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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权威，就是超越正式权力的权力。它不需要使用，就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所谓不怒而自威。以这个标准看，中国今天的领袖层严重缺乏权威资源，有权而无威。邓小平没有任何正式职务也可以发动南巡，推动时局，而起后继者就只能靠位置赋予他们的权力来做事情。没有位置，一事无成。威权递减乃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之势，一定要在现代社会中搞威权治理，必然事倍功半，成本高昂。领袖层只能顺应大势，走出威权迷思，发展出某种法定的正式权力。改革之后，在政权技术官僚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领袖层逐渐发展出一套控制官僚们看上去比较科学的，因而也为各方所认可的"法定"权力。不过，即便这种正式权力，也因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被磨损殆尽。
1992年之后，中国领袖层对下级官僚的一个主要控制手段是GDP指标的考核。谁制造的GDP高，谁获得政治奖赏的可能性就越高，谁获得提升的机会就越大。GDP指标不仅符合中国领袖层1992年之后唯经济增长的政治路线，在他们看来，这也是选拔干部惟一科学的定量依据。但中国的官僚集团不愧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职业官僚集团，他们玩起GDP这种现代玩意来，同样是炉火纯青。
在早期，中国官僚还是使用最为传统的数字造假术（这和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地方官员争放"卫星"的情景同工异曲），而到了1990年代末期，中国官僚集团则完全成为世界一流的GDP制造专家。与笨拙的数字造假不同，中国官僚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所制造的GDP完全是真实的，只不过，这种真实经常是以剥夺人民的未来福利为代价的。如果将外部性比如比如环境污染，土地收益流失等考虑进去，中国的所谓"发展"可能是负的。GDP在今天以政绩的形式体现出来了，但其成本却被推到了未来；GDP是真实的，但其福利效果却是负的。如此GDP，当然只能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随着中国内部自主增长能力的逐渐枯竭，中国官僚集团玩弄GDP的能力也逐渐臻于化境。在这个时期，中国官僚集团制造GDP的手段主要是以内部掠夺为特色的。
从1990年代末期起，中国官僚集团将医疗、教育、房地产等公共品强行推入市场交易。由于这些公共品几乎是必需品，所谓"交易"就变成了完全失去了自由选择的强制和掠夺过程。考虑到房地产、教育、医疗等公共品在现代生活消费中所占的极高比例，这些与剥夺无异的市场化可以带动的交易规模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其制造GDP的能力与传统商品就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与环境污染、金融赤字等将外部性未来化不同，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所谓改革是在即期将外部性转嫁给其他人群。极少部分人的福利增加是以剥夺其他人群的福利为代价的。不过，剥夺归剥夺，但是它大大增加了交易，刺激了GDP，中国官僚集团想要的就是这个。这不但可以让他们的政治利益最大化（制造GDP以取悦上峰），也可以通过与外部合谋者的勾结让他们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两个最大化可以如此精妙的融为一体，你就不能不佩服中国官僚集团神奇的学习及适应能力了。他们不愧为一流的假帐高手。可以肯定，中国 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被巧妙偷换为完全属于官僚集团自己的经济增长。到这个时候，中国官僚集团所攫取的，就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红利，而是超经济增长的赃物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观察到，中国官僚集团的剥夺可能正在迅速超越临界状态。顺便说一句，中国官员事实上的任期制度，意外地加剧了这种剥夺。因为每一个新官上任，就要放一把GDP的卫星，就要来一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旧戏码。一个人胃口再大，也总有被喂饱的时候，但如果一批又一批的饿汉上阵，那就肯定要鸡犬不宁了。凡制度都需要配套，在没有民主监督的情况下搞任期制度，自然会搞出画虎类犬的笑话。
