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提要：“要出事！要出大事！”是好事还是坏事，谁也无法意料。这话反映了许多国人对时局的担忧与期待。回顾三十年来中共对政治改革的态度，让我想起“击鼓传花”的游戏。要避免社会泥石流的总爆发，就要把短期行动与长期努力相结合。首先在《零八宪章》的指导下，靠公民维权运动等具体诉求形成持续压力，遏制权贵集团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性灾害，迫使中共释放刘晓波，在《零八宪章》基础上与各界对话，像越南那样展开政治改革全民大讨论，顺从民意，实现第二次思想解放，通过政改逐步走上宪政之路。同时，通过民间组织的发展，阻止信仰、良知、道德等水土流失，加强草根的力量及其土壤的稳固。
1989年5月4日八九民运中的北京长安街大游行
最初知道“泥石流”这个词，是在儿时看露天电影，文革中仅有的几部黑白科教片之一《泥石流》，总是在正片之前与科教片《台风》一起放映。银幕上沙石俱下，巨石被冲得像小船一样漂移，至今记忆犹新。也许因那时新闻控制更严，也许那时环境破坏不如今天，儿时从没听说哪里发生泥石流的新闻。而今泥石流频频爆发，难道仅仅是环境的问题吗？
“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实现稳定的手段，从而使固有的因循保守观念和教条主义思想不断发展，最终使传统的领导和管理体制由稳定逐渐转化为僵化。”“权力集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整个干部队伍缺乏新生力量和改革精神。”“……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即所谓‘特权阶层’。……他们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特权者互相维护、互相包庇，形成以权力为基础的官官相护网络系统。”“在思想特征上，特权阶层以维持现状为目标，……以权谋私是特权阶层的主要行为特征。……同时，特权阶层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在行动上总是掩盖矛盾、粉饰太平。”“掌握信息的不平等也是现代社会不平等的重要体现之一。……出于各种需要，特权阶层总是有意地对社会封锁一些信息，根本不属于国家机密的信息也被封锁起来，形成信息垄断。”“某种高等教育的文凭也是特权阶层借以证明自己能力和自己掌权合法性的一种手段，所以他们也利用手中既有的权力来捞取文凭……”“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论证和诠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和报告。”“特权阶层的成员都极力扩大自己的权力领域，为此他们甚至不惜侵犯公民应有的权利……”“法律往往成了政府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工具。”“……综合使用了逮捕、审判、判刑、驱逐出国、强送精神病院等办法，尤其是政府更多地使用驱逐出国和放宽定居国外条件的限制，使许多运动活跃分子和对当局不满的人居住到了国外……”“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态度是竭力维持现状，反对改革，以使自己的特权不至于受到损害；也有一小部分人更进一步，希望对某些特权的占有合法化，希望对财富的支配权变成个人所有权，进而将它们传诸子孙。”“特权阶层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使得社会上奢靡之风盛行……”“在特权阶层的破坏性影响下，为生活所迫，失望的民众也只得随波逐流……谎报指标、弄虚作假、盗窃公物、行贿受贿实际上已成为群众性现象。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之风在社会上流行，尤其在青年一代中，丧失了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把追求个人生活的幸福和高收入的职业放在了第一位……”“……没有了信仰的特权阶层又指手画脚地让人民信仰共产主义，人民对此又将是什么样的感受！人民对共产主义又会做怎样的的理解！”
以上这幅图景，读者一定以为描述的是中国大陆，这些文字摘自《勃列日涅夫18年》一书（郭春生著 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是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真实写照，是昨日苏联崩溃前的政治、社会生态，然而它与今天中国大陆的现实多么相似！
从大历史的尺度看，任何邪恶势力的一时成功并不能证明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只能证明历史的曲折与吊诡，也许是上帝用铁的事实让人类狂妄的脑袋撞上南墙，才能让人类清醒一些。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在欧陆逐渐形成一种理性至上的唯意志观，促使第一个“人造乌托邦”——苏联的诞生，与另一个同样是“人造国家”但顺服上帝、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相比，二者的命运大相径庭。早在1918年，列宁曾经的战友普列汉诺夫在临终前口述的《政治遗嘱》（1999年11月30日在俄罗斯《独立报》首次发表）早就预言了苏联的命运：“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人数近来激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有觉悟党员人数的增加，因为绝人多数入党者甚至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些人相信列宁的思想和布尔什维克的许诺，将成为他们领袖意志的盲目执行者；另一些人入党是为了及时从‘革命的馅饼’上捞到一块大一点儿的，他们将只会投‘赞成票’，此后将变成党的官僚。他们将比沙皇官吏还要可怕，因为执政党的官员将干预一切，而所干下的一切只对‘党内同志’负责。”“……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但是通过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能否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建成公正的社会呢？当然不能！这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在自由的、自觉的和结合个人利益的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但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实行了‘粮食专卖’，提出了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的问题，还有什么劳动自由和结合个人利益可言呢？”“关于布尔什维克所说的一切——他们的策略、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剥夺的态度、他们不受限制的恐怖一一都使我很有把握地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但众所周知，坐在刺刀上是不舒服的，20世纪是伟大发现的世纪，启蒙和急剧人道化的世纪，将推翻并谴责布尔什维主义。