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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进来拜读了老金的新作，才知道钱文军先生对我的《文明真空》有所批评，老金还让我回答涉及他和我的几个问题。我可没这雅兴。我过去与钱先生交流过，发现彼此很难沟通，可以说没有什么交集，各说各话，那又何必？当然，他有的史论令我获益匪浅，例如《红军长征过广西》我就在旧作中引用过。不过，能沟通的似乎也就只在这方面而已。
何况钱先生说的一点不错，我这人确实是随心所欲写文章，信口开河，很随意。除了史论言必有据外，但凡其他话题的议论文字，一律是思而不学，说的绝对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我的特点在于思而不学，这话已经反复说过了。这在有的人看来是长处，前两天在网上看见，有人向国内读者推荐我，说了许多谬赞的话，有句话很有趣，说我是个巨大的逻辑机，确实也是这么回事。我引以为傲的，不是知识的丰厚度，而是“还原论的直线思维”能力。但不少人也认为这是短处。这种事本是见仁见智，很难统一，也不该统一。
就拿那《文明真空》来说吧，那上面关于“文明”的定义，如同我在其他文字中作出的其他概念的定义一般，都是我根据自己的理解，遵循中学时代看的逻辑教科书给出的范式作出的（用那范式来衡量，钱先生作的定义的确有点儿戏——定义不能用否定的形式给出［如 “不是野蛮”］，也不能引入无关概念、循环概念或是比要定义的概念外延更窄的概念［例如“进步”乃是一个比较概念，与“文明”不同］。当然我也没看钱先生的原文，只是看了老金的转述。若有失真，在此道歉），从来没去查对过什么书籍资料。在这点上，我与老金可完全是两回事。他是道地的写科研综述的架势（只是他行文极度诙谐风趣，一般人察觉不到罢了），我可没那兴趣──本身上网写文字完全是自娱，还去伤那脑筋又何苦？所以他为那“文明”定义，居然去查《百度百科》，让我忍俊不禁──那上面的“标准定义”与我的不一样又如何？只要我自己觉得逻辑自洽，那定义对于我就是成立的，哪怕是与黑格尔说的相反我也毫不在乎。
我这特点，土土早就看出来了。记得他说，谁说老芦博学？他的长处不在于博学。light还愤愤地跟他争论了半天，其实土土说的一点不错，我非常无知，整个是思而不学。
例如老金正在谈的孔孟之道吧，我的一点底子完全是文革初期看的国学典籍，以后几十年从未动过，更未看过其他人的论说（当时不可能看到，后来则对这种原始粗陋文化彻底丧失了兴趣）。因此，老金介绍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的说道，我一点都不知道，就连牟宗三是谁，说来惭愧，我都丝毫不知。后来谈起孔教来，乃是市井青皮大儒东海一枭卖三鹿奶粉引出来的。为了拨乱反正，我去网上把当年看过的那几部国学原典调了出来，现蒸热卖，一边看一边写，每天发一续，写出《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及其流弊》，没想到居然还跟前人所说颇有暗合之处。例如谭嗣同对荀子的诋毁，我过去一点都不知道，看了老金的文字才发现，原来 “外孔内荀”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只是谭嗣同是简单否定，而我则认为，如果没有荀子那工艺学家，则孔孟之道根本不可能变成可操作的政治技术。倘若此，则“至圣”、“亚圣”的封号也就不可能出现了。不信请诸位去看看，孔子不论，孟子的说道在国家层面到底有什么可操作内容。
正因为老芦没学问，因此我最怕的就是网友来信要推荐书目。我在此郑重宣称：我谈哲学，谈社会学，谈政治学，谈史学（不是指史论），谈伪经济学，谈文学，谈文化，谈艺术，谈科学，谈中医，都是思而不学，讲的都是我自己思考所得，并没有看过什么大部头。要我推荐书籍，我是断断没那本事的。
因为是随便乱写自娱，所以，我写的文章有两大突出特点：一、轱辘话连轴说，人称“轱轳笛”，重复的话太多。这说来也怪不得我，乃是在网上写作造成的。同一个话题，网人反复提起，我于是重复解释或重复反驳，于是便成了烂唱片，来回播放那主旋律。二、过去为了撑这家背时网站，必须“日产万节”，因此从来是边想边写，从来不会想好了再动笔，更不兴写提纲，而是打开电脑便写，写到五千字左右便贴出去，次日再来接着写，七八年如一日，从此养成了牢不可破的烂习惯。因此，有的长文写得比较凌乱，若是中间停了相当长的时间更是如此。例如《文明真空》就写得很乱。印象中《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也是如此。但有的长文却写得井井有条，例如《是谁杀了宋教仁》与《试解林副统帅仓皇出逃之谜》，都是每天写一段，事前根本没有什么提纲，写完后自觉还浑然一体，有如宿构，连我都暗自称奇。其实《宋》文的思路乃至结论都是在写作中逐渐明朗起来的，写作过程本身也就是思考过程。《林副》在一定程度上也这样。有趣的是，它们的特点恰在于思路非常严谨。
惟其如此，《文明真空》大部分其实也是早就说过的轱辘话，只是我这次集中说了一下而已，可惜说得比较凌乱重复。尽管如此，老芦孤陋寡闻，思而不学，不知道类似的话是否有人说过，自以为是发人未发，其主旨是：
1）文明分为隐性与显性两种，隐性文明的生存力更强盛，更顽固，构成了所谓“文明冲突”的主体。