毫无疑问，正是上述种种"左手倒右手"的掠夺式交易--一场彻头彻尾的GDP骗局，维持了199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奇迹"的玫瑰颜色。然而，中国领袖层几乎还未来得及享受这场"GDP奇迹"所带来的愉悦，民众就已经变得忍无可忍，纷纷开始以暴易暴了。直到这个时候，中国的老板们才发觉大事不妙，慌忙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口号。中国领袖层一定在疑惑：昨天还在高歌猛进，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危机四伏了呢？老板被经理们糊弄到这个地步，也真是可悲可叹。
当然，中国的新老板并不是阿斗。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官僚体系失控的严重性。2006年年初，中国共产党的现任组织部长贺国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反思道： "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发展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在不少地方的人事任免和干部选拔中，最主要的依据就是GDP增长等硬邦邦的'政绩'，一些地方因此出现了唯GDP增速论干部上下的简单做法。这样造成的不利后果，就是部分地方领导单纯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不顾长远协调发展，对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甚至为了'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致使一些地方GDP增速虽快，但群众却无法分享发展成果，有的地方还因追求畸形发展背上沉重债务。"据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门准备在新一轮党政干部换届时，将使用一套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以约束和控制官僚行为。这一套新的考评体系，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通过引入群众满意度等新指标，尽量防止干部考察中容易出现的失真失实现象"，以矫正1990年代以来唯GDP是从的极端倾向。不过，大致可以预计，这一套新发明，很快就会像共产党无数类似的新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当一个地方官员的命运掌握在他的上级而不是在在地居民手上的时候，地方官员就只可能对他的上级负责，而不可能对在地的民意负责。要求受上级节制官僚对民众负责，当然只能是与虎谋皮。不解决权力来源的问题，就无法保证权力的使用问题。对于官僚集团来说，GDP只不过是权力滥用的一个手段，一个幌子而已。不要GDP，他们还会找到其他的手段，其他的幌子。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广泛流行GDP标准本身，也并非是地方官员发明的，而是中国领袖层自己发明的。地方官员不过是投其所好罢了。纵观1990以后的中国，中国领袖层对GDP速度的偏好一点都不亚于地方官员。GDP速度不仅是官僚的利益所在，更是中国老板们的利益所在。没有GDP的高速增长，中央税收远远超过GDP的线形需求就无法满足，中国最高层的赎买能力就迅速流失；没有GDP的高速增长，失业就会在现在现在的高危基础上迅速蔓延。而这些恰恰是脆弱的中国政治老板们最不能承受的痛苦。除非中国的政治领袖原因承担这种代价，否则，几乎可以打赌，他们将很快回到GDP标准上来。所谓中国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仅仅是某一项或者某几项特殊的经济政策失误所造成的，而是1989年之后岌岌可危的政治合法性对中国经济的一种内在要求。这就是说，不解除政治领袖的合法性焦虑，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只能被锁定在粗放方式上。这是中国领袖层或许还没有察觉但却深刻困扰着他们的又一个两难。在这种两难之中，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实际上已经陷入动辄得咎的境地。而随着矛盾的进一步积累，中国政治领袖们完全可能突然在某一天彻底失去腾挪余地，必须在民众和官僚之中择一而从。留给他们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
非正式的权威和正式的权力既然都无法约束官僚集团，中国的领袖层大概就只能又回头在传统的道德资源中去寻求解决之道了。情况的发展正是如此。人们注意到，在上台后的短短两年多时间中，从"保先教育"到 "八荣八耻"，中国领袖层已经将共产党传统的"整党整风"运动飞快地搞了两遍。形势之急，用心之苦，不在话下。
