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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谓自由派人士在肯定胡“精辟”、温“民主”后，又说了习“正确”——可称伪自由谈“老三篇”（见崔卫平文字）；于是，我们不得不给予一个分析。且不说她的眼光全部投向中共党魁和高官，是为自由派之一种怪现象，只说这样的思路发挥下去，是不是要直接抑或间接取消其他主体，民间主体和主体间性，适成一问；更谈不上坚持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之异议原则，而是和中宣部等待中共民主说之腔调基本合拍。此一倾向，说好，是等待赫鲁晓夫的出现；说不好，就是荡平异议团体和个人存在（思想独立，精神自由），以达到一个诡秘的“不建立反对派”之目的——这个他们不慎透露的秘密。
以上课题关乎到如何理解民权和官权之分野、之判析。民权，可以分解成为两张时间表：一种是争取之；一种是享有之。在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中，人权首先以“超级主宰”的名义，给予人权不言自明的定位。这里就有了一个人权和神权两者兼顾之说。也就是我们说过的，神权道德律，来源于超验；而民权自由律，来源于经验。这是人间和神间间性表示的圆满说法。退一步说，民权之所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达人权力而不涉及上帝/神权。这一政治诉求，二十世纪以来，并无太大过错。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人权斗争——官民对抗和转换，说明了非基督教国家人权和民主说的出现，照样可以以纯粹民权人权运动之原则得到彰显，做到实现之——再如甘地之佛教、印度教和人权结合。等等。
但是，二十世纪另外一个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民权”/民粹所赋，却是历史反面和政治灾难的表现。这个民权所赋，就是德国人给了希特勒民权合法性——他通过民主程序、通过选举上台，并且马上取消了德国民主。所以，当人们看到希特勒鼓吹国家社会主义和德意志种族优越论的时候，希特勒的权力是民所赋——也就是说，他的复兴巴巴罗萨计划和经济奇迹得到了德国人民的拥戴；得到了海德格尔、卡拉杨和瓦格纳后代的、所谓民赋其权之合法性拥戴（乃至发展到其反民主不合法性，反人类罪行）。在日本，当日本军队把珍珠港炸为烂泥的时候，日本举国上下举行赋权于军队、政府和天皇的民心展示大游行。在1949年的中国，万众齐集天安门，毛万岁之呼声震天动地——这又是民赋毛权的真实写照。
故此，有一种不同于一般民主程序和代议制政府程序的民权/民粹所授；这个权为民授的异类写照之历史，就是纳粹上台，毛登城楼，万岁，万岁，万万岁之民权所授历史。这个历史，其实不同程度上，也给西方国家带来一些诸如此类的国家行为，出现人民行为和官方行为合一的拥戴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哈耶克所说的体制的国有化，带来思想的国有化。美国人攻打伊拉克，就是国家行为带动人民拥戴（议会多数飘通过）。于是，接下来的课题就是，这个最初的民权滥觞表达的人民意志，是不是会受到以后各类政府行为和立法执法权力机构的制约。我们说，在美国，乔姆斯基和一切异议人士可以严厉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南美政策，民主决策和自由选举（乔尤其批判美国大选，谓之不可容忍）；可以拥戴中国极权主义经济，外交甚至政治；可以把基辛格质问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一部记录片里，主持人质问他，CIA是不是和杀死智利阿连德有关！基说，我不想言及于此……），正是这种一般舆论，文坛批判和议会制衡，表现了美国民主，表现了美国之权如何民授，如何操作和如何监督。美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要逮捕乔姆斯基。
