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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及历届中办主任的荣辱升黜
余杰
中共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是直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中央办公厅的职能范围，往往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政治局的情况而变化，主要负责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秘书、后勤等工作，理论上没有直接参与党和政府高层事务的职权。但由于办公厅历来直接负责包括领导人医疗、保安、通信、档案等日常事务的组织，其实际影响力往往远远超过其名义上的范围。
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称中央办公厅主任，虽然名义上只掌管秘书后勤等非政治性工作，实际上政治人物在出任此要职之后，由于近距离接触最高领导人并掌握一系列政党国家机要，不但是最高领导人的亲信，而且往往之后被提升到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步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是，“伴君如伴虎”，这一职位堪称“高处不胜寒”，非有超凡的政治权谋及平衡能力，不足以应付此职位面临的种种挑战。一般而言，担任过此职务，锋芒会被磨平，人性会受戕害，此职位上很难诞生有魄力和远见的改革家。
表面上看，由中办主任升迁到最高职务——国家主席的，是杨尚昆。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是中共政坛的“常青树”，文革结束后复出，继续掌握实权。一九八八年，升任国家主席，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杨尚昆并非政治局常委，在元老中的影响力亦次于邓小平、陈云。所以，真正由中办主任跃升最高职位的，是现任国务院总理、中国第二号人物温家宝。温家宝在一九八六年年四月至一九九三年三月间任中办主任七年之久，虽然不是任期最长的（从中共建政之后算起，杨尚昆任此职长达十六年，汪东兴任此职长达十三年，王刚任此职长达八年，都比温家宝的任期长），但温家宝是唯一一位经历了三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的办公厅主任。所以，要了解温家宝为何能够成为当代政坛上的“不倒翁”，进而判断温家宝是否真的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愿，就必须追溯中办这一机构的渊源、性质以及历届中办主任的荣辱成败。
中办的历史与首任中办主任杨尚昆的起起落落
一九四一年前，中共党内没有办公厅这一机构建制。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决定在中央设立秘书一职，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一九二六年，在中共四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中央秘书处，第一任秘书长为王若飞。长征时，中央秘书处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直到一九三五年，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才决定恢复中央秘书处，直接受中央秘书长张文彬的领导，王首道成为秘书处的第一任处长。
一九四一年，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议由杨尚昆接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的职务。杨尚昆为留苏派背景，此前从事共青团和工运方面的工作，此一背景本来难以进入毛共之核心层。但在长征时期，杨出任红三军团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力挺毛泽东执掌军政大权，从此便深受毛之信任。延安时期，杨尚昆除了担任中办主任之外，还兼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外事组副组长、中央警卫司令员、中央副秘书长等要职，辅助周恩来处理日常政务，俨然是毛泽东的一员心腹大将。
一九四九年之后，杨尚昆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等显赫职位。虽然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因为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其权力却较一般的政治局委员要大。文革前夕，杨尚昆因倾向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保守的官僚集团，逐渐失去了毛的信任。毛泽东行事诡秘，对讲话记录一向敏感。而作为中办主任的杨尚昆，又不得不负责记录和传达毛的讲话，因此从五十年代初便开始在毛的住处和专列上安装录音设备。有一次，录音员跟毛的女友开玩笑，说从录音中听到了毛与女友的打情骂俏。毛的女友向毛汇报此事，毛勃然大怒，认为杨尚昆及其背后的刘邓一线官员对自己图谋不轨，遂决定将杨打倒。于是，杨尚昆不由自主地身陷“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成为文革前夕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官员，之后被撤销一切职务，监禁十二年之久。
