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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温家宝先生的深圳之行在民间引发的这场激烈的政治辩论，大概连这个事件本身的始作俑者都是始料未及的，这样的政治辩论是非常有价值的，它充分地暴露了我们头脑中间长期以来潜在的许多问题，我认为，首当其冲的一点就是：今天的人们并没有从1989年的那场流血事件中吸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草率的介入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是非常危险的，那是一片我们无法去掌控的领域：第一，我们对党内高层的决策过程及其权力运作真相一无所知，因此，随意去给某些党的核心领导人贴“保守”或“改革”、“左”或“右”的政治标签，这是不妥当的。事实上，从核心领导人的只言片语中解读未来中国政治的走向，这是低阶位的党的官僚们所要考虑的东西，而不是独立的反对派知识份子应该着重去分析和研究的对象；第二，公开宣称支持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党内开明一翼的结果，除了给党内保守势力反对他们提供一个心理上的借口，不会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第三，将我们的精力过多集中在党内高层的权力角逐和思想动态层面，只会无形之中削弱知识份子自身所应当持有的批判立场和独立性。
如何看待来自党内高层传来的“政治改革”话语？我的看法是：将体制的东西留给现存的那个体制，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如何立足自身，拓展独立的政治生存空间。
（一）“政治改革”的困局
由党领导的“政治改革”应该是一幅什么样的政治图景？我认为，存在一条总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必须打破共产党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如果不是以这条原则作为政治改革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那么，任何新一轮的改革都是为下一轮政治迫害和新的奴役作铺垫，并且，没有任何人可以确保下一轮的政治迫害和奴役的程度会比之前来的要轻。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那场有限的党内改革运动，毫无疑问，那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比如，私有财产的合法化，认同市场经济的价值，较为宽松的言论和学术环境，废除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等等。与此同时，我们现在也能清楚的看到这场有限改革的局限性，那就是所有改革意向都是在党领导和控制的范围之下进行，都必须限制在臭名昭著的“四条原则”的框架之内，在我看来，此前的改革与此后的镇压有它自身内在的逻辑关联，即：只要不是以终结共产党的政治垄断为前提的任何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不可能保证新的政治迫害不会发生，这种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要么，流于表面和形式，要么，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作用，反过来促成新一轮的政治迫害。
因此，并非所有的来自政府的政治改革都是值得人们去肯定的，如何评估共产党的“政治改革”？哪些举措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这是值得人们认真反思和探讨的一个问题。为了缓解整个社会的不满情绪，并不排除共产党在某些方面作出有限制的妥协和让步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如何去看待这种党主导下的“有限改革”？举一个例子说明，假设共产党在未来某一天放宽对流亡异议人士的入境限制，只要那些流亡海外的政治反对派在一个悔过声明书上签字，就可以回国探亲定居，甚至还可以藉此获得高阶的政府职位，无疑，对于共产党来说，这是一种开明、开放的政治姿态，一种改革和让步，但是这种“改革”的目的仅仅是强化党的领导权和合法性，我们是否值得为这样一个改革举措去做无意义的政治辩论？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异议人士一旦进入现行体制，对待反对运动的态度是否就比共产党人仁慈？这同样是难以预测的，问题出在体制而非具有真实面目的个人。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假设。）
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是什么？我认为，问题并不复杂，关键不在于需要共产党主动去做些什么事情，而在于它不再去做什么事情。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主要就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彻底放弃文化审查制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言论和新闻自由；第二，开放“党禁”，允许体制外自由组党。前者，打破极权主义对意识形态和对真理的所有权和解释权，让权力走下神坛接受监督；后者，则打破共产党作为永久持政党这一命题，使权力垄断变得不可能成为可能。事实上，无论这两者哪一方面的实质性改革，都会导致这个高度组织化的极权主义国家在倾刻间解体，“改革者走上自我覆灭的道路” ，除此之外，任何玩弄所谓“政治改革”话语权或者不触及根本的政治行动最终都会导向一场政治欺骗。换句话说，对于那些致力于“政治改革”的共产党改革家而言，必须充分做好这个极权主义组织解体的心理准备，我认为，故意隐瞒或否认这一点是不诚实的表现，同时也是对未来政治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相信这个制度会主动通过“政治改革”来达到它的自我毁灭，也是心存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政治反对派的意义
存在一个问题，在目前的政治语境下，我们自身的定位是什么？是通过我们富有成效的工作和社会的整体推动来促使党内开明一翼主动推进这种政治改革？还是立足于坚持自身的独立和自主性，成为一个不存在等级秩序的、没有既定模式的自由人们相互促进和相互支撑的舆论平台，更进一步地，着手去建设一个反极权的民主的反对派？我认为，作这种政治区分是很重要的，它将决定今后的持异议者运动的基本方向。
很显然，党内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出于同样的原因，这种来自党的内部分歧从来不会导致这个党走向分裂，因为它的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党性原则在发挥作用，今天，这种凝合剂可能已经不再是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更多的体现在利益的共同分享、制度的惯性和其他方面。我认为，无论如何，过分夸大这种差异存在的意义是没有任何现实依据的。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党内开明力量是可能存在的，他们在维持这个党的整体利益的同时，在对待来自民间和党内对权威的局部挑战时，有可能放弃传统的专政手段，转而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来应对，这是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政治状况。
总的来讲，我们对党内派别的内幕和分布情况毫无所知，对于政治局势的分析往往取决于我们自身的主观臆断和想象力，这是不足以作为决策依据的。我认为，只有在独立的社会反对运动能够真正与党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达成相持局面的情况下，为了促成某种政治上的谅解和妥协，党内开明一翼才有可能体现出它们的价值。而在目前的政治结构中，毫无原则的支持这种力量，无异于是倒向整个体制阵营的投降主义策略，是盲目乐观和内在虚弱的表现，最终只会导致异议运动的自主和独立性的丧失。
“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于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们的行为便是一个有意义的起点。”“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来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借此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押宝。”崔卫平在《谁是亚当—米奇尼克？》一文中这样写道。我认为，这些经典的句子对于每一个致力于中国民主事业的人而言，都应该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不断地调适自己的政治立场，不能一以贯之，不能以身作则，并非是一种政治上灵活和务实的态度，恰恰相反，只是人们头脑中机会主义、缺乏立场和原则作祟的外在表现。
如何看待我们自身存在的意义，借用一个并非古老的故事：一个林昭式的人物的存在对于权力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她提示权力和屈从于这种权力的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权力的根基在哪里？它的来源是什么？一个拒绝与权力进行合作的林昭，无论是继续活着，还是被监禁起来，被执行枪决，都会对由权力异化和统治的荒谬世界构成深远而持久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在权力眼中，政治反对派份子们的一纸“悔过声明”会被当成一项如此重要和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对待，也是我们不能在那上面署下自己名字的原因。当然，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之所以这样去做的理由已经远远不止这些，它是我们希望生活得有尊严的一个小小的企盼，同时也是他们忠诚于自我和对这个世界承担起责任的确凿证据之所在。
之所以再次强调独立的政治反对派的意义，不是因为它已经很强大，而是因为它必须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之所以要强调政治反对派的独立性，原因恰恰在于因为它的不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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