醒，不仅对自己的亲人要如此，哪怕是面对有司这样胡搅蛮缠的家伙，也应该如此想想。
我不是道德高标，是个缺点多多的人，从来也没想过做道德完人，也不是说我在对待亲人利益和社会批评之间的冲突上做得多么好。我说出以上这些话，来与同为异见者（互为异见者）的朋友共勉，这并不是我在这方面就做得多么好，值得来教训大家，只是说出来让大家分享我的一得之愚。我的浅见是，如果你想为社会公正做得更多，你就应该给家人做同样多或者是更多，而不是内外有别到于外面的公正做得很多，而对自己的家人关心得不够或者很少，这本身就颠倒了人性中的自利本性。不要被大公无私所困扰，先私而后公看上去不够高尚，并且不具备在道德上的煽惑激情，但这个秩序却包含着天然的人事稳定准则，我们不能丢掉这样的常识。在内外不能兼顾，在家人和社会公正有所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尽最大限度地协调这层关系，最大限度减少给亲友的困扰，这应该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驼鸟式的回避，只能积累问题，无助于双方的融洽。
下面将我昨天与人在推特上与此有关的推文转于下，以便大家能结合起来做一个整体观察：
1：兄弟而途人之，以及职业革命家那套不顾亲人死活的高蹈大义，我认为不甚可取。其实与家人在意见不相同的情况下，友好相处并取得他们的支持，是异见者行走于世重要的第一课。虽然艰难，却是我们不能回避的
2：做事以自己的能量为限，做到问心无愧，不逾此律，必能持久而有寸进。做事时，并不是比赛谁更勇敢，而是谁更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于社会稍有助益即可。至于家人，我们应该常怀愧疚之心去爱他们，但并不需要放弃自己的理想。
3：中国的民主自由必然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当然需要有领跑者，但你作为一个跟随者壮大民主自由的队伍，就是为自己为国家做了一份贡献。有时不能与家人友好相处，是我们太峻急地要实现民主自由的心情有关
4：我从不主动向家人灌输自己的观点，更不需要他们遵从我的意见。当他们问我对某事看法时，我会坦诚以告，并准备接受他们的反驳，求同存异。在生活中尽量做到民主自由，特别是消极自由，可能比一味地向他们诉说某种理念更重要
5：我们应该想想，如果我们跟至爱亲朋，都因观念之别，而无法友好相处的话，我们怎么与陌生且观念、利益相左的人相处呢？民主自由的精义肯定不只赞同某事，大家可能时常互为异见者。互为异见者，没有包纳的情怀，于大家都有害。
6：在这个被官方愚弄而价值倒错的时代，不只是你与至爱亲朋可能在观念、利益上分裂，社会各群体之间的互不理解，随处可见。别的不说，翻墙者与墙内人群都因信息来源及渠道不一而分歧多有，但互相歧视不解决问题。
7：乌有之乡的网友也可以成为朋友，这是我的亲身经历。该网友比较有爱心，是做义工时我们认识的，他亦曾帮助过我。由于互相尊重，时常的争论也不会失和气。我与体制内一些朋友之往来，率多类此。
2010年9月8日9：29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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