坐困如此愁城，中国的老板们怎能不眉头紧锁，急火攻心呢？不过，这是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层正在遭遇的是一场无所不在的，与传统派系斗争大相径庭的软抵抗。这种分散的、消耗性的软抵抗根本不需要与领袖们正面冲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他们的意志于无形。面对这样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们纵有铁一般的意志和绝顶之智慧，又能如之奈何（回想一下那位曾经豪情万丈的朱熔基吧，在他离任的时候又是多么的形容憔悴，斗志全消）？胡锦涛可以轻松搞定政治局，但却无法搞定中南海之外的任何地方。套句共产党自己的老话就是，中国领袖层已经陷入了官僚软抵抗的汪洋大海之中。人曰"政不出中南海"，此之谓也。孤独无助之感，莫此为甚。2004年，黑龙江鸡西市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为此，中国总理温家宝连续做了三次批示，但鸡西的地方官员一点都不给温家宝面子，直到温家宝派出国务院调查组，事件才算勉强落幕。在中国，类似鸡西这样的事件又何止成千上万，如果都件件都要勤政爱民的温总理批示甚至派出工作组，温总理办公室的编制恐怕得扩大一万倍才能解决问题。按照同样的标准扩张，中国中央政府的体积可能就会出现反祖现象，庞大得像头远古的恐龙。其人员之多、成本之巨，自不待言。
的确，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非常顺利地继承了最高权力，他们甚至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加顺利。然而，此权力非彼权力，胡锦涛手上的权力已经是在邓小平，江泽民手上不断折旧过的权力。他与邓小平手上的权力、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样是最高权力，但权力本身的效能已经大大降低。在新一代政治领袖自以为还可以对官僚集团令行禁止，吆三呵四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基本上被官僚集团架空，而成为官僚政权的囚徒。
事实证明：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中，中国领袖层既解雇不了官僚经理们（在民主国家这种解雇权是通过定期选举来实现的），也控制不了官僚们。这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经典的委托xx灾难。
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领袖们表现出了越来越技术官僚化的趋势，而到了胡温时代，这种技术官僚的特征则更加突出。技术官僚的优势在于：他们能够在给定的体制约束和给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用最理性的方式提出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而其劣势则在于他们很少有能力打破现有的体制约束条件，创造出更好的体制环境。他们往往可以在现有体制给定的条件下将自己的行政长才发挥到极至，但却根本无力触动现有体制。在这方面，中国前任总理朱熔基以及现任总理温家宝都是杰出的代表人物。然而，以一己之能与体制搏斗，必然是逆水行舟，徒劳无功。正所谓：愁煞人，天不管。总有一天，中国的政治老板们会被他们任命的官僚经理们拖垮，在耗尽最后一丝力气之后猛然不支倒地。
其实，中国的政治老板们原本可以不这么孤独，也完全没有必要如此事必躬亲、劳神费力。他们完全可以将控制、监管、解雇官僚的权力交给民众。然而，民众真的可靠吗？
五、危险的大众？
以民众的力量（包括能够反应民意的媒体）限制、约束官僚行为乃是现代政治的常态。民众用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来消解官僚的权力的滥用，是现代政治中一个被证明非常有效的游戏规则。之所以说有效，是因为它能降低成本，否则，事事都要老板监督，中国政府就会成为一个头颅（决策机构）与身体（执行机构）一样巨大的怪物。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监督权和约束权力交给民众是政治现代化中的一种逻辑以及财政上的必然。这种安排，除了大大减轻政治领袖们的职能之外，也可以使他们能够专司"董事会"的决策功能。然而，逻辑仅仅是逻辑，它不能代表真实，尤其不代表中国的真实。
在中国，对于民众的力量，中国领袖层却一直心存戒惧。由于“文革”和“6.4”,中国的政治老板们饱偿"民乱"，可谓吃尽苦头，留下了相当深的心理阴影。在这样一种心理基础之上，中国领袖在1989年之后对民众力量一直采取抑制政策。具体的策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让民众不敢，二是让民众不能。所谓"不敢"，就是不惜采取武力镇压措施，以维持一种心理上的威慑。"6.4"是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也达到最大限度的心理威慑效果。"6.4"之后，这种极端的例子虽然不再发生，但小规模的暴力镇压事件并不鲜见，武力威慑的政策也未曾稍有放松。不过，当局要让民众畏惧，也是有极限的。那就是不能把民众被逼入机会成本为零的境地。也就是说，不能让民众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地步。