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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当局将二零零八年奥运会和二零一零年世博会当作“政府公关的重头戏”，以举国之力筹办奥运会和世博会，使这两个活动的规模和奢华程度都超越了此前任何国家举办的同类盛会。然而，令中共当局意料不到的是，据《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全球民众近年来对中国的正面评价持续下降，已经跌落到四成以下，换言之，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人已经占六成以上。
为什么花团锦簇迎接全球宾客，居然出现此种逆反的结果？中共当局并没有就此反省自身制度性缺陷，比如，中国生产的各种有毒食品，祸害国内民众、倾销海外市场、甚至引发全球恐慌，其根源何在？讳疾忌医者必然掩耳盗铃，这一负面结果激发了中共决策者“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斗志，不惜投入巨资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提升“软实力”，输出“中国价值”。然而，这样的努力能如愿以偿吗？
烧钞票就能输出价值吗？
从二零零年九年二月起，中共当局全面启动“国家公关战略”，计划耗资四百五十亿人民币，推动中国的几大媒体——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等向海外发展，面对西方主流社会，制作各种不同语言之版本，不以盈利为目的，力图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同时，外交部将公共关系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清华、北外等高校也都成立专门机构以推动相关研究。
然而，花了钱，就能让世界认同中国吗？二零零九年七月，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在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更有力地影响世界。”说白了，言下之意就是：即便用烧钞票的办法，也要烧出红红火火的“中国热”来。这样的论述不禁让人想起另一个宣传部长戈培尔。
戈培尔认为，国家的强大是第一位的，宣传机构、文化领域都必须围绕这一目标展开工作。第三帝国的强大，除了有伟大的元首、纳粹的意识形态、快速增长的经济、领先的武器、战无不胜的军队之外，还要有先进的宣传手段和庞大的宣传队伍。希特勒和戈培尔堪称宣传大师，当西方民主国家尚未意识到广播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就充分使用这一新兴技术对民众洗脑和攻心。纳粹政府以补贴的方式，促使家家户户都在厨房里安装了收音机，使得普通老百姓即便是在家庭聚餐的时候，都得毕恭毕敬地聆听希特勒的演讲和纳粹政府的公告。
希特勒和戈培尔同样相当重视对外之宣传，他们找来才华横溢的女导演里芬斯塔尔拍摄宣传片，让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众被第三帝国的强大与辉煌所折服。戈培尔说，他领导的是一支没有携带武器的军队，这支军队的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纳粹德国在发动战争之前，就已经在各国政客和文化名流中寻找同情与倾向纳粹的人士，或以重金收买，或邀请他们到德国访问并给予高规格接待，最终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一支庞大的吹鼓手队伍。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逐渐曝光于天下之后，居然还有不少西方民主国家的名流为之辩护和粉饰。可见纳粹的外宣工作做得多么细致和深入。
纳粹帝国灰飞烟灭六十多年之后，中共成了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徒子徒孙，而今天中共的宣传部长刘云山亦堪称戈培尔之“升技版”。这个受教育程度有限、思维僵化、品位低劣的官僚，执掌宣传部部长大印之后，变本加厉地禁书、打压媒体、管制互联网、钳制舆论，禁止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和出版作品的作家和学者的“黑名单”愈来愈长。另一方面，他将宣传部的魔爪伸向海外，正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既然中共财大气粗了，中国的声音就必须被全世界倾听，中国的价值就必须被全世界接受。
那么，中国输出的是究竟什么价值呢？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中国虽然比昔日的纳粹德国更加富有，却并没有一套如同纳粹主义那样的自圆其说的意识形态。不仅全世界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国内的独立知识分子，就是中共领导人自己，也搞不清楚今天中国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当红太阳日渐沉没之际，从孔夫子到黄帝炎帝，以及少林方丈释永信、台湾和尚星云、道士李一、神医张悟本、成功学楷模唐骏、文化大师余秋雨，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场”，忽悠三教九流，折射世道人心。今日中国社会价值、道德、伦理之混乱，可谓亘古未有。连官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此一事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公共外交研究室主任周庆安指出：“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改革了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稳定的价值观。”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显然已经成为连官方都觉得是拿不出手的“价值”。所以，王储习近平才会堂而皇之地将“不输出革命”当作中国对当今世界的一大贡献。那么，除了革命之外，除了人民币之外，中国还有什么值得输出的东西呢？“中国模式”如何才能被其他国家所“翻版”呢？要“翻版”，首先就得透彻地了解“原版”为何物：今天的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是极权主义，还是后极权主义？是威权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结合呢？