文革结束之后，杨尚昆获得平反，先是出任广东省委书记，然后重返中枢。八十年代，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一九八八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出现在外交和礼仪的场合。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杨尚昆是元老帮与在一线工作的政治局之间的一道桥梁，虽然他不具有重大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却对各派系都有重大之影响力。杨尚昆精于权术，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下台，他都未被波及。相反，因为见风使舵地支持邓小平“六四”开枪和罢黜赵紫阳的决定，其权力在“六四”之后达致顶峰。杨尚昆利用担任军委秘书长的堂弟杨白冰控制军方，外界传为“杨家将”。杨氏兄弟根本不把新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江泽民放在眼里，擅自拟定军方高官的名单，与江的矛盾激化。结果，老谋深算的杨尚昆被江告了御状，邓小平亦忌惮杨家势力的膨胀，要确保中央“只有一个当家的”的权力结构，终于动手清洗“杨家将”在军界的势力。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被迫退休，失去了所有的权力。
揭露萨斯真相的军医蒋彦永平，在一封呼吁平反“六四”的信件中写道：“一九九八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访问的情况，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一些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301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告诉了他，还把我一九九八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可见，失势的杨尚昆晚年对“六四”屠杀还是有一定的反思的，但他是否对自己的一生、以及中共整个制度的吃人本质有所反省和忏悔，则不得而知。杨尚昆与汪东兴一样，在各自担任中办主任期间，分别见证了毛时代前半期与后半期最隐秘的政治运作，杨尚昆是否留下文字记录，亦有待日后档案的解密。
关于蒋彦永信件中谈及的与杨尚昆的谈话，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公开予以否认，说“六四”期间蒋彦永医生并未为杨尚昆看病，杨尚昆也没有向蒋表达过对“六四”的看法。然而，杨绍明的这一否认根本是不成立的。蒋彦永说他与杨尚昆的会见是在一九九八年，并非“六四”期间，蒋彦永与杨尚昆的见面，相信未来可以找出更多的证人来。杨绍明拼命否认此事实，恰恰表明了高干子弟需要父辈荫蔽、屈从体制的可悲处境。杨尚昆一生不得自由，连他的儿子亦不得自由。可见，做过中办主任的人，“一日为奴，终身为奴”。
历届中办主任的飞升与陨落
中办主任掌握中央决策流程，政治局常委及党内元老日常生活交往及工作动态，以至他们对内政外交重大政策的意见，所以这里既是信息汇总中心，也是信息传递中心，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历届中办主任，在中办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均能获得升迁，但是否仕途顺利、甚至入主中枢，则由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所决定。
一九六五年，杨尚昆在毛泽东那里失宠，被逐出中南海。不久，汪东兴继任中办主任一职。延安时期，汪东兴在康生领导下的社会部工作，后来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等职，是毛泽东的贴身侍从。五十年代，汪东兴曾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副部长，并短暂外放为江西省副省长。一九六八年起，他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等职，一时间权倾朝野。
汪东兴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宛如私人奴仆，而非高级公务员。即便如此，心思缜密的毛，仍然让汪琢磨不透。比如，林彪派系在庐山提出恢复国家主席的职位，并批判张春桥。汪以为这是毛的意思，一开始积极响应。后来发现毛的真实意图，汪这才如丧考妣，跪在毛的面前痛哭流涕，请求宽恕。文革后期，刘邓及林彪等多个派系均被毛打倒，汪东兴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一九七七年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俨然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汪东兴等文革受益者，将自己的命运与华国锋紧紧捆绑在一起，但其资历与资源却不足以与邓小平、陈云等复出的元老相抗衡。等到邓小平扳倒华国锋之后，汪东兴亦不能幸免，成为受到批判的“凡是派”，一九八零年被免除或提请免除所担负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央曾强迫汪东兴交出其私自保存的毛泽东的遗嘱，毛在遗嘱中明确规定由江青担任党主席。汪东兴掌握了毛时代后期的若干核心机密，但在其近期出版的回忆录中，基本上没有披露出什么有价值的史料。
