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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前一周，被当局监禁的中国知名异议人士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引发关于“刘晓波现象”对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进程可能产生什么影响的评议。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内部推动政改的力量会因此受挫，从而延缓民主化进程，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政改目前仍未进入“主流”议题范畴，刘晓波获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现代化难有实际影响。
“影响有限”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亚洲问题专家布朗（Kerry Brown）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表示，刘晓波获奖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的整体影响并不大；中国政体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会因为刘晓波获诺贝尔奖而有长足进展。
不过，他称这件事还是令中国“政坛精英”难堪，对长时间受排挤的中国国内外异议群体是极大的鼓舞，意义重大；也可能促使欧美在敦促北京不要因言治罪方面态度更坚决。
香港大学的丁学良教授认为，中长期而言刘晓波获奖对中国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更多起到正面推动的作用，但就目前而言，当局是希望把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
中国政府的反应一开始就很强硬，指斥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把和平奖发给中国的“囚犯”，对中国大不敬，甚至危及中国和挪威的双边关系。
中国媒体在报道上先是谨慎处理，在国际版试探性的低调报道奖项归属消息；有些媒体连新华社发布的外交部对此的严厉反应都不转发；有的媒体为了避免诺奖系列出现和平奖“空缺”，干脆把诺贝尔奖专题全部拿掉。
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告诉BBC中文网，中国官方其实要传递的信息是“我们权当这事从未发生”，“这充其量是西方的又一次挑衅，不必过于理会。”
不过，近日新华社开始引述国际人士对诺贝尔奖本身的沿革的负面评论，比如挪威法学家赫夫迈尔称给刘晓波颁奖违背了诺贝尔和平奖设立时奖励“和平”与“裁军”的初衷，以及俄罗斯政治观察家特洛伊茨基关于诺贝尔和平奖被政治化，沦为西方政治工具的言论。
布朗解读，中国外交部的强烈反应，以及官方媒体的言论，表明它感到受了伤害，而刘晓波获奖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中国执政者高压遏制政治异己折射出体制的虚弱。
“自己失策”
他说，在被逮捕和判刑之前，刘晓波在今日中国并非家喻户晓，只是有限的群体，以及维稳当局知道他。现在他获得如此高的国际荣誉，中共当局或许要检讨一下自身的傲慢、自以为占领了道德高地而严厉排斥政治异己的做法。
他说，能干的经济学家并不一定是知识精英、道德表率、精神领袖，或者有韬略有智慧的政治领袖。在这种情况下，谦虚很重要；希望刘晓波获奖对中共领导人的行为改变能起一定推动作用。
很显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活在中国境内的诺贝尔奖得主是个因言论被投入监狱的学者，这已经写入了中国历史，难以更改，无法删除。
布朗认为，中国领导人对此可以把它归入西方反华阴谋，不予理睬，或者坚决反击，或者以此为契机作一番反思，如何加速推进政治体制现代化。
那么事态将会如何发展？
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告诉BBC中文网，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将凸现中国政坛各派系的明争暗斗，但“刘晓波现象”不会成为会议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话题，也不会成为派系角力中的武器。
他说，角力的两大阵营是所谓的团派势力和“太子党”，而它们都属于保守力量，互相不大可能利用刘晓波获诺贝尔奖来做文章；中共体制内唯一比较开明、温和，相对而言比较能接受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的，就是总理温家宝，但他既不是团派也不是太子党，没有派系基础。
他说，事实表明刘晓波现象会使中共条件反射，变得更强硬，更保守。
他认为这种情况至少在2012年中国十八大之前不会改变；第五代领导人上台后，或许情况会有所改变，但希望并不大。
“大趋势”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布朗认为，把刘晓波获奖这件事放在中国建立现代化政治体制的大背景里来看，关键问题是中国当权者对政治异见的态度是否会改变。
他说，中共可以选择继续打压政治异己，把异议人士关进监狱，并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反弹；或者，它也可以选择更包容的做法。
中国体制内目前有不同的声音，政治改革也是辩论话题之一，但博弈的胜负目前很难判断。
布朗认为中国可能会类似台湾1980年代的政治环境变化，当局对政治异见的宽容程度一点一点地逐步扩大，直到最终允许反对党的出现和竞争。
但他补充说，这是个远景。政改不会提上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议程，甚至连是否上得了十八大议程都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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