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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崇义 杨恒均
【杨恒均：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是我的博士导师。这些年，每当遇到一些复杂的国际国内问题，我都会找机会向他请教。这次十一长假，我在澳洲悉尼又和冯博士就温家宝讲话、刘晓波获奖以及中国和解进行了几次交流，现整理部分对话内容如下】
杨恒均：冯老师，你以前写过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温家宝是至今不知道天命的好人》，从而还得了一个“挺温派”的名号，我想知道，最近短短两个月不到，温总理先后七次放言政改，而且一次比一次急迫，从“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到风雨无阻至死方休“，连“死”的决心都有了，在你看来，是不是温总理已经“知天命”了？
冯崇义：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2007年2月发表的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温家宝对普世价值作了解释：“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他在同年全国人大会上答记者问时，以中国总理的名义再次重申：“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今年，他在纪念深圳成立三十周年时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2010年9月23日温家宝接受CNN栏目主持人Zakaria专访时说：“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可以这样说，温家宝向往民主的一系列言论，其高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胡耀邦、赵紫阳的中共民主派领袖在位时的言论。
杨恒均：这一系列很有高度也有深度的言论正好就是“批温派”的理由，因为言论的深度再深，高度再高，也只不过是“言论”啊，没有行动的言论，能走多远？过去几年，我们先后合写了《明年起步，三年完成宪政大业》、《中共的命运和胡温的使命》，意在敦促胡温两位领导人抓住最后的机会，也为他们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与宪政民主转型的可行之路，但好像他们没有看到我们的文章啊，或者，他们假装没有看到。你咋看言论与行动之间的关系？
冯崇义：行动固然重要，但言论也不一定不重要，从学理上说，言论本身就是行动，英文里有一个专门名词“speech act”。中国大陆像你这样以互联网为阵地，自由言说本身就是最有力的一种行动。处在温家宝那个位置上，不断放言大谈民主和普世价值，当然是重大的政治行动。爱因斯坦说，你不能在造成了那些问题的同一思想层级去寻找解决那些问题的办法。中国的问题很多，如果不从宪政制度的层面解决问题，将是寸步难行。温家宝最近的一系列讲话，都直指核心问题。
中国的专制制度很强大也很可怕，当初胡耀邦与赵紫阳刚刚一冒头，就被赶下了台，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们两位至少在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上，并没有温家宝讲得透彻。可这个体制在本质上没有变，温家宝也只不过是第二把手或第三把手，发表出位言论要面对整个体制。这就说明，他讲那些话本身也是冒了极大风险的。所以，正如你所说，他短短一个多月里，两次用了“死”来明志（“死路一条”与“至死方休”）。
杨恒均：我想对比一下温家宝所处的今天与胡耀邦、赵紫阳所在的昨天有什么不同之处，这个可以用我的三篇文章来总结。在《未来不是用来推测，而是用来创造》的，我写了所谓七十年大限的理论，实际上是说，现在没有强人了，没有随时敢用枪杆子镇压老百姓的强人；其次，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b>《世界开始对中国说“不”》的博文里，提到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一意孤行的专制国家越来越不利；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民众素质的提高，公民意识的觉醒，关于这方面，我写了不止一篇文章。
冯崇义：有道理，其实，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温家宝与以前的胡、赵在谈政改时的外界反应，当时不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谈话稍微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根本没有走到“普世价值”这个层级，党内外反对的声音立即响起来，最后两位为此而被那些思想僵化的老朽搬倒。可你看看温家宝，尤其是最近两个月，连续六七次讲了政治体制改革与普世价值，党内一片沉寂不说，未来新一代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本来应该明哲保身，蒙闷声等接班，可他偏要抛出一句“权为民所赋”，这可是党内高级领导人第一次说这个话，要知道，上一次说类似这句话的是朱厚泽，他说“权为民所授”，他为这句话付出了代价……
杨恒均：这个我也注意到了，我对习近平有好感，可能和他父亲有关，不过，去查一下就发现，连他父亲也没有说出过“权为民所赋”的句子。你刚才说到，温家宝连续喊话，党内一片沉默，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冯崇义：当然不是坏事，这不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就是世界共产党国家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个与民主自由格格不入的党，什么时候允许一位自己的高级领导人在那里连续放话，而不群起而攻之，甚至灭了他的？也难怪“批温派”认为他和胡锦涛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是暗中开会商量好台词的，因为不这样说，你没法解释啊。今年春天以来，虽然主流媒体都不全面报道温家宝的“出格言论”或“出位言论”，可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媒体出来针对他。这个现象说明什么？这很可能说明世道人心在变，很可能说明中共高层终于明白固有的一党专政体制不应、也不能死守下去，要寻找现实可行、符合天理人心的出路。
