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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瞒和骗的文化，两岸外交亦是如此。由于两岸互相不承认各自政府的合法性，所以政府高官在访问对方时，往往会掩耳盗铃地打上其他名号。比如，中共文化部长蔡武访问台湾，便以“中华文化联谊会名誉会长”的名义成行。
蔡武名为文化部长，实为文化杀手，轰轰烈烈的“反三俗运动”，便是他秉承胡锦涛的旨意搞起来的。但是，入乡随俗，在台湾他要表现地相当“有文化”，在行程中特意安排参观台北外双溪的钱穆故居。当他得知钱穆全集将在大陆出版时，表示“这是两岸文化交流的一环，也是一件盛事”。而钱穆遗孀钱胡美琦希望《钱穆全集》能“一字不改”地出版。蔡武却对此含糊其辞。
钱穆的书怎么可能在大陆“一字不改”呢？果然，北京《新京报》报道说，出版此书的九州出版社称，“有些人名地名，以及牵涉到近代史的部分，必须做相应的文字处理”。好一个“必须”，你要过此山，就得留下买路钱，哪个文化人不遭中共之阉割？看来，胡女士远远没有其夫君了解中共反文化的本质。
学者王焱在《史学大家钱穆眼中的毛泽东》一文中提及一段有趣的往事：一九四九年，共军渡江之后，钱穆的族叔钱基成劝其留下来。钱穆反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的手笔，辞气颇为严厉。钱穆从中读出了毛的“山大王气”，知道赤色中国不会有自己的容身之地，便转赴香港。在香港，钱穆创立新亚书院，绛帐春风，桃李满天下；之后，又赴台湾，受蒋介石的礼遇，晚年著述颇丰。
这一次，蔡武也鹦鹉学舌地赞誉钱穆是“国学大师”，却完全不符合毛主席对钱穆的评价。文化部长真该好好学习一下毛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文章中点了钱穆的名：“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对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而钱穆一生反共的立场都不曾动摇，尽管我不认同其中国文化本位的观点，但我对其反共的立场深表钦佩。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钱穆发表《历史真理与杀人事业》一文，痛斥“毛泽东清算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难道中国历史和中国人便不会清算毛泽东？……好杀人、敢杀人、多杀人，决非历史真理。若果杀人成为历史真理，世界将不会有人类，人类将不会有历史。”一九六九年，钱穆亲赴金门，对军官发表演讲，他说：“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愈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愈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我们大陆同胞正是受尽苦难，然而最后总会苦尽甘来的。”
这样的文字能在大陆公开出版吗？大陆同胞还没有熬到苦尽甘来的时刻，所以钱穆的全集只能变成“残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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