2）一种社会制度必须与其隐性文明相匹配。若是不匹配，则社会必然出现动乱，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含俄国）动荡不止的基本原因。
3）相对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在美学与功利意义上都是一种劣等文明。在美学意义上，它太过于粗陋原始简单；在功利意义上，它的基本假设无法与西方文明的基本假设和平竞争，后者因更符合人类天性，在涌入中国后引起本土文明自我崩溃。
4）近代中国的剧变，是因为鬼子的两个基本假设入侵中国引发的。第一个是“人生而平等”使得孔教规定的身份等级制度难乎为继。第二个是“人欲即天理”使得传统社会歌颂禁欲主义，以牺牲物质享受、冻结社会进步换取安定团结的作法再不可行。
5）这两个基本认定对国人的号召力并不一样。“人生而平等”需要有足够智力才能理解真谛，因此它只能在一个愚昧民族中制造社会动荡，反复引出 “等贵贱，均贫富”的传统平均主义思潮，为毛泽东百倍强化，却至今不能让国人真正认同这“普世价值观”，遑论认识到这所谓“平等”乃是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平等的是权利而不是收入，是机会而非结果，是形式而非实质，而此乃人类唯一可以实现的平等。但“人欲即天理”则对所有的人都有强大吸引力，由此引出了今日的经济奇迹。
简言之，西方的“精神文明”对国人没有什么吸引力，真正吸引国人的，是人家的“物质文明”。当中国的“物质文明”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后，西方生活方式便对国人失去了吸引力，如今轮到咱们看不起歐美穷酸了。
6）由此导致政改缺乏原动力。俄国民主化引出来的帝国崩解，更使得识字分子视民主为蛇蝎。
7）中国的两难是，若不学习人家的“精神文明”，引入民主制度，则社会始终缺乏自稳软件，永远是潜在的危邦乱邦；若是引入民主制度，则只会引出南斯拉夫式“民主种族灭绝”。上面已经说过了，一种外来社会制度要能工作，它的基本原则必须与本土隐性文明相一致，否则必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8）即使中国能成功引入西方“精神文明”，采用美国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也必然难乎为继。这其实是全球的共同问题，但对中国那种资源小国、人口超级大国来说，这隐忧就更严重。
这幅前景图当然很阴暗，不用说我也知道，为此我没少挨人骂。老金说：
“说到这儿顺便提醒一下老芦，您老这个‘人民公敌’算是当定了，老中青左中右都让你给得罪的差不多了。主 要是您老说了一些客观存在，但他人看不到或者不敢说、不能说、说不透的东西，不管说的对不对，有些话只要说破就要招人骂、惹人恨。不过这也不错，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尽可以像伟大领袖学习，一旦得罪人就要得罪到底的（林彪语）。既然没有阵营，也就不用担心本阵营战友的感受和反应，更不用提防来自自己 同志的冷枪和暗箭，索性一切不管，爱咋咋的。以后的日子可以无所顾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倒也痛快。从这点上看，真是羡煞人也！”
你今日才知道我是人民公敌啊？2000年初，我大骂中共，反对打台湾，写出了《丑陋的大陆人》系列，被爱党人士打为“美日特务”。半年后，我大骂方励之和89学领，初次当上了共特。2002年，我发动“扫荡伪民运”，正式当上了共特。2003年，我疯狂反对英美入侵伊拉克，成了所有美国爱国贼的眼中钉。前些天有位朋友跟我说：“你这《百年蠢动》一出，这大汉奸可是当定了。”我笑笑，心里想：你才知道啊？我早就自绝于人民了。
这其实不是什么“虱子多了不痒”，而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壁立千仞，无欲不刚”（过了更年期，家穷买不起伟哥，刚不起来哦），无产阶级只能失去自身的锁链。我上网写作完全是自娱，既不图名，又不图利，不说实话，那还上网干嘛？那天在网上看到篇文章《芦笛，一个世界上最聪明，但什么也不是的人》，我心想，这话说得真对：正因为我什么都不是，谁都不知道我，我才敢聪明啊！
当然我也知道，我咎由自取，人家骂也是应该的。我干的事，比拆毁万花筒更可恶，直接就是摧毁了人家的希望，人家能不恼么？刚才去邮箱看信，见一位网友愤然来信，说我“社会制度必须与隐性文明匹配”说是井蛙的直线思维。据他说，我只能看见井筒大的那点天，是因为我党把井口把住了。对他的愤懑，我至为同情，我也不愿意做井蛙，更盼望自己的思维能够如女人一般，具有曲线美。无奈的是民国和俄罗斯的实验结果摆在那里。那并不是我捏造出来的，我不过是试图为那些事实提供一个理论解释罢了。