一言以蔽之，如今中国奉行是一套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最生动形象的概括莫如幽默的四川人邓小平之“摸猫论”（“摸着石头过河”与“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种牺牲人权、违背民主、破坏环境、践踏公义、蔑视道德的发展模式，虽然让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达二十年的飞速发展，但这种饮鸩止渴的模式难道可以长期持续下去吗？中国的御用媒体煞有介事地批评美国人高能耗的生活的方式，说假如全世界的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地球早就崩溃了；那么，难道中国“崛起”的方式，就是一条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可以效仿的“第三条道路”吗？
没有言论自由，哪来“软实力”？
所谓“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中共昔日对亚非拉若干穷国“输出革命”，如今却对它们如天女散花般地“输出人民币”。当然，人民币从来不是白白给的，中共的目的与意图一目了然：或是为了让对方在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支持中国，或是为了控制这些国家的能源和资源，或是为了打压台湾和达赖喇嘛等“敌对势力”的国际空间。
然而，中共却发现，它自己奉行的“有奶便是娘”、“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原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备的铁律。中国到处传授发展经济的经验，真心诚意地向中国学习者却寥寥无几。荷包鼓鼓的暴发户虽然能够吸引不少趋炎附势者，却不能换取到广泛而真诚的尊重。而要想获得别国发自内心的尊重，必须还要有“软实力”。
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教授宣称：“当前中国亟需一个巨大的转变，即文化实力的积累和张扬。但目前的情况却是，中国的软实力落后于硬实力的发展。中国在持续多年GDP的两位数增长后，需要认真考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真正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砚农亦指出：“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发展趋势之下，中国需要积极向外界传播发展成就和对国际发展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外的‘负面影响’，也是因为软实力不够所致。为此有必要重视国家形象的塑造。”这些端着官方饭碗的学者看到了中国缺乏真正的“软实力”的现实，却不敢揭示中国的软实力与经济实力不同步、甚至成反比的根本原因乃是独裁制度对人性的戕害。
在那些政治民主、经济发达、国民幸福度较高的西方国家，都有各自值得称道的“国家价值”。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美国是“创新”，日本是“品质”，德国是“完美”，意大利是“吸引力”，法国是“时尚”，瑞士是“精确性”。在这些互相竞争的“国家价值”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因素，是国民的基本人权有切实的保障，国民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得到全面的尊重，国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亦得以充分的发挥。
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民众连最起码的言论自由都阙如。最近接连发生的几起事件足以表明中国民众言论自由状况的急剧恶化：其一，江苏邳州三名教师被公安机关拘留，罪名是在网上发帖批评教育系统的领导和揭露教育部门官员的腐败。当地的官员欲以“诽谤罪”对三名教师治罪，又不愿通过上一级检察院和法院的审批程序，干脆命令警方以行政处罚的手段来制裁之。舆论认为，这是因言获罪的“新动态”，这“将是一场公民权利的灾难”。其二，独立作家谢朝平自费印刷描述库区移民真相的报告文学《大迁徙》，陕西渭南警方远赴北京将其抓捕。陕西警察和北京警察敲门抓人的时候，居然心虚到谎称是“人口普查员”，这不是公然破坏“人口普查”这一“国家大事”吗？虽然在网络民意的压力之下，谢朝平本人被不予起诉，但印刷其著作的印刷工人却接着遭到抓捕。这种“连坐”的惩罚模式，让人“梦回”文字狱盛极一时的“大清王朝”。其三，一向感言的《财经》杂志，因报道保安公司参与暴力截防之内幕，多名北京刑警上门围堵，试图将采写该报道的记者带走。看到警方来势汹汹，他们悄悄地将记者转移，而刑警居然死守在办公室，号称见不到作者绝不离开。这是一出新的“编辑部的故事”，故事情节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珲春空难之后，命令架走记者的当地警方负责人后来自称是“粗人”，而这一次首善之区的这群警察，虽没有自称“粗人”，做的却是相识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粗事”。
