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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一旦无法治理将导致执政党下台，这是中共高层自己屡次亲口对外界公开讲的警句。至於下台的方式是什么，没人敢给出答案。但是，这个吓唬意识形态既得利益集团的警句在平常百姓那里一点不起作用，人们根本不关心既得利益集团的“死法”，而是更关心自己的“活法”。“省钱看病，不花钱治病”是俗世大众的信条，因为他们无法接受天价医疗以及层出不穷的“缝肛”之类的伤害。於是，像张悟本与李一那样主张新医道与养生法的人就成了世俗需要的救星，也即新的意识形态创造者。即便目前官方媒体彻底批臭了李一，但拿不出张悟本对错的结论。张悟本的《大国医道》讲座仍可从网上下载观看。
“五力论”高调出笼
二○○八年一月十五日，胡锦涛在中纪委第十七届第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声称他领导的中共中央对反腐倡廉工作“认识是十分清醒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并提出“五力论”。
其“五力论”云曰：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结合起来，大力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工作体系。
该次会议级别非常之高，九大常委及政治局其他成员、国务委员、中央军委成员悉数到会。为了给这次会议制造宣传效果，三天后，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频道邀请中纪委宣教室监察专员阎群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发表评论。然而，两位学者所言毫无新鲜之处，阎说胡锦涛讲了四次“一以贯之”，任说党中央对反腐工作有紧迫感，云云。
时过两年半，中国大地贪腐状况日甚一日。比方说，原来是官员级别越高贪得越多，现在是官位越小贪得越狠，诸如“亿元科级女贪官”、“绿化贪官”、“灯泡贪官”，不一而足。今年七月上旬，为配合干部个人及家庭财产申报登记措施的实施，中纪委研究室提供了一个供政治局委员参考的专题报告《二○一○年下半年腐败态势预估及防治措施》，其草稿中有一段话说：“一般干部至科局级的低层正进入「千万级别」，而以往被认为是「一方净土」的校园和「清水衙门」环卫、绿化等部门也呈现腐败高发态势。”报告另一个重点是，官员贪腐高峰期大大前移，原来所讲的“五十九岁现象”正变为“三十岁现象”。
从抑郁症到谈资笑料
报告的草稿被泄露给境外媒体，但是中纪委及情治机关并未追查有关责任。据瞭解高层动态的人士说：“显然是权斗的需要，党内有人希望让胡锦涛来承担反腐无力的责任，而胡不仅要把责任推给主抓反腐工作的贺国强，还要联系「历史惯性」即上一任总书记也反不了腐，给他丢下一个烂摊子。”
目前，市县两级纪委工作空前繁忙，工作人员压力很大，因为上级虽有工作指标压给他们，但他们的生活圈子都在当地，以至於出现被调查的“绿化贪官”、“灯泡贪官”是他们亲朋好友的现象。一些低阶纪检官员承受不了巨大的矛盾，出现了精神疾病甚至选择自杀。比如，江苏射阳县的两位纪检官员在同一地点先后跳楼自杀；河北万全县的县长王聪着也因关系人的贪腐案件被询问，不堪想像后果而自杀身亡。
一位曾在县级纪委工作过的退休干部说：“相信「五力论」等於证明羊上树。这个架势（腐败趋势）谁也治不了！不改朝换代，谁也没鲜法儿！听见出了案子，当个笑话（谈资）讲还行，千万别较真章！反腐的就不腐败呀？！”
新信仰中心出现之必然
十一年前，中共发动全部宣传机器、动用绝大部分政法资源“打击法轮功”。等疯狂劲头稍过，老百姓才明白中共是出於对新信仰中心出现的恐惧而发动了那场运动。但是，恐惧没用，打击也不见效，法轮功的招贴资料在偏远农村、繁华市镇随处可见。
近两年，中国民间又出现了几个新的信仰中心。以平民向往为主的张悟本之医道讲解和以富人为导向的李一修道精神，都是受众庞大的新信仰群体。官方没法从理论上推翻张悟本的医道（而且张氏至今信众仍很多），就利用一些有医疗暴利集团背景的所谓专家指称张悟本没有行医资格。“中共高级官员有几个有从政资格？他们的文凭有几个不是假的？”北京一位知名学者在最近的一次民间论坛上公开为张悟本辩护。
道士李一确实有诸多舛谬之处，而且迫於舆论压力主动辞去全国道教副会长和重庆市政协委员诸头衔。但是，官方媒体在对李进行高强度的人格诋毁之际也不得不承认：第一，对李的强奸指控并不成立；第二，李的养生传道行为“违规但不违法”。最后，官方又回到抹黑的老路上去，迫使一些巨富和演艺名人自证清白，说“不是李一的弟子”之类的话。
整个社会主流价值已经崩溃，官方意识形态全面式微。恐怕多数共产党员本身是不信什么共产主义或什么“特色”的。他们的信仰就是权钱色！
“疯狗乱咬人”自有原因
一份据悉出自社科院下属的一个文化与宗教研究机构的内部版报告说：“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遭遇了美国领导的「亚洲版北约」全力打压，因此，在国内民众中间形成一股希望外部势力「吊民伐罪」的情绪。同时，一些有深远政治企图的所谓社会力量借「非政治化因素」如医道与养生等传统资源，试图实现意识形态多元化、多中心化。”
对於内部流传的林林总总的此类报告，民间资深分析人士斥之为“疯狗乱咬人”。但是，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疯狗乱咬人”有着奇特的社会逻辑，至少来说：一，社会真正地出现了“非共产党化”趋势，多信仰状态实质存在；二，某些有影响的人物确实可以开闢新的信仰领域，而绝不单单是与体制内的权钱势力勾结；三，体制内的许多人热衷支持新信仰中心的出现，实现自己的信仰转型，并用旧有资源来支持新的信仰中心。
中共高层内部也在积极调整应因对策，比如不与自由知识分子过度对立，对各种合法登记的宗教机构进行更严格的控制，以至於干预到其财务活动。对於前者，有一个未经证实说法：温家宝就异议作家余杰“攻击”他为“影帝”的书表示容忍，并训斥了公安部主管政治保卫的副部长。该副部长抱怨找余杰麻烦的北京市公安局说：“你们想维护总理形象，我在总理那里的形象却不行了。”
北京国保是“疯狗乱咬人”原理的狂热执行者，但是，他们也无一不感到意识形态的深重危机。与他们工作密切相关的网监处处长于兵的大肆捞钱及丑闻爆出，无疑更进一步地加剧了意识形态危机。
挡不住的“明枪暗箭”
正如前节提到的内部版报告所说的那样：“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明枪暗箭，一些庸俗文艺从业人员以嘲弄主流意识形态为卖点。从长远来看，这个「政治问题商业化」的炒作路径会比自由主义所谓精英分子的攻击更能破坏主流意识形态基础。”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政治问题商业化”炒作的受众是普罗百姓，他们更容易将其中的政治含义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
郭德纲之所以遭到“封杀”，其主要原因是他经常创作表演一些讽刺时政、迎合底层百姓的相声作品。同时，他又对作为党的喉舌成员的北京电视台冷嘲热讽，从而贬损了“党的光辉形象”，遭到政治报复在所难免。至於上海的周立波是否会遭到类似的打击，尚缺可靠资讯印证，但是，“北郭南周”现在具有新意识形态领袖地位则是无须争议的事情。
（萨豪恩：胡锦涛“五力”变无力----新意识形态挑战中共威权）
原载《动向》月刊2010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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