问题恰好在此。我们说，希特勒上台和毛以后的无法无天，是不是也会受到西方那样的民赋其权之第四、第五媒体（报纸、网络）乃至议会的严厉质疑和制衡呢？当然不会。西方政府无法在没有民众多数拥戴的时候，启动民主程序，制定国家决策——即便启动，也是枉然（比如，罗斯福对待当时美国的孤立主义，就只好等待实时机转变，不能强弩出头，故此，珍珠港事件阴谋说故此出现，且闹得世纪纷扬，不可收拾……）。而在中国，一切都是按照没有逻辑的逻辑程式展开的。1949年人民所赋权力，成了毛、党一切说辞的起点和终点。虽然，这个权和民，日益分离疏远，乃至南辕北辙，死活对峙——饥荒饿死千万人，文革六四涂炭生灵，喋血中华……——却根本无法得到任何监督制衡。现在，回到习同志所云之权赋说，其实，就是指1949年的“合法性”；得民心者得权力，得天下，直到永久；任何下台，转换和更迭之可能都是枉谈——所谓“小人知进不知退”，是也，共也；毛、邓以来，一以贯之也。于是我们看见，这断然不是要在中国施行三权分立涵义中、权为民赋之要旨，之要求，更不是要实行代议制政府精英、人民和官员之间的民主互动和民主程序。
所以，当一个人，一个官员，一个党派，他们汲取一些普世价值之辞藻予以言说的时候，人们判定他们讲话之真实性，不是依据他的言说和文字是不是类似于某种历史哲学和政治文件之措辞，而是要看他们言及于此的时候，这个人，这个党的历史根据和无据；这个党的刚性纲领，是不是可以容纳这样的内涵。我们说过（含以前李慎之先生等人也说过），这个党的立党之基，不是要建设三权分立原则和民主程序原则，更不是要施行朝野互动之自由主义原则（——须知，自由主义，就是朝野互动原则滥觞于中世纪自由市的那些原则，而非一般意义上自由的原则；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等人就是这样看法）；这个党，只有在违反民主程序和取消自由主义操作原则下才能存在和发展。故此，抛开对此党的历史和整体判析，采纳一叶障目的盲目姿态，是为投机者乐此不疲的岂有此理。严肃和认真的人，不是要看“社会主义”这个词是不是用在希特勒嘴里，而是要看他是不是杀掉几百万人，屠灭N个国家。这一点，难道还要赘言于万吗？
简而言之，权为民赋之说，要看他，一，是不是真正实行，能不能真正实行，如何实行；二，要看他是不是在延续纳粹和毛之民粹主义煽动，以民粹继续代替民权；抑或停留在“时间开始了”那个阶段，却无任何“开始时间”之举——而是在此时间和空间皆被斩杀的民心强奸之中，行六十年抑或七、八十年极权不更改，那就是民－权分离的未来时和现在时的混淆和一锅煮——更有一点：他们以血统上台的非法性，业已构成对人权和民权合法性的忤逆和被叛。这是考验国人的新一波幻觉测试。这个测试，在1949年，中国人因所谓权为民赋做失算状；在1978年，中国人期待公正改革，又失算了；在1989年，北京人横尸北京；到了2000年，中国人从三个代表，新政新人中难道有所斩获吗？这个历史转到2010年，有人说，看啊，他们说权为民赋了——请问，这个伟大的希望究竟会不会实现呢？我们多次引用哲人话说，人类是不接受教训的。前此，有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等接受了这个不可接受的、共产党会打破周期律之说；以后，人们认为胡赵可以打破这个周期律而大失策，大失望；后来，人们又产生很多温民主之类的希望；现在，终于巴望到“习正确”了。中国人啊，对你说什么好呢？
另行言及的是，不久前人们争论是不是有“资产阶级民主”？其实，这个课题，也是以上课题的延续。简单而论，民主自中世纪后，就是一种经济活动遵守政治规则的游戏——而所谓经济自由是在资产阶级之间和劳资之间展开的。资产阶级民主，就是市场经济原则的体现。所有的工厂公司和作坊等等等等，都是资本家在主控运行——他们的剥削和分配和再生产原则受到法律保护；他们认同这个市场的政治环境——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就是法治国家的运行。于此相对，是所谓雇佣工人一方；工厂工人和公司职员有建立独立工会，施行罢工和享有福利的权力——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民主”。所以，民主，其实就是在保证以上两者利益和权限的基础上运行的。而今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是这个政治范畴中的元素。因为，工人，被废黜了建立独立工会和施行罢工的自由——而（红，灰色）资本家，根本就不把这个民权交付于之——试问，如果工人同志对中国的资本家说，我们要建立独立工会，习同志会说，是的，权为民赋——建立吧！请问，在中国会出现这等大事情，好事情吗？人们读过小红帽的故事。……如果大灰狼说，我，就是狼，要吃掉你；我不戴小红帽，我就是我；请问，那些弱势那些绵羊是不是就会丧失希望和想象的空间了呢？这就是所谓精辟，民主和正确的小红帽的故事。如果国人就连童话、寓意和常识也无法读懂，伟大的中国民主，伟大的中国自由和伟大的权为民所赋，还会存在一丝一毫的希望吗？
(刘自立：共版“权为民所赋”解——兼及资产阶级民主之存在与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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