由此可见，一个缺乏基本的言论自由的国家，一个法治不被尊重和信仰的国家，其国民只能生活在恐惧战兢之中，他们的心灵遭到禁锢，他们的良知遭到扭曲，他们在文化创新和科学发明等方面自然裹足不前。不是中国人不够勤劳、不够聪明，而是中国人的绝大多数的劳动成果都被专制制度的黑洞所吞噬，中国人才无奈地、甚至无赖地生活在一个既没有公义和没有慈爱的社会当中。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连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都不能践行的国家，又如何打造“软实力”并“输出价值”呢？
谁是中国的形象大使？
既然自己都说不出中国究竟可以输出什么样的价值，中共的“外宣”计划就只能诉诸于塑造感性的“国家形象”。近日，北京高调启动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制作，包括长达三十秒的《人物篇》广告短片，以及十五分钟的《角度篇》专题长片。前者将由国务院新闻办投入巨资，计划在中共建政六十一周年前夕，在国际主流媒体上播出。《人物篇》的宣传文案透露：“选取一些拥有相当国际知名度的中华儿女……借助他们各自的公众形象和个人魅力”，代表“当代中国、当代精神”。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主创人员只能玄之又玄地说，原来中国给人以“温柔敦厚”的印象，而现在则要表现出一种“从容淡定”的新品格来。
在这张精心选择的五十个名人的名单当中，有体育明星姚明、邓亚萍、郎平，文艺界明星朗朗、宋祖英、谭盾、吴宇森、甄子丹，宇航员杨利伟，水稻专家袁隆平，以及互联网新贵马云、丁磊、李彦宏等人。据主创人员透露，这五十个人为了宣传国家形象，全部都是“零片酬”，所以该片“制作成本并不高”。
在国家形象的宏大主旨下，虽有杰出人士的倾情投入，但这样一场接近“举国奥运”、“举国世博”的努力还是在引发惊呼的同时，激发了媒体和公众的讨论。有人提出，邀请尚未脱离负面舆论影响的电影人物入列精英群像，而不采用有突出贡献的普通公众人物，是否难以服众。而更尖锐的追问是：这些人的“代表性”从何而来？连《中国新闻周刊》也在一篇封面文章中发出追问：“国家机关、知名策划、顶级团队、社会精英，这能为世界展示一个更清晰、更当下的‘中国形象’吗？”
对此，该片的总导演高小龙辩解说，选择杰出人物作为主要出演者，符合宣传国家形象广告片的特征。不介绍普通中国人的原因，是“担心他们在镜头前可能表现不生动”。他强调：“毕竟我们拍摄的是一部国家形象的宣传片，而不是纪录片。”至于普通的中国人为什么在镜头面前“表现不生动”，他却不愿深究：难道不正是长期的专制压迫，让大多数中国人“难得一笑”吗？
另一方面，这些“中国的形象大使”中有不少人一点也不“中国”。正如韩寒讽刺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中的演员大半是白求恩式的“外国人”一样，中国的第一部国家形象片的主演，也有不少是“外国人”，或者至少是手持欧美国家绿卡的“准外国人”。面对媒体的质疑，承担这一“重大政治任务”的上海灵狮广告公司董事长沈赞臣回答说：“我们偏重于考虑这些人在世界上都比较‘眼熟’，外国人看到他能想到中国。”
这种解释让人啼笑皆非。在十三亿名副其实的中国人当中，难道就找不出五十个如假包换的“中国人”来吗？如果说“眼熟”是首要标准，那么奥巴马内阁中的华人部长骆家辉、朱棣文岂不更加让全球观众“眼熟”？能够特邀他们来出镜吗？骆朱二人都是在美国长大，认同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效忠于美国的美国人。除了长着一副亚洲人的面孔之外，他们跟中国产党的党文化和中国的国家价值毫无二致，甚至还存在着相当尖锐的冲突。
我不禁深刻地怀疑：这五十个人真能将“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国价值”呈现出来吗？比如，大导演吴宇森虽然出生在广州，但他五岁时便移居香港。如果不是浸淫于香港自由和多元的文化氛围之中，他能成为一名独具风格的电影导演吗？九十年代吴宇森闯荡好莱坞，得以更上一层楼，成为一名世界级电影导演，他更是获益于好莱坞“浪花淘尽英雄”的竞争机制。由此可见，吴宇森的成功跟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的社会机制和文化结构毫无关系。
那么，吴宇森为何如此热衷于在《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等中共的主旋律电影中担任“跑龙套”的角色，甚至无偿参加这部国家形象宣传片之《人物篇》的“义务”出演呢？这不表明吴宇森有多么爱党爱国，或者认同“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肥皂泡，仅仅是因为他深知中国大陆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电影票房市场，他试图通过类似的活动，跟大陆官方搞好关系。这不过是在商言商、一本万利的策略而已。
中国的精英阶层普遍都不相信存在一种可以向全球输出的“中国价值”，他们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透露，近二十年来，中国有数十万精英人才移居西方国家。少数回流的“海归”，也只是看中在当下中国的乱局中赚钱的机会，将家人都安置在国外，自己暂时回来“裸居”一阵而已。《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张涛在讽刺说：“淘金淘银无需国界，爱惜个人的羽毛也无可厚非，但非要腆着脸打出‘建设祖国’的旗号，而与此同时口袋里装着在星条旗下宣誓后拿到的护照，这种拙劣的包装就太不厚道了。”在这群中国的“形象大使”中，此类人士占了多大的比例？有兴趣者不妨一一研究，就可以发现这部被誉为“中国的名片”的宣传片，从头到尾都是一件赝品。
中共当局与其耗费巨资从事“打造中国形象、输出中国价值”的无用功，不如将从民众那里掠夺而来的言论自由权和其他基本人权归回给民众。如此，不必浪费一分一毫，中国的“软实力”就会有“飞龙在天”般的提升，中国也才有可能逐渐孕育和生长出一套活力四射、荣己益人、恒久稳定的价值系统来。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 旧金山至华盛顿之旅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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