文革结束后，出任中办主任的是姚依林，其任期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姚依林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策划者之一，是中共在北方学运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之后，他长期在国务院的财贸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是中共少有的财经专家之一。在任中办主任期间，姚依林亦兼任新组建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在经济政策方面享有较大的发言权。后来，他升任至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由于深受陈云的影响，姚依林在意识形态上属于保守派，是反对胡、赵改革政策的干将。
姚依林之后的中办主任是胡启立。胡启立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团委书记、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文革期间，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一九七二年，重新从基层干起，先后任中共宁夏自治区西吉县委副书记、固原地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主任。文革后，短暂回共青团系统工作之后，迅速升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七年，刚满四十岁的胡启立即升任中办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
当时，胡启立是海内外舆论普遍看好的政治新星。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是那一届政治局中最年轻的成员，亦是赵紫阳名正言顺的接班人。六四之后，他因同情学生、反对开枪镇压，而被免职，不过其境况好于赵紫阳。九十年代中期，胡启立屈辱地接受了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的职位，而得以复出。后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及政协副主席，二零零三年退休。迄今为止，胡启立不曾对“六四”事件及政治体制改革发表过任何看法。
胡启立之后，于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间短暂担任中办主任的是乔石。乔石早年也是学生运动领袖，后来在上海和浙江的高校及宣传部门工作。六十年代起在外联部工作，一直升任部长。任中办主任后不久，即升任组织部部长、政法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然后继续高升为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乔石顺利经过了“六四”的“考验”，之后转任人大委员长，为仅次于江泽民、李鹏的第三号人物。
乔石之后任中办主任的是王兆国，于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间任此职。王兆国被认为是胡耀邦亲自挑选和培养的接班人，他的年龄与胡温接近，但在当时的地位远远高于胡温。胡耀邦下台之后，王兆国的仕途亦受到重大挫折，被外调为福建省省长。二零零二年，他进入政治局，但已经失去了掌握实权的可能，被安排担任人大第一副委员长和全国总工会主席等闲职，是政治局中的边缘人物。
王兆国之后、曾庆红之前的中办主任就是温家宝，温家宝的情形稍后再谈。接着说曾庆红，出身高干家庭的曾庆红，先后在部队和石油部门工作，一九八四年开始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并成为江泽民言对其听计从的左右手。“六四”之后，江泽民突然黄袍加身，曾庆红亦北上出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九年升任中办主任。在此期间，曾庆红为江泽民巩固和拓展权力，完成“上海帮”在中央的布局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曾庆红迅速升任至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并于二零零七年退休。
曾庆红的继任者为名不见经传的王刚。王刚任中办主任的时间为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七年。王刚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是宣传干事出身，多年来在地方及部委担任秘书，基本上算是一个“职业秘书”。他是一名派系色彩不十分强烈的中办主任，得以在江、胡权力转移的几年间发挥某种过渡作用。待胡锦涛权力巩固，需要由亲信令计划担任此职的时候，王刚则被安慰性地给予政协第一副主席的职位。虽然这个职位也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却远离了权力核心。