杨恒均：这个我们其实早在以前的合写的文章中都解释过了。专制不是“中国特色”，因为西方也经历过长期的专制；自由民主不是“西方价值”，因为自由民主早就是绝大多数亚洲人、非洲人坚定不移的价值。自由民主与法治是历史的大趋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保持沉默的高级领导人，不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加上民众的普遍觉醒，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不批温家宝可能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他们默默认同，二是他们不认同，但也不敢批，这个时候批温家宝，会把民间彻底搅动起来，最后失去控制。
冯崇义：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个很重要，民主宪政的观念也渐渐深入人心。这次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意义远远大于一位在监狱里的异议分子个人得到了世间至高无上的荣誉。顶住压力将诺奖授予晓波获，不仅标明西方下决心与中共的专制力量正面对抗，而是整个西方看到了中国国内力量的对比，看到了民主宪政的希望，看到了《零八宪章》的实际操作意义，才会有今天。如果真说到诺贝尔和平奖，其实，在这之前的多少民主先贤都应该得到？他们和当年的那些外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相比，对人类和平与民主的贡献，绝对不会逊色。
杨恒均：经过你这么一说，我都感觉到了信心，不过，路在哪里？具体可以操作的可行的路在哪里？
冯崇义：路当然在脚下，路就在那里，就在我们脚下。我们多年来所念兹在兹、不断宣示的政治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在中国通过朝野和解来实现宪政民主。宪政民主这一政治目标已被越来越多的朝野人士所认同，和解这一政治手段也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几天前，《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刘晓波成为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人以和平手段追求宪政目标的巨大奖赏，难怪身居全球的中华儿女都欢腾雀跃。
刘晓波得诺奖和温总理谈政改，这是时下最鼓舞人心的政治话题。将这两件事儿连在一起，所展现出来的是中国朝野互动的一线生机，中华民族展现“和解的智慧”，刻不容缓。世人对刘晓波得诺奖和温总理谈政改的热议，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民主力量对专制力量的绝对优势。新的力量对比也正在改变利益格局，“既得利益集团”政治上虚幻的安全感和保护网都在消失而随时化为云烟。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认识到生命财产的真正保护网是宪政民主这种政治法律框架。
杨恒均：和解，和解，我知道这是老师你早在多年前就提出的政治主张。但以我行走体制内外、穿梭中外的经验来看，和解谈何容易啊，而且，刻不容缓，每过一天，和解的希望就少了一点……
冯崇义：朝野对民主自由的呼吁，力量的对比使得和解成为可能，但只仅仅是“可能”而已，真正要达成和解，走出困境，需要的是智慧——和解的政治智慧。戈尔巴乔夫、蒋经国、曼德拉等人炼成真正的政治伟人，都始于以天下苍生为念、不忍看到生灵涂炭、不忍因为政治见解不同而迫害同胞。
这些年，我们看到， 社会对专制政治的抗争正在逼近临界点。中共领导层必须在民间政治抗争到达临界点之前，采取果敢的行动，通过朝野互动来化解矛盾、掌握民主政治转型的主动权。
专制集团只是党内的一批人，党内还有象温家宝一样向往民主的一批人。党不能继续被专制集团劫持，就因为“坚守专制”正在造成世界对中共“说不”、全国人民对中共“说不”，甚至连党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以沉默的方式对利益集团说“不”。
中共政权不能以武力与世界对抗，也决不可能以武力解决国内的“人民内部矛盾”。——胡锦涛最近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自然使人想起毛泽东1957那一次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但胡锦涛没有象毛泽东那样同时谈“敌我矛盾”，不再毫无法律依据地随意将人民当成敌人。转变观念，认同普世价值，放手一搏，以和平方式向宪政民主转型，中共甚至可以转危为安，中华民族也可化险为夷。
朝野和解、和平实现民主转型，才是中华民族的突围之道。中国的未来，必须由理性温和力量的主导来实现和平变革，必须全力争取理性温和力量的胜利，而不能听任专制的对极端势将中国推入万劫不复、玉石俱焚的深渊。理性温和力量必须联手击溃死守专制秩序的心理防线，中华民族才能有出路。理性温和力量掌握了主动变革、民主转型的主动权，就能够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合情合理地解决重大问题、形成多方共赢的格局和共识。只有专制社会本身的溃败和极端势力的暴力，才会将中国推向大动乱和大分裂。必须立即克服1989年以来左右中国政局、阻碍中华民族进步的“政治改革恐惧症”与“民主恐惧症”。
杨恒均：讲得好，我又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记得你在一次演讲中，对你提出的和解做了一些解释与辩解，你说和解不是怯懦……
冯崇义：和解不是怯懦，和解才是可行之道，还有就是我强调的，和解高于正义，因为正义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我这里说的和解，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意在打破对暴力的迷信，特别是对国家暴力的迷信。也就是以和平的手段告别仇仇相报、以暴易暴的千年轮回，争取以最小的成本及最低的代价，换取中国的进步与和谐。
现在中国民间的和解理念与力量均已出现，遗憾的是官府为种种偏见所蒙蔽、远远堂乎其后。就民间而言，和解以真相和正义为基础，但和解比正义更高一个层次。正义当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但正义之上还有仁爱和慈悲；仁爱之上还有天下为公、推己及人的道。 所以古人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在古代中国的真正士人那里，就已经认定“道高于君” ，而且将 “闻道”和“得道” 视为最高境界。当代中国的道，便是政治和解与宪政民主；当代中国的“仁政”，也就是政治和解与宪政民主。既然“士志于道”，我们作为自由主义学人，热望能早日在中国实现政治和解与宪政民主，使得在宪政民主的政治法律制度之下，每一个人的尊严都受到尊重，每一人的生命和权利都受到保护。而实现和解，最关键的是掌握刀枪的人翻然悔悟、“放下屠刀”。
杨恒均：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更希望北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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