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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3日，刘晓波先生在法庭上宣读了他最后的陈述，叫“我没有敌人”。 他说，中共政权的“敌人意识”把他再次推上被告席，但他并不仇恨监控过他，捉捕过他，审讯过他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他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他希望他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不再有人因言获罪。两天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这篇“我没有敌人”的陈述，受到一些海内外民运人士的严厉批评，但也受到不少赞扬和感动。昝爱宗认为，刘晓波虽然不是基督徒，但却像耶稣一样背上了人类罪恶和苦难的十字架，他承受的不是一个人的苦难，背负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背负的重担。施化认为，刘晓波尝试以一夫之力，跳出非友即敌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迷思，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正确的。
昝爱宗和施化的看法都有道理。我也以为，刘晓波先生是在试图寻找一种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的道路，并以此改变中国的专制统治。然而，这是一条非常、非常艰难的道路。谁都知道，用善意、用爱化解这个动辄用国家机器镇压异己，并极端仇恨普世价值的政权的敌意，用和平理性非暴力战胜专制，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看起来极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已经在其它国家屡次发生了。上个世纪中叶，印度的甘地通过和平理性非暴力，领导印度从英国统治下获得了独立。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波兰的团结工会也用和平理性非暴力，改变了波兰的专制政权。此外，还有捷克、蒙古等专制政权，都被那里的人民用非暴力手段改变。这些成功的实例，均为中国未来的和平转型树立了榜样。
然而，中国的案例要比印度，比波兰、捷克和蒙古复杂得多，中国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道路要坎坷得多。就在人们普遍悲观地认为，主张人权、民主和自由的国际社会为了同中共做生意，已经把身陷囹圄的中国的刘晓波们忘记的时候，挪威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刘晓波，表彰他和他的同伴们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精神。消息所到之处，人们无不为之激动。余英时先生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说，这是自六四血案以来，发生在中国的最最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尽管一些海内外的民运人士不赞同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的陈述，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赞同刘晓波获奖，并衷心地为他高兴。而刘晓波本人对获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奖应献给“六四亡魂”。至此，没有敌人的刘晓波，除了至今仍顽固不化把他当成敌人的中共政权外，真的没有敌人。
从刘晓波的母校北师大的校园，到北京地坛许志永们要聚餐庆祝的餐馆，从香港中联办，到台湾总统府，从美国，到德国，到法国，到日本，到挪威，到捷克，到联合国，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有人向他致敬。而且，几乎所有知道刘晓波仍被关押在狱的人，都要求中共放人。
财大气粗、颐指气使的胡锦涛政权，从来没有这样痛失颜面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孤独过。除了北朝鲜和委内瑞拉的亲密战友，几乎全世界都在向中共无视人权、迫害良知的劣行说“不！”其实，这就等于是对“要做生意就免谈人权”的中国模式说“不！”
胡锦涛政权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气急败坏过。中国外交部对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和挪威政府极尽警告、威胁和抗议之能事；中共宣传部和国新办封锁媒体和网站，删除排山倒海一样涌入互联网的有关刘晓波得奖的帖子；中国警察和公安则竭尽全力软禁、监控和拘押刘晓波的亲人、朋友、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
中共的这些表演，引来了中国民众的反弹和无数网民的冷嘲热讽。他们说，刘晓波就是中国的一面镜子，让全世界见识了独裁政权的丑恶嘴脸。他们还给刘晓波鼓劲儿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得奖就是中国人民得奖！中共俨然成了最大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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