现任中办主任为多年跟随胡锦涛的令计划。五十出头的令计划，为山西平陆人，普通干部家庭出身，年轻时曾经下乡种田，当过印刷工人，大学和硕士学历都靠在职进修。早年公职生涯几乎都在共青团度过，因办事勤快稳重而被提拔到北京。在一次人事异动中，成为当时共青团第一副书记胡锦涛的秘书。此后，除了胡锦涛在贵州、西藏时期，令计划都在其身边工作。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之后，令计划更是跟随在鞍前马后。有海外媒体评论说：“令计划对时局有一定看法，能写一手文章，一些相处过的人，也称他待人和善。他的党内威望没有超过前辈，甚至没有传出和他有关的任何政治野心。令计划的影响力，和他的前几任比较，也更回归于制度。”确实，以令计划现在的地位和发展趋势，很难如同其前任温家宝、曾庆红一样，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对政局发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温家宝只是一个平庸的技术官僚
中共的中办主任一职，类似于古代专门为皇帝服务的“尚书省”，因而也被称为是“大内总管”。中办主任的职权相当广泛，除了为最高领导人安排日程、保管档案等秘书工作，还负责全体政治局常委的安全、警卫、保健、保密，承担部份文件起草，为决策搜集重要信息，催办落实中央指示和领导人批示等。负责中共领导人安全警卫的8341部队，也由中央办公厅直接指挥。毛泽东去世之后，当时任中办主任的汪东兴，便利用这一职权，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支持下，亲自率领中央警备团的士兵逮捕江青等四人帮，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快刀斩乱麻地完成了权力转移，甚至扭转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中共独特的政治体制，很难在西方国家找到类似中办主任这样的职位。比如，在美国行政分支中，有白宫幕僚长一职，但其权力远远不如中办主任。而且，白宫幕僚长不是总统的私人奴仆，如果与总统政见发生严重分歧，一般都会选择辞职，获得自由身之后往往著书批评总统的政策，甚至揭露白宫之内幕。总统虽然权力巨大，却也对此无可奈何。此种情形在美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由此可见，白宫幕僚长拿的是纳税人给予的薪水，他宣誓忠诚于国家，却并非总统个人或总统所在政党的雇员。
武侠小说中常常有此细节：“欲练神功，挥刀自宫。”而要当上中办主任，差不多也要“挥刀自宫”。中办主任一职，最大的要求便是忠诚。作为最高统治者，一般都乐于安排自己的心腹出任此职，方能如臂使指，比如毛泽东与汪东兴、江泽民与曾庆红、胡锦涛与令计划之间关系，均是如此。汪东兴虽然一举逮捕四人帮集团，违背了毛生前的意愿，但若毛在世，他绝对不敢对毛有二心。其他一些中办主任，也大都有浓厚的派系色彩，如王兆国是胡耀邦提拨的人、胡启立是赵紫阳提拨的人，所以当胡赵下台之后，两人的仕途均受到沉重打击，未能按照原来的计划成为最高职务的接班人。
另外一些中办主任，如乔石、温家宝、王刚，则没有太强的派系色彩，属于谨小慎微的技术官僚。这类人物的权力根基较浅，尤其需要如履薄冰的心态和审时度势的智慧，在政局发生丕变的时候，才能保证不会站错队。比如，乔石在“六四”期间，一开始态度暧昧，待形势明朗之后，立即向邓小平集团效忠，并加入到谴责有长期共事关系的赵紫阳的行列，终于保全了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地位，并得以转任人大委员长。比如，王刚担任中办主任八年，前期是江泽民当权，王刚的上面是刚刚卸下此职、升任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曾庆红虽然不再担任此职，却对许多事务具有最终之决定权，王刚必须看曾庆红的眼色行事；而后半期则是胡锦涛当权，胡锦涛最信任的是胡办主任、中办副主任令计划，令计划在职务上虽然是王刚的副手，但与胡锦涛的关系远比王刚亲密，所以王刚不得不对令计划“不耻下问”。在此种情形下，王刚能够完成长达八年的任期，殊为不易。
温家宝更是如此，他从一个平民子弟、地质部门的基层技术员，一路升到中办主任的显要位置上，绝非偶然。王刚面对的是江、胡交班的局势，此一过程虽然充满了讨价还价的内斗，但毕竟没有“破局”。而温家宝服务的两届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均非正常卸职，赵紫阳更是由总书记而成为被幽禁至死的“国家的敌人”。其间真是惊涛骇浪，稍有不慎，便被淘汰出局。温家宝对两名曾经朝夕相处的“东家”的遭遇，有何感喟？至今仍然“不足为外人道也”。不过，温家宝能够做到既不受胡耀邦之牵连，又不受赵紫阳之拖累，且得到此前并无直接来往的江泽民之信任，如果不是具有超凡的官场生存术，根本不可能做到以“三朝元老”的身份“更进一步”。
对比王兆国和胡启立的遭遇，便越发可以看出温家宝深味“太极拳”的奥妙，是一个绵里藏针、大智若愚的权术高手。温家宝深知究竟是谁掌握着最高权力，比如八十年代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只是“儿皇帝”，所以他表面上是为胡、赵服务，实际上更是为幕后的邓小平服务。当邓小平决定罢黜赵紫阳之后，赵紫阳命令温家宝通知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温家宝却敢于拒绝赵紫阳的命令，说这个会议不必开了。这一举动，明显有违一个民主国家的高级公务员的职业伦理，却契合了中共权力至上的传统，从而使得温家宝深受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元老派的信赖，“六四”之后官运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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