到那时候，就可能出现人们最耳熟能详的所谓"民不畏死"的超边际选择，民众的"不敢"就变成"只能"了。将所有民众都逼得走投无路当然是很难发生的，但将部分民众逼到不得不反的墙角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一个如此繁荣的盛世，将民众逼得走投无路，肯定会被认为是耸人听闻。但1990年代以来中国频繁爆发的暴力抗议活动，成群结队的上访人潮，都能证明我们所言不虚。或许，这些被逼铤而走险的人只是一小部分人，但揆诸真实的历史，又有那一次朝代更替是在所有人都活不下去，所有人都开始铤而走险之后才发生的呢？又有那一次革命，不是一小点星火（偶然事件）抛进了一捆干柴（社会的普遍不满）从而引发了一场不期而至的冲天大火呢？辛亥革命在被历史描述成一场史诗，但他不过是几个不满调遣的新军官兵一时冲动而引发的一场巨大的链式反应而已。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几个低级军官的一时义愤之举，竟然在几十天内就颠覆了有几千年传统的王朝。看看今天繁荣表象之下的中国，又何尝没有储备足够燃起一场冲天大火的能量呢？在这里，历史并没有什么不同。
今日中国，官僚集团及其外部合谋者的剥夺已经达到相当令人窒息的地步，出现几个搏命的秀才加上一群亡命的穷人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件一旦过于频繁，就会将政治领袖搞得神经兮兮，坐卧不安。既然民众"不敢"的条件正在逐渐丧失，那么接下来的手段就是要让民众"不能"。所谓"不能"，就是褫夺民众抗拒官僚的能力，尤其是组织起来的能力。在中国的政治词汇中，"有组织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定语。其背后之潜台词则是：组织是动员的基础。有组织就可能形成动员，一动员就可能群起而效仿，成星火燎原之势。所以，一定要将民众抑制在无组织的状态，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要将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比之"不敢"，让民众"不能"的代价可谓巨大。你必须在各个层级增加警力，扩充装备，（这正是中国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必须面对强力官僚部门不断抬高的预算要价，直至变成一个警察国家。社会控制是需要成本的，对中国这样抗议频生的巨型社会实施警察控制则尤其如此。以现在中国现在各级政府警察成本不断增长的趋势，社会控制所带来的成本总有一天会拖垮财政（中国税收不断飙升这一问题在财政上的体现）。分析任何一个政府的崩溃，财政垮台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现在大多数抗议仍然发生在中国农村，如果这个趋势向中心城市蔓延（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中国社会控制成本将会在现有基础上暴涨。而这种成本带来的大多是负效的GDP。许多人都在中国城市中发现了一个与众（众多其他国家）不同的现象：家家户户都装有钢制的防盗门、防盗窗。这种巨大的需求带动了一个行业的畅旺。但深究之下，这个繁荣行业带来却完全是负的福利效果。它不仅浪费了巨量的钢材，消耗了宝贵的能源，但换来的却是完全可以通过社会和解而轻松得到的福利。在这个意义上，现在被人广为诟病的中国粗放增长模式就是这种政治治理方式的后果之一。由此可见，不断增加社会控制的成本不仅是负效的，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一言以蔽之，让民众"不能"，可能导致财政上难以承受的成本，很难免于最后的崩溃。
既如此，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让民众"不愿"，即民众不愿意起来造反。日子过的舒舒服服的，又有谁愿意提头闹革命呢？有人凭借一种浅薄的理论想象，将中国民众描绘成暴民--一群一有机会就可能打家劫舍，兴风作浪的痞子，一群一有机会就要摧毁国家机器的暴徒，并煞有介事地警告国人要警惕暴民政治。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想象而已，没有人天生就是暴民。暴民往往是暴政的产物，它与暴政往往是孪生姐妹。在今天中国，我们的确发现了暴政与暴民相互激荡而酿成灾难性正反馈的诸多迹象，但是，历史并必有所谓必然，困锁也同样是可以慢慢解开的。在当下，让民众"不愿"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官僚集团减少剥夺。完全消除剥夺过于理想，但减轻剥夺的程度则是可以做到的。这当然不能靠政治老板对官僚集团的道德劝诫，也不能指望他们对官僚集团的管束，这些统统都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所以，剩下的惟一办法，就是让民众自己获得力量，与剥夺者之间形成某种均势。而民众要获得力量，就必须让他们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加强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在整个政治结构中的谈判力量，从基层开始减轻剥夺。民众在所有的地方扞卫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消解无处不在的官僚剥夺。