而且，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去改造那烂污隐性文明，盖这儿存在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若不用毛式暴力革命彻底砸烂国家机器，毛共革命建立起来的官僚社会是不可能靠和平演变改造的，苏联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在一个官僚社会里绝无可能实现西式平等，也无可能动用国家宣传机器去普及公民常识，培养公民觉悟，从而逐渐冲洗去烂污价值观，改造烂污民族性格。暴力革命虽可能推翻既有官僚社会（当然只是在理论上说说，现实中无可能），但它必将再度创造出一个强势的官僚集团来，使得隐性文明更加烂污（如果还有可能更烂污的话，窃以为已经到了饱和度了）。
须知中国原有的隐性文明并没有现在这般烂污，之所以如此烂污，完全是过往不断革命造成的。只要看看过来人的回忆录，您立刻就会发现，辛亥革命后立即出现的醒目的变化，便是国民道德水平出现了一个突兀的跌落，以致梁漱溟他爹为此绝望到去自杀。王国维又何尝不是为此？李宗仁也在回忆录中说，那些青年革命家在革命前朝气勃勃，在革命成功后立即堕落到比原来的官僚们还不如。他没有足够的智力解释这普遍现象，其实这不过是阿克顿定律的表现罢了：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绝对使人腐败，而革命乃是最有效的集权途径。要革命就得集权，集权程度与革命成功率成正相关，这就是列宁那伟大的革命工艺学家发现的工艺学原理。因此，它是制造官僚阶级最高效的手段。
可叹的是，许多国人至今认识不到这简单道理。说到底，中国人最突出的特点，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因此专干缘木求鱼的事。我已经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宏伟壮丽的南辕北辙》中讲过这点了：传统中国历来不是什么西式阶级社会，而是官僚社会，它最主要的特点，是社会的统治等级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按政治权力分配社会财富，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经济基础无关，不符合马克思的“阶级定义”，在西方没有等价物，是一个自我支持、自我代表的集团，而中国过往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就是用层出不穷的革命，造出一个比一个更强大，一个比一个更无从撼动的官僚体系来，到毛共时代便造出了官僚集团的珠穆朗玛峰，使得它再也不可能被推翻、被砸烂或是被和平改造了。
指责中华民族愚蠢，更是自绝于全民族，不过这话我早就说过了，再说一遍也无妨：我认为，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特点，是它专干伤害自己的蠢事，简直蠢到令人无从设想。前些天在网上看见有人批我的《中国人会思维么》，骂道：中国人的谋略全世界第一，芦笛还敢说中国人不会逻辑思维！我心想，NND，中国人谋略全世界倒数第一，去看看拙作《百年蠢动》就够了，从1840年到1900年，从林则徐开始，以拳匪为高峰，朝野就干了一件事──自杀。孙中山则把这蠢动推到最高最活的顶峰。敢问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在列强环伺、日俄三次密约瓜分中国之际，会有政治家号召“以革命止瓜分”，以制造内乱造成国家解体，从而彻底解除国防能力，几乎招来亡国大祸，而这种白痴居然能变成万民拥戴的国父？
写到这儿回头看看，这文章也成“天一句地一句的派对聊天录音”了。这里顺便提醒老金，我这定谳，说的可不光是《论语》。本来，孔子是著名的“述而不作”，《论语》不过是门人记录下来的他的零星指示，当然不可能是系统的。我说的是，除去《荀子》与《韩非子》之外的所有国学经典，包括《老子》、《庄子》、《孟子》在内，统统都是散乱重复、毫无系统、天一句地一句的派对聊天录音稿。在西学东渐前，中国人从未学会西式教科书的写作方法，从不知道必须将思路组织得井井有条，再井然有序地叙述出来。唯一的例外只是荀子师徒两只白乌鸦，此所以我要说荀子是中国古代绝无仅有的天才。然而就连他俩写的书也没有完全系统化，同一话题仍可出现在不同章节。另外，“化性起伪”是荀子而非孟子的主张，你那儿出了笔误，在介绍荀子和孟子时都用了此话。其实“化性起伪”就是“礼教”的整个操作原则，也是毛泽东“思想改造”的来源。这儿的“性”就是人的生物性，而“伪”就是人工培养出来的社会性。那“伪”是“人为”的意思，可笑的是，杨倞竟然注解为：“言圣人能变化本性，而兴起矫伪也。”矫什么鸟“伪”！
顺便说一下“县衙”的事儿，窃以为，就算那内乡县衙是真货，那也不过是一只白乌鸦，鬼子早说了，“一只燕子不成夏”。我在国内去过的地方也不算太少，每去一地，必要走访当地所有的国家级和省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从未去过县衙。只有一个县衙与故宫南北对应，这本身就是奇观。其实传统社会乃是向心型结构，建筑的规模都严格按照权力等级制度规定。这就是“礼教”的核心内容。
睡意如潮，要去睡觉了。起来后再接着谈那烂污隐性文明吧。不止一个网友来信问起，尽管我不知道答案，但不做个交代似乎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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