我设想列宁依靠全面的恐怖将取得他执着追求的国内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处于政治经济的孤立状态，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军营，那里将用帝国主义来吓唬公民，给他们开各种空头支票。但迟早有一天人人都将清楚列宁思想的谬误，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我为俄国人的命运而痛哭……”“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一场巨大的悲刚。列宁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懂得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是一个正面的观点体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无非是‘自由主义的下流货色’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是‘庸俗行为’。可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却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虽然从原则上说，民主即人民的权力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也好，无产阶级也好，单独来说只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远非是一大部分。”“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公民还贫困，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公民富裕，国家才富裕！决定一个国家真正伟大的，不是它的国土辽阔，甚至不是它的历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还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
美国总统布什2007年6月12日在华盛顿“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铜像揭幕仪式上讲话
普列汉诺夫道出了所有专制体制的本质和结局，比九十多年后的人们有远见。苏东剧变后，中共兔死狐悲，对外称尊重那里人民的选择，对内却将其称为悲剧，是所谓社会主义试验的挫折，而全然回避和掩盖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夺去了大约一亿男女老少的生命”（美国总统布什2007年6月12日在华盛顿“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铜像揭幕仪式上的讲话，该雕像原作“民主女神”八九民运期间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为其继续把国家和国民绑架在专制机器上而辩护。因此，《勃列日涅夫18年》一书的官方学者，把导致苏联社会“停滞”归咎于人为因素和没有及时改革，而没有揭示共产体制的根本性缺陷，这种体制决定了在没有危机和压力的情况下，难以产生自我更新的机制，与其它专制制度一样，必然一次次失去改革的机遇。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导致辛亥革命，军阀群起；民国搞训政，丧失宪政机遇，日寇入侵，中共趁势做大，武力夺权。——均是如此。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部分否定了毛泽东乌托邦的失败，类似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否定；其后的十年改革，类似于苏联和东欧五六十年代对体制的修修补补；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与1969年苏联出兵绞杀“布拉格之春”是一样的分水岭，中共政治上倒退，经济改革畸形，而苏东则进入“停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东旧体制耗尽了最后一点能量，或和平演变，或暴力更迭，均土崩瓦解。如今中国大陆又同样处在拖延二十多年政改的最后关头。
早在1963年赫鲁晓夫主政时，苏共中央在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就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领袖与谋士》200页 东方出版社1992年4月）；1977年，中共出于改革的需要，破除“两个凡是”，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92年，邓小平针对六四后改革的倒退，提出“三个有利于”，突破了市场姓社姓资的藩篱，推进了经济改革走向市场化；而今，中共又陷入新的“两个凡是”，面对历经百年、遍及全球实践所证明的现代民主体制，中共以中国特色为借口，把三权分立、多党制等当作西方独有的东西加以抵制，不付诸实践检验，御用学者也提出民主有“姓社姓资”之分。可是，就我所接触的打工者、商贩等底层人，都反对中共一党专制、对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持肯定态度。我们还是用中共之矛戳穿其盾：“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中共《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载《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该书汇集中共建政前在所办《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的文章，后被中共查禁）今天的中共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所系，中共自称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但从来却是相反的唯意志论者、唯权力的物质利益者，他们的“实践标准”是为己所用的工具，而不是超越性的外在真理。
回顾三十年来中共对政治改革的态度，让我想起“击鼓传花”的游戏。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垂帘听政，胡耀邦、赵紫阳执政，在思想文化方面，搞了一些政改“前戏”，跌跌撞撞，风风雨雨。八九民运爆发，匆匆忙忙搞了一些各界与领导“对话”。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宣告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彻底崩溃和虚伪光环的破灭，之后，“政治改革”成了他们的忌讳词语，一如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改革”一词被“完善”所替代。近些年所谓政改不过是行政方式的改进。就这样，最先提出政治改革的邓小平最终避重就轻，将政改的任务抛给了后人，江泽民又甩给胡锦涛，他们竭力回避矛盾，继续驱动中共这辆千疮百孔的旧车，进行经济改革。江泽民曾通过对港澳记者的讲话怂恿大家“闷声发财”， 散布犬儒思想，实际上是转移公众对“发财”的竞争机制是否公正的关注视线。这样，集权体制在伪市场经济中找到了增值的新机会，权钱结合，官商勾结，这辆旧车与真正的改革之路渐行渐远，其急功近利连封建君主都不如，改革已名存实亡，成了权贵们强取豪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招牌。有人说，中共对政治改革的心态是“叶公好龙”，我看他们连叶龙都不如，人家至少心里曾真“好”过，如果说中共心里有过政改，那也是出于维护权力稳定的无奈。如果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弗兰克•奇福德语）（季正矩《权贵阶层与苏共的腐败及垮台》 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4期）那么中共是一个在自己葬礼前就已致富的政党。
