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空间不断发育的同时，权力腐败、贫富悬殊、官民冲突、环境破坏等病症也在加剧。未来混沌不清，很多人忧心忡忡。裸官、裸商忙于转移财产、安排后路，公共知识分子则开出多种药方：民主、宪政、社会主义、权威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儒家、道家、法家……应有尽有。未来究竟有没有出路？路在何方？中国能否主动进行选择？这些可说是当下中国最重大的问题。

各种药方都有其依据，都不难自圆其说。或许，只要其中任何一种药方能够真正落实，中国的状况都可能得到极大改善，未来也将变得清晰。实际上，不需要那么繁琐的理论论证与方案设计，不需要那么多的君臣佐使，只需一味药服下去，中国的问题就可解决得七七八八——这味药叫做“从严治官”。

柯云路小路《新星》的主人公原型吕日周，在山西长治时治矿难的故事，颇能说明“从严治官是解决今日中国一切问题总钥匙”的道理。在吕日周2000年任长治市委书记以前，煤矿数量、产量均占山西全省十分之一，而且多高瓦斯矿的长治，同样矿难不断。吕到任后，只立了一条规矩：党政领导干部必须下矿井，各自负责不同矿区。如果某煤矿发生矿难，只要负责的县委书记或县长没到该煤矿下过井，首先要辞职，然后追究具体责任；如果下过井，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时官员可先不辞职，只按具体问题追究具体责任——仅此一条，长治从此无矿难，真正“长治”了。

对比目前中央政策只要求企业负责人和私营煤矿主下井，对党政领导不作要求的现状，不难明白而今许多地方矿难不断的症结所在。由此可见，“从严治官”在现实中还有很多文章可做，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一旦做到，犹如提纲挈领，效果可能出人意料。

原因也简单，中国是个有着特殊国情的国家，其重要特色之一是，官员的权力极大，掌控着全国最重要的资源。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优势在于，只要把官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事情就能快速推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前几十年的经济建设、“经营城市”，都证明了这点；同理，只要把官员管好，纲举目张，国家就好治理。劣势在于，如果官员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就举步维艰，廉政建设如此，调整收入分配也如此；同理，如果官员管不好，其他方面做得再多，最终可能也只是白忙乎。所以，官没管好，可说是当下中国一切问题的总根源；管好官吏，可说是解决当下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而要管好官吏，古今中外只有两种有效手段：要么以民主方式交给老百姓看管，要么执政者自己必须从严治官。

众所周知，政治民主化对今日中国来说，还属于任重而道远。但令人奇怪的，从严治官在中国似乎也此路不通。君不见，在各种会议、文件上，照例说是要“从严治党”、“从重处理”；但在实际操作中，怎么处理最后还是由“一把手”说了算。在英国，伦敦市副市长用公务卡为同学聚会买单（这还是北京奥运期间他从中国官员身上学到的本领），事发后不但被免去副市长一职，而且被法院判令到一家社区公厕从事清洁工作；而在中国，像于幼军、邱晓华、陈久霖这样的大案，也不旋踵即可“复出”——现状如此，贪官在中国这种土壤上层出不穷、前赴后继就属正常现象；不这样，反倒令人匪夷所思。

人非圣贤，没有民权的伸张，没有权力的分立，中国当然做不到英国那种程度，但也不应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即使在古代中国，这也是不常见的状况，一般只有在历朝历代的末期，才会出现。而当代中国由于经历了对官僚集团的“赎买”，以换取对“改革开放”的支持，所以特殊利益集团快速壮大，吏治“超常规发展”到了朝代末期状态。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那种“为民做主”的“青天”，这样的官员不论真假，在官方对先进典型的宣传中，人们还不时可以看到；真正缺少的，是那种能够从严治官，敢于刀铡皇亲国戚的“青天”。正因如此，“铁面宰相”朱容基才能赢得基层民众、知识分子乃至海外爱国人士的广泛拥戴。朱容基对当代中国的最大贡献，不是他对中国经济的掌控力，也不是他的人格风范，更不是他反腐坚决，而是他对待官员、同僚毫不因循苟且，一改官场蝇营狗苟的庸酬之风，为当时中国带来一派新气象，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对从严治官的衡量，不是看每年抓出了多少贪官，而是要改变这种不断滋生庸官（此庸非指智力，乃指作为，因循苟且）、贪官的土壤。为什么中国反腐愈反愈腐，贪官、庸官弥漫？原因其实简单，民间谚语早给出了答案：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不但下必效之，而且杜绝了改变的可能性。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一切重要改变，都必须从上层决策开始。如果上层本身就是现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他们又怎么可能推动现状改变呢？