在中国领袖层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认为有组织的力量比无序的力量更危险。但其实，对无序力量实施社会控制成本相当高昂。试图想象一下，当你找不到破坏者，但破坏者却无处不在地时候，你会怎么办？结果当然是，你会在所有环节上加强防范。长此以往，治理者的心理和财务成本恐怕都会达到极限。而如果与有组织的民众打交道，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不仅谈判目标明确，支付的成本也一目了然。这其实是将民众疏导到有序状态的最好办法。所以，"有组织"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治理者之福，社会之福。真正危险的不是大众，而是无组织因而也必然是无序的大众，一个愤怒但却无处发泄的大众。那才真正是社会之祸。当然，站在中国政治老板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种计算：民众既然可以组织起来约束官僚，就可以组织起来约束自己，既然可以解雇基层官僚，就可以解雇最高当权者自己。在中国最高权力者的逻辑链条中，这是一个死结。说到底，是中国政老板对自己权力来源一种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在这样一种考量中，中国领袖几乎本能地将自己和官僚集团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看作是一个共生的结构。也正是洞悉了领袖层的这个软肋，中国的官僚集团才敢于肆无忌惮的绑架老板，毫无顾虑地剥夺民众。官僚集团可以不管身后洪水滔滔，但是天子们却必须要考虑天下社稷，百姓苍生。中国领袖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分野就在这里。合法性连接在一起，但利益却各不相同，这个当代中国不易察觉的政治悖论，也正是中国领袖们最大的困扰所在。摆在中国政治领袖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听任官僚在合法性问题上继续绑架自己，不断挥霍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将民族逼入历史的死角，另外一种则是，斩断自己与官僚集团的合法性连接，让自己有更多的腾挪余地。前一种是拖时间的办法，最终不免一劫；后一种则可能走出历史的纠缠，开启中国政治的良性循环之路。事实上，今天中国政治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解决合法性问题，而是解决官僚集团的剥夺问题，不是民众与领袖层的冲突，而是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冲突。换言之，民众要的是利益，而不是政权。只要给予他们可以有尊严生活的福利，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可能变得超乎想象的温和、理性甚至保守。在这个方面，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国民党提供了非常好的历史教材。在台湾，国民党政权在总统选举之前很早就开放了基层（包括县市长）选举，但这一过程，并没有引发整个社会的激进动员。相反，它为最后的民主化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国民党是背着所谓"外来政权"的包袱来推动这种政治转型的。稍有不慎，整个政权架构就可能崩裂解体。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中国领袖们虽然有大量包袱，但起码没有背负"外来政权"的包袱。在整个中国政治转型的顺序中，基层民主是一个重要的环扣，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将基层（首先是农村县乡级，基层虽然不是中国剥夺最烈的地方，但却是最具有爆炸性的地方）的问题让基层自己解决，让民众在民主中学习民主，不仅可以部分缓解剥夺所带来的社会不满，走出中国良性循环的第一步，也可以将领袖的合法性与官僚集团逐渐切割、脱钩。在中国的政治xx链条中，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悖论，由于官僚并不对在地居民负责，而是对上级甚至远隔千里之外的更高级官员负责。而在理论上对民众负责的中国政治领袖们，又必须通过他们无法约束的官僚xx工具来履行这种责任，这样，实际上就造成了领袖根本无法对民众负责的情况。建立基层民主和自治，就是要建立官僚对在地居民切实负责的政治架构，打破中国现在的政治xx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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