人与体制是相互作用的。在逆淘汰的专制体制中，产生开明的领导人只是偶然的，在动荡时往往是残暴者胜出，在稳定时往往是平庸者高升；而竞争性的成熟的民主体制，偶然的却是产生平庸的领导人。在中国，毛时代是狂人治国，邓时代是强人治国，如今是庸人治国。政治体制改革无非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的再分配，在民主法治基础上制订新的游戏规则。当具有一定开明精神的强人邓小平在当时比今天有利的社会形势下尚未触动党内保守派、启动政改，那么在各地方、各领域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强势的今天，中共的许多政令一出中南海即成废纸，中共平庸的领导层有决心、有能力启动政改吗？1980年10月，邓小平曾对来访的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六名发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华人朱传榘说，共产党犯了很多错误，欠人民很多，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还债。如今的中共早没有了当初的负罪感，而是将还债带来的一点进步当作专制合法性的资本。老百姓说得实在：“人只有两样最疼：一是割肉，二是出钱。”当年华盛顿能够解甲归田，而毛泽东等却把江山当作私产（中共领导人之一王震1989年叫嚣要人民“提头来换！”），祸国殃民到死，这其中原因一是个人的信仰，二是不同的体制。如今的中共集团被少数权贵所把持，他们与第一代原教旨共产党人相比，头脑中只剩下赤裸裸的私利，“掌权者自己也不再相信他们最初的政治理念了”（[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253页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在后极权时代，勃列日涅夫靠规定的和隐性的官员特权保稳定；中共则靠官员腐败、收买专家学者、分化社会、腐蚀民众保稳定。中共的“和谐”、“ 稳定”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听他们的解释吧：“……（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中共《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在毫无约束的今天，中共能自己给自己动大手术吗？
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如今社会生态更为恶化，人心与社会机体出现溃败，时时处处可见社会泥石流总爆发的险情，面对一年超过十万起的示威、抗议（官方修饰语言名曰“群体事件”），军警不断扩充，装备不断增强，维稳经费超过五千亿元（与军费相近），加上对信息的封锁、舆论的操控、宣传的欺骗，构筑起史上最牛、成本最大的立体维稳大坝。“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鲁迅《致萧军、萧红/1935年2月9日》）中共能把这座高踞头上的堰塞湖推向多高、蓄积多大的冲击能量呢？谁也不知道何时落下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难怪目前出现新一波移民潮，一些末日心态的权贵和精英们纷纷逃离大陆，躲避随时可能爆发的社会泥石流。
眼下，不少中外人士被中国经济的虚假繁荣所迷惑，中共也陶醉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而沾沾自喜，殊不知历史已证明，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苏联帝国在血腥恐怖基础上的“苏维埃加电气化”高速发展，曾让世界瞩目；当时希特勒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创造过经济奇迹；勃列日涅夫执政前期通过“新经济体制”改革，使苏联崛起为第二大超级大国。但是，如同金字塔、长城一样，“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机体不健全的独裁专制体制，往往只能造就宏伟巨大的形象工程和一时的辉煌，很快就灰飞烟灭。中共无论将中外厚黑权谋如何创新，都是难逃灭顶的变异病毒，这种丧失公平与正义的“吃人盛宴”难以持久，一样必遭上帝的天谴与历史的惩罚！可是，承担其灾难性后果的却不仅仅是中共一小撮。
“要出事！要出大事！”是好事还是坏事，谁也无法意料。这话反映了许多国人对时局的担忧与期待，与1980年山雨欲来时波兰的流行语惊人相似（[波兰]沃依切赫•盖乌任斯基等著《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15页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10月）。没有动乱的社会改良对于历经百年灾难的国人，是人们的共识和善良愿望，但历史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人的意料，非人力所能左右。中国的前途充满变数，但愿像台湾、波兰、捷克那样和平演变，结束一党专制；可能似苏联那样崩溃，但中共尚能存在；也许如罗马尼亚那样暴力易帜，中共改头换面；也有可能是体制内少数唯利是图的“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觉得民心可用，便见风使舵，摇身变成新权贵，坐上旧交椅……面对复杂难测的未来，每个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中国有限改革以来，根本的进步是个人的觉醒，今后的进步依然在我们每个人的主动。私权的自由与公权的民主、社会的法治相互作用，自由是基础，民主是手段，法治是保障，共和宪政是目标。在现代民主系统的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国家机器、经济社会这个五个相互作用的场域中，“公民社会的利益和价值是政治社会的主要催生者；公民社会创造理念，帮助管理国家机器和经济社会。”（[美]胡安•J•林茨 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14页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所以，我们首先要主动夺回本属于我们而被剥夺的自由，不仅仅是经济的权利，还包括政治、文化权利，首先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事实证明，我们已经收复的一点点自由，从来不是官方主动放弃和明令退还的），重建并壮大民间社会，如刘晓波所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