为什么早已形成全社会共识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迟迟得不到实施？有媒体报道，某项调查表明，90%的公务员都不赞成财产公开——其实，这些都是虚的。这种调查所能接触的，只是中下层官员。这种官员别说90%，哪怕是100%反对，只要高层有决心，同样可以实行财产公开。真相在于，也仅仅在于：正是因为高层本身不愿意、不敢公开自己的财产，所以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才一直“时机不成熟”。

政权高层的利益化和这种利益格局的固定化，导致了权力最高层的动力枯竭：只能顺着原有惯性维持现状，不能提供改变现状的加速度。这是中国当下政治的总病根。在这种状况下，从严治官固不可能，民主化更不可能，宪政不可能，社会主义不可能，儒教不可能……反腐，也只是一种调剂与点缀。

最高层动力的枯竭，具体表现为国家领导人的行为能力受到3条绳索捆绑。1，强人不再。自邓小平后，中国很难再出现可以一人之力推动整个体制变化的强者，强人已丧失生长的土壤。而这种强人的存在，正是现行体制下摆脱利益集团束缚，改变现状之必须。2，高层决策集体化、规则化。近些年来，最高决策层越来越强调集体领导；在人事、决策上，逐步建立起越来越多难以改变的规则。最高层的这种民主化、法治化趋势，原因之一就在于保障核心层的利益分配格局，使任何个人，都难凭一己之力改变现状。有意改革者，也只能有心无力。3，前代干预。前代领导人的权力基础还在，影响力不退，这既是对现任领导人的制肘，也是对利益分配现状的加持。现在还只有前一代，十八大后可能出现前二代并存，加持之力将更大。

在这三重捆绑下，很难期待中国会出现戈尔巴乔夫或者普京。戈尔巴乔夫的出现，有特殊的历史原因，与当时的大小政治、意识形态气候密切相关，很难在中国复制。普京的出现，虽然是叶利钦末期利益安排的产物，但他的强势拥有两大根基。一是前克格勃强力系统，这一在前苏联解体过程中受到最大重创的体系，为普京重建权力基础提供了特殊支持，就像文革后老干部复出对邓小平的支持一样。二是选民，这才是最根本因素。民选制度为普京摆脱对利益集团的依赖，转而依赖民众，成为俄罗斯英雄，提供了制度基础——好莱坞大片中的英雄总统，其实从没有在美国出现过；真正出现的，只有俄罗斯，只有普京。

既然最高层动力枯竭，运行轨道已被锁死，围绕十八大的种种迷雾与纷争，其实就与中国的未来命运，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没有多少关系。就像红楼贾府中大老爷二老爷吵架、邢夫人王夫人争风，与焦大、刘姥之流不相干一样。不管十八大最终花落谁家，中国的轨迹都会沿着早已设定好的方向和方式运行，中国的未来不会有大的改变。

十八大后的中国，至少还会遵循以下三项定式：一，挖空心思保证经济增长，这是执政集团一切利益与存在的前提；无论于公、于私，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能谈其他。对此，邓小平早已精辟概括为“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能够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确有特殊的“中国因素”存在。对此，笔者将另文论述。

二，特殊利益集团分肥不断。参与坐庄分肥的人，不会减少，只会增多，所以他们的掌控力将越来越大。不要妄想什么遏制特殊利益集团，一切与他们利益根本相悖的东西，最终都要让路。“三个代表”的提法既有延伸性，又有概括力：原来只是“一个代表”，代表大家坐天下；现在还要代表大家“先富起来”，代表大家享受“先进文化”。

三，面对贫富悬殊，由于金字塔上层部分只能增不能减，于是只有不断强化财税的汲取功能，从中间部分挖出更多养分，既满足上面越来越膨胀的吸血需要，又可填补下面逐渐增多的空缺与窟窿，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